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改革杂志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统计源期刊

摘要：我于1944年在福州英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暑假期间从思想进步老师陈衡庭先生处借读到《共产党宣言》,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中学时期我喜欢文学、艺术,并且在《东南日报》《南方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新诗、散文和杂文。1946年高中毕业时本想将来的志愿是当新闻记者兼业余作家。1946年7月我到上海报考大学,本来已被暨南大学新闻系作为第一名录取。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什么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与深入思考的理论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将大工业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当作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从而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的灵魂=自由＂。然而在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却一度产生不恰当的＂制度崇拜＂,尤其是将任何形式的公有制以及人们道德层面的大公无私,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本质要求与前提条件。实行改革开放进而将＂自由＂明确列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必将产生质的飞跃和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摘要：党的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完成这一目标,在理论上,我们就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理论;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新时代下,现代化表现为时代化、先进化、整体化;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则体现为全面性、彻底性、人民性的特点。厘清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利于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确保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不至于拐入＂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邪路和＂非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老路中去。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救灾体制发生了部分调整与变化。以＂层级-部门＂为分析框架,从纵向层级间和横向部门间两个维度,来描述救灾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将救灾体制分为四种不同类型;选取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来刻画中国救灾体制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唐山地震、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的救灾体制模式分别为＂纵向集权-横向分类＂、＂纵向集权-横向综合＂、＂纵向分权-横向综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救灾体制的变化呈现出纵向上属地化、横向上综合化两大趋势。

摘要：在5·12地震三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得权威主义治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灾害应对机制。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介入成为5·12地震灾后社区重建的新的社会参与形式。通过持续三年对四川省龙门山镇A社区和B社区重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区治理层面,无论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还是村集体的权威主义治理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又处于超越社区层面的急速的灾后重建过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以及社会管理改革过程的交互作用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和以往计划体制下的单一权威治理思路都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多元共治和权威管控之间达到平衡。

摘要：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高质量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需求越来越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一切工作追求的目标。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必须转型和调整,从应急管理逐步走向风险治理、从危机事件应急转向安全风险的防控,确保公共安全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当前,可基于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剖析公共危机事件生成的机理,探讨公共安全风险源头治理的路径选择和策略,确保从源头上消除危机事件产生的风险和隐患,杜绝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实现安全发展的目标。

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力量和治理体系的中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障。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决定乡村治理的成效,它是一个综合体系,政治领导力是根本,思想引领力是关键,群众组织力是保障,社会号召力是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治理结构协调性、治理主体融合性、治理体系法治化以及治理方式创新性方面的挑战和困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必须要树立先进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法、营造治理环境,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摘要：宅基地制度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性制度,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乡村振兴的产业落地、资金支持以及治理水平提高等意义重大。近年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宅基地取得、有偿使用、无偿有偿退出、交易流转及解决违法违规等问题方面成效显著,但存在过于追求节约集约、过于强调当下利益及城镇化导向明显等问题。未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当以乡村振兴战略对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构想为基本遵循,服务、服从于乡村振兴的大局,尊重中国乡村的实际和发展规律,进而探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形式。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耕文化传承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传承农耕文化既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又要协调和平衡与农民权益保障间的互动关系。农耕文化传承对促进农民权利发展与实现有推动作用,能够促进农民权利主体化、体系化、法治化;农民权利的认知不足、权利保障缺失、法律缺位又制约着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因此,通过法律、制度、机制等层面的架构,培育农民法治意识,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赋予农民相关权利;建立明晰的管理制度、农业文化遗产登记制度、资金保障制度;实施和引入协调保护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多方参与机制,相互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乡风文明、社会和谐。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新生政权通过对社团的登记、整顿行动,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化吸纳,建构了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束后,市场化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国家固然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已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社会组织出现了逸出体制的态势。出于管控风险、维护政治稳定的考量,国家通过立法规制,再次对社会组织进行了体制化。但是这种严厉的政治性体制化进程遭到了市场逻辑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社会需要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传递诉求信号。出于对发展经济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了与经济建设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结构,对政治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面对这种新情况,须在法治的条件下,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消解社会利益表达结构失衡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

摘要：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化要求党内立规的协调。党内立规协调是指党内立规的结果——党内法规,应当在保持自身内容得当一致及其与已有党内法规体系相融合基础上,满足党内治理制度和规则需要的同时,与国家立法和党治国理政需要相匹配,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协调。党内立规协调包括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两个层面。党内立规协调的实现需要借助相应的协调机制。党内立规协调机制体系的构成主要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之中,它涵盖了党内立规的准备、确立和完善各个阶段。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化的实质推进离不开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而加强起草和评估这两个环节的协调尤为重要。

摘要：党的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与创新。突出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升到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了纪律建设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其他方面纪律严起来。丰富拓展了纪律实施主体,强调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更加重视纪律的贯彻执行,强调加强纪律教育,形成纪律自觉,提升纪律执行力,让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摘要：本文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双创对于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作用,揭示其实现路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双创通过优化社会制度安排、强化社会政策供给、催化社会人才成长,正在形成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通过增强社会个体活力、组织活力和生态活力,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提供了新活力;通过促进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扩散,营造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氛围,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双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有力杠杆。

摘要：警察行为一直是中国政府研究的空白。以A市公安局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前基层警务运作呈现差序治理的组织特征,即将警务活动区分为前端、中端与末端,在权威承载、岗位分工和信息沟通等方面出现较大差别。差序治理是公安机关适应不确定环境和复杂任务的结果,通过组织动员机制、激励机制和技术治理机制等,较好应对了注意力和管理资源稀缺的现实约束,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导致常规治理能力的不足,经常陷于运动式治理的困境。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不断变革,力图由差序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但受制度化压力、有限注意力和追求结果显著度等因素影响,这种走向尚缺乏持续性。

摘要：城市不同形态的制度性成本处于不同程度的＂压力膨胀状态＂。对制度性成本的认识不足、治理方式表面化、治理视角缺乏整体性、治理动机存在功利化倾向等,影响着城市治理绩效。有效降低城市制度性成本,不仅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降成本＂目标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下提升我国城市治理质量、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公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任务。探究制度性成本畸高难题,亟须回归制度层面,关注制度设计、权力行使、政府责任等深层次问题,重点审视和税收、产权以及住房等相关的政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