湖南警察学院学报杂志省级期刊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通过振兴权利而振兴乡村,重点是发展农民的人权、产权、治权。在发展农民的人权上,就是要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在发展农民的产权上,就是要赋予和保障农民享有更加充分而完整的财产权利;在发展农民的治权上,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现代国家民主治理规则,用制度体系保证农民当家作主。

摘要：乡村自治,古已有之;村民自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地生根的有益探索。通过系统梳理乡村自治到村民自治的历史衍生脉络,以回应农村法治建设的时代召唤,发掘与重塑乡土文化传统与民间道德信仰;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力求探索推动村规民约走向合理化和规范化、构设农村案例指导制度的法治进路;努力发掘传统乡贤文化和“尚教化、重调解”的息讼传统,发挥乡贤能人和民间调解的作用,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最终实现法治、德治助力村民自治的一体两翼共同发展的治理路径的软着陆。

摘要：指出“小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而民族乡村更是我国深度贫困的症结之处。当前,我国需立足于民族乡村精准扶贫的乡土性、平等性及行政性的现状基础,明晰立法供给不足、权利保护激励不多及权力运行规制不够的法治阻碍,通过加大精准扶贫的立法保障、强化贫户权利的赋能机制及完善行政主体的权力规制的法治对策,以期实现民族乡村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之目的。

摘要：未知名尸体案件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常因身源不明而久侦不破。未知名尸体案件侦查要素主要有痕迹、物品、生物检材和电磁信息痕迹等,未知名尸体案件侦查中的数据挖掘,包括痕迹物品类数据挖掘、生物检材类数据挖掘、电磁信息类数据挖掘。在充分认识和发挥数据挖掘在未知名尸体案件侦查中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数据挖掘在未知名尸体案件侦查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应通过严格执法和科学立法对其加以规范。

摘要：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对我国侦查合成作战的模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如何让数据在共享、交换、使用中产生新价值并服务于侦查破案已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现行侦查合成作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合成作战水平偏低、联动指挥能力欠缺、系统内部受约严重、合成考核效果欠佳,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侦查合成作战的整体效能。鉴于此,公安机关应紧跟大数据发展的潮流,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作战运行机制、构建精准化的数据管理模型、创建立体化的全息研判中心、创立动态化的合成考核机制等途径走出困境,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合成作战能力。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公布,标志着我国确立了新的监察制度,原职务犯罪侦查权转为监察机关的调查权。尽管调查权与侦查权的性质极为相似,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却无法适用于监察调查程序。律师介入监察调查程序是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需要。且律师介入监察调查程序有《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可以援用、有域外成功经验借鉴、有丰富的理论成果支撑。为此,应明确律师在监察调查程序中的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以及代为行使程序性救济权的权利。

摘要：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更新换代,基因检测的成本逐渐降低,商业化基因检测项目开始兴起,掀起一股商业化基因检测的热潮。与之相对的是,目前对商业化基因检测行业的法律规制却严重缺位。法律规制供给不足,可能引发受检者知情权与不知情权、个人自决权、隐私权和发展权受损等人权问题,并容易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现象。为此,应确立“单独保护”的立法模式,明确商业化基因检测的市场监管主体、准入制度、市场监督标准、市场主体义务、责任与救济机制等,实现促进科技发展和人权保护的平衡。

摘要：代购仿制药不仅涉及我国法律中的“假药”,更涉及我国药品专利权保护与专利强制许可问题。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国家有权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对药品专利权人实施强制许可。从理念上,我国应推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从制度上,我国应当扩大制度的适用主体,并且从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细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事由与程序,以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摘要：罗马法中军人的法律地位体现了罗马社会中军人群体的重要性。在罗马法中,军人的权利和义务与普通市民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授予军人部分私法上的特权,如对其军营特有产的保护、立遗嘱之特权以及婚姻特权;其二是对军人权利进行特别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军人的生产活动、结社权以及诉权的限制;其三是对军人制定了严格的军事刑法条款,即对军人犯罪行为进行严惩。通过对罗马法文本中的具体条文的分析,梳理军人在罗马法中的特殊权利与义务,有助于理解罗马法中军人的法律地位,并进一步揭示军人在罗马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罗马社会兴衰之间的关联。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试点的改革成果,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对H省C市试点的观察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还存在从宽阶段的单一性,从宽范围的局限性以及从宽幅度的不确定性等现实问题。从宽适用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传统诉讼构造的阻碍、实体真实主义的掣肘及法律依据的缺失。未来改革应着眼于: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从宽阶段、扩大其从宽的范围并限定其从宽的幅度。通过更完善的体系,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摘要：当前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当事人和解意愿不强,缺乏沟通渠道;办案机关调解资源有限,受制角色冲突;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不足,缺乏衔接机制等问题。而调解机制所具备的缓和对立、信息沟通、促成共识、规范监督、社会参与等价值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意义重大。根据域外经验和我国实践,刑事和解制度调解机制的构建方案应当包括调解主体的确定,调解方式的限定,调解范围的界定,调解程序的设置,保障措施的配置等。

摘要：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困惑,并进而引起的学术争议之一,就是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视野表明,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基础性前提。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质是追求罪刑法定之下的刑罚正义。与此相应,应当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间存在的位阶差距,罪刑相适应的实现应以罪刑法定为限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极大制约了法治理念的形成。因此,应该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延伸。

摘要：2018年4月12日,我国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正式联合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该管理规范是我国为应对自动驾驶汽车这一新兴事物而迈出的首要一步。基于此,身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风口的我们应当正确界定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具体所指,对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有所了解,并从法律监管、信息安全、责任分配、秩序维护等角度出发对关及自动驾驶技术安全问题进行思考。

摘要：随着道路交通管理发展创新要求和机动车管理精细化程度的日益提升,现行重点机动车辆及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监管方法与流程已经不能保障交通安全管理的基本需求,监管系统的运行效果不佳诱发各类交通安全隐患,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大交通事故频发,同时引起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通过引入管理过程全覆盖的建设思路、以互联网应用平台为载体,深度融合车辆管理与公安道路交通管理相关业务,基于交通安全需求设计重点机动车辆监管系统构架和功能设定,建立以重点机动车辆监管系统为核心的业务流程和运行模式,对于提升公安道路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中当事人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保管与退还乱象频发,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隐私权。分析背后原因,并比较刑事涉案财物保管与处置对策,从效益、高效、人性等角度考虑,在不改变公安机关现有办案流程的基础上,增加在笔录中记载当事人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信息这一项程序性流程,创设由看守机关保管符合移交条件的物品保管方式以及邮寄的处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