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改革杂志   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统计源期刊

摘要：提出的“四个全面”已经初显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轮廊,是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背景下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有效解决中国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创新。制度效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效率、制度执行效率和制度创新效率。强化制度效率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需要从制度的实践理性、整合效能、成本、决策效率和执行效能五个方面加以强化。

摘要：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为价值基石的现代国家建构中,公民是一个有多重蕴意的政治概念,它既包含着个体层面的主体性内涵,又是民主国家的基本构成单元与公共权力的终极来源。公民依托其身份资格的获得与角色行为的扮演而存在。其中,公民身份是静态的存在形态,是政治与法律的规定;而公民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等均是以角色的形式出现的,两者既统一又不同。公民通过在行动中扮演角色而获得主体性。现代社会中工具化价值的过度扩张引发了公民主体性的异化,带来了公民主体性的衰落。因此,要重建公民的主体性,并探索出相应的实现路径,通过公民个体之自主性的获得与重建,促进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成长,最终成为完整的人。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思想,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阶级本质的揭示,以及资产阶级利用法律压迫和打击无产阶级的事实的批判。列宁在领导苏维埃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就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制定苏维埃国家的宪法、进行经济立法、严厉执法等提出了重要的思想。经典作家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实践有着思想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摘要：文章从探讨国际政治学中理性主义的概念入手,然后详细分析了理性主义对推动国际政治学科的作用。文章认为：理性主义学派具备了成熟理论的基本要素,其恪守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把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区别开来;其关注的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趋向,又把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法学、历史学区别开来。文章最后指出：由于理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因此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形态及理论的研究方法都应该是多元的。多元的理论与多元的方法在争鸣中共存,共同推动国际政治学的发展。

摘要：海德格尔不赞同布伦塔诺与胡塞尔将意向性归于意识,认为其将意向对象异化为体验,只是一种沿袭了笛卡尔-康德传统的片面主体主义罢了。通过将意向对象确立为实存物,并以存在论区分作依据,海德格尔将意向性一步步归于在-世界-之中-存在、超越性以及时间性。可这种归于却也只是在遵循着古代-中世纪的存在论传统,且基于一种更为基础的坚持,海德格尔的这种遵循作为柏拉图的遗产从未逃离过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仍然是在重复着主体主义,他所标榜的意向性超越因此也只是一种自欺。

摘要：党组是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核心,是实现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沟通党外力量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实现党员干部管理的重要方式。这也决定了党组制度的内在价值,进而决定了党组制度会不断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自1927年以来,党组（团）制度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作为革命党争夺革命领导权时期,第二阶段是成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时期,第三阶段是扮演改革中坚力量推动改革开放时期,第四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党组制度需要调整和完善,探索有效运转形式,建构更加科学完善的模式与机制,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彰显其价值。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治理创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在价值理念与实现目标之途径、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关联性和耦合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法,而社会治理创新为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和平台。北京市西城区通过全面构建“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建社会动员新机制、构建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社区自治机制等举措,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良好社会治理格局。而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深入契合的着力点则在于坚持贯穿于上述所有经验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

摘要：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是党的十八大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党的建设理论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项重大完善措施,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性安排与创新,是党代表以书面形式提出属于党代会职权范围内的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对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面临实践中的一些困境,如认识上、组织上、提案内容上的局限,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确保这一理论与实践创新的落实。

摘要：当前,在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常态。廉政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议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耦合,迫切需要党从垂直型单一化的管理模式向平行型多元化的治理模式转换。要实现这种转换关键在于构建廉政模式转换的现实动力机制,在党员领导干部现实生活中构建压力机制和利益机制,以此来激发廉政建设的活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提高我国特色廉政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我国廉政建设有序、有效地顺利开展。

摘要：人口老龄化既是危,也有机。促进老龄服务业全面发展,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为此,首先应认清老龄服务内容的庞杂性,不能简单将其全部定性为公共服务。其次,发展老龄服务业,必须立足“未富先老”国情,坚持营利性服务产业、非营利性服务事业和保障性公共服务分类协同发展的多元思路,其中尤其应鼓励以社会企业模式发展非营利性老龄服务事业,以满足中低收入者的合理需求。鉴于此,必须抓紧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和简政放权的决定,一方面创新宏观管理机制,简化前置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另一方面着力推进分类管理,营造公平法治政策环境,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推动老龄服务业包容性发展。

摘要：从名义抚养比和实际抚养比的偏离出发,建立指标体系测量抚养比的偏离率,并推导出一般化的结论,使用历年抽样人口数据对公式推导结果进行估算,发现实际抚养比和名义抚养比大致上保持同一走势,实际老年抚养负担要比名义上轻一些,少儿的抚养负担要比名义上重一些,并且老年抚养比的名义量和实际量有趋同的趋势。抚养比的偏离率可以存在,但不宜过大。更加准确的计算劳动人口结构,并将抚养比偏离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人口和劳动就业政策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摘要：在从“二元结构城市”逐步向“一元化”发展过程中,西安长期呈现城区义务教育需求持续增加乡村不断减少的趋势。由于对城乡中小学布局应同步调整的认识不到位、城区教育设施扩容与增加缓慢、乡村校点布局不尽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与需求空间错位的困境日趋严重。为此,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采取法治方式推进城乡义务教育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统筹配置,加快城区学校规划建设与城乡薄弱学校改造提升步伐,为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摘要：作为一个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和独特发展内涵的部级新区,西咸新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科技创新示范区,而科技创新需要法律治理作用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现有法规,尚不能充分保障和促进新区的科技创新。创新区域建设亟需通过法律治理,保障和加强科技投入,促进科技资源统筹和科技成果产出。针对新区科技创新的法律治理,应当以发展世界领先科技成果为根本目标,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以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举措,以构建促进创新的知识产权和金融制度为基本保障,以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为地域特色。

摘要：根据2013年国家卫计委《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十二五”末中国东部沿海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东莞等5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农民工群体年轻化,1980年以后出生的占到了55%;（2）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因是务工经商,因此增加收入是他们进城的重要目的;（3）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占到了70%以上;（4）农民工就业仍旧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5）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近一半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6）女性农民工群体收入普遍低于男性,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会缓解这一状况。

摘要：家庭农场是中国农地经营制度环境变迁产物,经历了从“鼓励种田能手”到“发展专业大户”再到“培育家庭农场”历程,内涵也由“适度规模经营”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结合”再到“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而不断丰富。作为实践者,郎溪县通过促进规模化生产、形成集约化经营和提升家庭农场主经营能力三方面培育家庭农场。但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一是“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实践中持续探索过程,需要家庭农场和基层政府基于技术、政策、本地实际共同探索。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影响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三是融资是“瓶颈”,金融政策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四是家庭农场主素质整体较低,需要加大培训力度。因此,培育家庭农场,一是夯实基础,切实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和注册标准,制定扶持政策和做好立法工作。二是普惠金融,增强银行信贷供给能力,鼓励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三是健全体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培育、资源整合、环境完善,创新服务方式。四是提升素质,建立家庭农场主资格准入制度并完善培训体系,发挥示范家庭农场的引导和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