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艾芜在《南行记》及《漂泊杂记》中,书写了1920-30年代的漂泊经历及异域生活,涉及的地理空间涵盖中国边地、缅甸及新马一带。现有的文学史叙述将之放置在“边地书写”的框架下,往往遮蔽了艾芜的航海体验对其漂泊意识形成另类的刺激。艾芜在滇缅经历过流离失所的流浪生活,而在新马一带属于短期出游,这反倒赋予他一种旅客身份与观察视角,促使他运用纪实方式记录自身的旅感体验,并观察当时新马两地的经济动荡与影响日后时局的地下党活动。从地景书写看,这组“海/岛”游记记录下20世纪30年代的槟榔屿码头、英殖民的检疫岛、马来半岛铁道、巴生港口、新加坡街道等地貌与人文图景,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亦不容忽视。此外,艾芜30年代初在上海加入左联,他在漂泊时期积累的人生阅历,成了独特的写作资源。抗战时期,艾芜亦调动早年的殖民体验,将同样遭受日军侵略的南洋与中国联系起来,视作可相互借鉴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