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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工业企业为对象,基于随机前沿知识生产函数的创新效率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自主研发、协同创新与技术引进三种创新模式对市场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产业创新的真实功效,结论折射出产业创新路径选择的基本逻辑:当产业创新处于明显的市场导向时,三种模式理论上都可以选择,但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应该重点考虑,率先对新技术实施商业化应用和推广;当产业处在获取更多的新知识(专利)阶段,应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路径,当然假如要走协同创新的路子,必须要明确合作目标、健全合作机制。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创新路径具有较大差异,前者应走蛙跳式创新发展路径,后者走以新兴产业占优为突破口的多元复合型产业发展路径。以前沿边际产业干预为着力点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推进路径,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要：基于政策相互作用视角,对我国科技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对597条科技政策(1985-2014年)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考察了我国1985-2014年间科技政策相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政策的相互作用现象越来越普遍,政策之间的互补作用逐渐增强;不同部门在制定科技政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对创新呈负向影响;不同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相互作用效果存在着显著差异。

摘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健康规范发展,必须要强调以绩效为导向,坚持加强绩效管理、严格绩效评价机制的原则。这就要求确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有效性和回应性三个价值维度,明确评价的关键要素,为形成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框架奠定基础。通过建构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推动政府治理方式实现创新。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会对现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去产能、去杠杆与去库存的任务也会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使我国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加。通过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理论与实践,构建充分就业、经济合理增长与金融稳定的政策协调目标;建立与完善注重结构性调整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体系,充分发挥利率的间接调控作用,积极探索和创新增强流动性的政策工具,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和差别性货币政策;加大推行直接融资等方式,弱化政策传导机制在银行体系中的作用,使两种政策的叠加和协调效应达到最大化。

摘要：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是金融发展能够增进资本积累、优化资源配置。但我国的金融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1995-2014年我国省际经验数据表明,金融发展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不仅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降低了资本积累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形成和劳动力投入,对外开放、城市化、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则抑制了经济增长。增进资本积累,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促进金融平衡发展。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时代,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悬殊主要取决于其知识差异,经济和科技差异仅仅是其外在具象而已。知识不仅可以消除愚昧和拒绝偏见,而且还可以跳出陷阱并重建理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资本功利主义和科技实用主义的发展理念,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缺乏对发达国家创新知识的有效认同,其知识创新缺乏持续性、自主性、内生性和协同性,由此构成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崛起的一个重大约束瓶颈。知识创新来自于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人力资本→知识增长→创新能力→竞争优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形成的基本共识,更是中国创建新常态的基本逻辑,并具有全球化可检验的发展意义。

摘要：马克思土地国有化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马克思坚持社会主义的土地国有,认为这是土地所有权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土地国有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土地国有要和合作经营结合起来。马克思土地国有化思想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摘要：为了使当前我国经济建设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与权力错配之间的矛盾亟需解决。基于这一困境,从当前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产生的原因这一视角展开,从传统文化、体制机制建设和行政主体三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最终发现:传统文化视域下权力的错配造成经济发展的异化性特征;体制机制视域下权力的错配阻碍服务经济发展;行政主体视域下权力的错配形成狭隘的经济发展。

摘要：选取上海证券市场非金融板块成分股中131家上市公司股票2009年1月至2016年6月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对上海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的非对称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上海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现象存在着显著的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在市场上涨幅度较小时期与市场下跌时期,流动性溢价的表现具有一致性,此时流动性溢价要高于市场快速上涨时期;考虑规模因素与价值因素之后,市场不同时期规模效应与价值效应依然存在,但流动性溢价均减小。

摘要：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引起了各方反思,市场无法自行调节,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救市。对公权力行使而言,法无规定即禁止,政府的救市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规范。政府选择救市方案时,应当遵循依法救市、合理救市以及高效救市原则;在决策程序上,应当将概括授权、民主决策和民主问责相结合。在资本市场的日常监管中,应当发挥社会共治的作用,逐步建立起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与司法监督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监管体系。

摘要：为分析我国波动率指数核心指标的信息有效性,使用包含回归法等方法来判断我国波动率指数的预测能力,通过构建并比较了无模型偏差的隐含波动率、已实现波动率和GARCH族模型波动率后,分别比较了这几类波动率在不同期限的预测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中国波动率指数(i VIX)在预测未来一个月市场风险的能力要强于历史已实现波动率与GARCH族波动率,但是其预测能力不及发达国家有效,原因在于我国期权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

摘要：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业态,具有明显的影子银行属性,结合数理模型分析了其业务风险的'蝴蝶效应'及扩张的一般路径:由奇异吸引子到正反馈机制,通过不断分形迭代最终形成风险爆发;并根据其风险扩张的一般路径提出与公司治理及宏微观审慎监管体系相结合的多层次审计治理机制,包括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建立强有力的内部审计系统,在微观审慎监管机制中紧密结合独立审计机构,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充分融入政府审计治理理念与方法等。

摘要：对保险产业政府规制系统进行了环境分析,证实了稳健的经济增长是保险产业发展的重要外生环境,讨论了保险市场的最新变化。进而通过系统论的观点讨论保险产业政府规制有关问题,通过系统工程优化理论与方法,对保险产业政府规制系统内部信息流等不同要素及关联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规制系统及运行机制的改善和优化。最后讨论了保险产业现有政府规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摘要：全球价值链(GVC)的迅猛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准确评判中国服务业在其中的地位。鉴于此,利用WWZ分解方法,从垂直专业化率及其构成、国外增加值来源国和占比变动、增加值出口比值的变化趋势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服务业出口在GVC中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正在向GVC的上游部分移动。(2)欧盟(包括欧元区和欧盟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国服务业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率占比较大,表明中国服务业已经较深地融入到GVC中。(3)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以及其他服务业三个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比值较高,是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值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