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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经历了最长时间的战火，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无论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实际贡献，还是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角度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具有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正如拉纳·米特所说：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

摘要：日本地域狭小，资源贫乏，自古就有着一股浓厚的大陆情结，力图用武力手段侵略和吞并朝鲜、中国等周边大陆国家。近代以来，日本朝野的一些“文人墨客”对中国采取文化渗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义上的设想、研究和论证，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文化渗透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化侵略，通过混淆是非的舆论宣传、肆无忌惮的情报收集、潜移默化的奴化教育、消弭意志的电影制作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削弱了中国军民的反战意志。

摘要：夏甄陶教授认为，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反思科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认识论研究领域，人们主要是从观察者的视角描述认识的过程和特点，而不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反思认识的过程、特点与它的难题。而认识论作为一种反思科学应该是认识者作为参与者在认识中的自我反思。于是认识论不是让认识者在主客体关系之外观察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让认识者从参与者的角度体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让认识者局限在改造客体的工具理性的框架中来认识世界。由此，人会获得关于世界的亲知知识，这种知识超出了人们用概念来概括规律意义上的知识。主客体关系中获得的知识是以亲知知识为基础的。

摘要：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其直接原因是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与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右倾错误；其间接原因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命题产生源自两个路向的政治逻辑：坚持实事求是、破除“苏俄化”的迷信教条；坚持思想统一，反对来自党内的分裂。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90多年奋斗史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基本环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理想社会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都有诸多契合之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摘要：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知本家”，他的伟大发现及其科学发现观源于雄厚的“知本”积累；马克思除了自身的伟大发现外，还有许多在他人发现之上的发现，填补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空白”，并为此付出了“知本”和毕生精力；马克思的发现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就要像马克思一样，用超脱一切私欲的崇高精神境界积累“知本”，在立意、创意、新意的结合上有所发现、创新，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执政成本是指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消耗掉的各种资源的总和，包括政党为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的成本、政党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的成本。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使用的全部物质性成本和精神性成本的总和。现阶段公务活动成本、干部培训成本、政府福利性支出成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物质性执政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控制意识形态的成本、主导社会舆论的成本、引领社会价值体系的成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性执政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的控制策略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摘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既是强军之魂，也是强国之要。必须注意向包括广大官兵在内的全社会宣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意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宣讲不仅要重视把握“军魂”的本质实质与历史必然性，也要注意在讲清“军魂”的制度规范与制度优越性上下功夫。前提是要讲清“为什么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增强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军事制度的自信。关键是要讲清“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人们对坚持中国特色重要民主政治制度的自信。最根本的是要讲清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意义，增强人们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信。

摘要：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列入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践中，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取得了可喜成效。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既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更需要较高的服务水平，其中，提升领导干部服务能力是关键。只有树立“服务至上”的理念、增强服务人民的本领、提高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应急回应能力、行政法治能力和增进人民福祉的能力，并从制度建设和考评机制方面，加强对领导干部服务能力提升的外部约束，才能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摘要：湖南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两个二元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破解任务繁重，必须立足区域实际，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城镇化核心，以提高城镇发展质量为关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根本，以“省管县、县辖市”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法人农场建设为基础，坚持“五个必须”，明确目标和重点任务，走具有区域特色、多元化的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破解之路。

摘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生态补偿式扶贫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潜力。对大湘西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初步测算表明，目前实施比较全面的生态补偿，在政府财力等方面还存在困难。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并举，公共投入与社会参与合作，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共同推进集中连片生态补偿式扶贫稳步发展。

摘要：从上市公司的具体数据及公司治理因素两方面分析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债务杠杆的影响，结果表明：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普遍较低，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没有达到一致，中国管理层持股的壁垒效应较为突出。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提高，管理层在公司的地位更加强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为了减少外部监管以及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层会降低公司的债务杠杆。但是在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内部的有效监管可以减缓这种管理层持股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壁垒效应，因此，上市公司的高水平治理对管理层有监督约束作用。

摘要：经验数据表明：我国的交通便捷度与市场一体化指数在显著提高，利用199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交通便捷度与市场一体化关系的实证模型，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分区域的实证结果中发现交通便捷度显著促进了我国区域市场一体化，同时交通便捷度的影响因子交通条件和交通效率显著促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因此，我国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尤其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协调好交通与市场的关系，从而推进我国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

摘要：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为基本特征和目的、体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方向的文明形态，生产方式的进步与变革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于经济建设之中，构建绿色生产方式，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形势、顺应国际发展潮流、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态需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必然选择与根本途径。实现价值观念的绿色变革、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建立生态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科技创新、形成绿色消费模式、确立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将是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的战略举措。

摘要：空间因素具有非中性特征，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的范畴，根据我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共产品供给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中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针对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区域差异显著、内部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完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手段；二是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实现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三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完善中央向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