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研究杂志CSSCI南大期刊

摘要：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数次行使否决权,否决了临时参议院以五色旗为国旗和以北京为政府所在地的议决案,而坚执以青天白日旗为民国国旗,以南京为民国都城之己见;同时欣然采纳伍廷芳依法审判姚荣泽案的意见,立即收回＂秉公讯办＂的前令,并且接受报界吁求,下令撤销违反法律程序的《暂行报律》,而遵奉依法审判、依法行政的民主与法治原则,表现了这位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既具有坚定的个人意志,亦恪守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品格与风范。

摘要：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外蒙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同库伦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有助于打破自身在东方面临的孤立局面,但库伦方面并未理会苏俄的主张,为此,苏俄着力对外蒙古进行了＂地下革命＂渗透工作,并专门成立蒙古西藏处应对外蒙古事务。徐树铮力推取消外蒙古自治后,苏俄支持外蒙古革命者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蒙古人民党。蒙古人民党成立后便派遣代表团秘密前往苏俄寻求援助。苏俄对蒙古代表团起初只是采取了保持接触的谨慎态度,白卫军攻占库伦后,苏俄开始改变态度加速援助蒙古人民党。莫斯科在此过程中实施了消灭白卫军、扶植蒙古人民党驱离中国驻军并建立亲苏政权、促使中国政府与其谈判以打开对华关系的＂三位一体＂战略。最终,在苏俄直接武力介入和全面援助下,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而苏俄也成功地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地区。

摘要：江北、江南的差异既是一个现实状况,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明清以降,江南地区由于内部发展的张力加之海通后带来的与海外接触交流的机遇,在经济实力方面远远超越江北地区。而江北地区由于运河的衰落、战乱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原因,与江南的差距不断拉大。江南、江北原本在风俗、语言、习惯等多个方面就存在较大差异,而经济及生活质量的差距更加加剧了江南、江北的对立,一方面是江南人对于江北的歧视在增加,另一方面是江北的离心力在加强。江北改省问题自清季新政时期就已经浮上台面,并曾经短暂得到实践。辛壬之际,江苏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环境使得江北改省问题再度得到关注。虽然江北地区早已具备成为一个单独政区的要素,但是江北分省涉及的包括江北、江南,苏省以及南京和北京政府等几个相关方在此过程中进行了复杂的博弈和交涉,最后江北改省未能付诸实践,江北省也成为一个夭折的政区。

摘要：1930年代,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江宁自治实验县开展了一场＂自治实验＂。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江宁自治实验的动机是复杂的,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建构、民国时期的乡村危机以及国民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实验县建立之后,对自治制度进行了重新构建,具体则包括区乡行政制度的重新规划、实验区乡的设置以及设立自治指导员制度。通过对自治举措的绩效分析可以发现,实验县并没有完成它所标榜的自治。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其运作模式的不足以及来自乡村固有权力结构的阻力。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卫生状况较为落后,有识之士纷纷探求解决方法。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公共卫生工作,专设卫生部统管全国卫生行政事务,并倡导创立卫生行政实验区。在此形势下,各地纷纷将目光投向卫生事业,涌现了大量的卫生实验区。就河北省而言,定县、清河两地开展的卫生实验令人瞩目。两地围绕学校卫生、妇婴卫生、疫病防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乡村卫生状况,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卫生建设提供了经验。在实验之主体、具体路径、策略等方面,定县与清河两地的卫生实验各具特色。

摘要：1928年2月18日夜,在泰兴县东新港漫鱼沙附近,日本第二厚田丸不遵航线,在长江中将中国商船＂新大明轮号＂撞沉。为此,被难者家属、大通公司和国民政府不断对日交涉。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作为最直接受害者的被难者家属做了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但势单力孤,最终沦为牺牲者。大通公司在事件刚刚发生之时与被难者家属结为松散的同盟,却在日方表示愿意对其进行一定的赔偿之后,即与日方单独媾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国民政府在总体上能基本做到积极对日交涉,但效果甚微。＂新大明轮号＂案就是在这诸多力量的相互博弈下进行交涉的。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执行避免卷入政策,将保护在华美侨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重要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美国在华权益,尤其是在华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屡遭破坏,引起美国远东事务官员的警觉,进而推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遏制日本的暴行。日本对在华美侨的暴行,成为影响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

摘要：日本对沦陷后南京开展的医事卫生调查,由日军军医与日本医疗组织同仁会两方来执行。日军军医的调查建立于被调查者的恐惧与痛苦之上,而为日本战地医学服务。同仁会的调查则包裹医疗＂宣抚＂的外衣,为日本对南京的殖民统治服务。两者形成的调查报告,反映出沦陷时期南京民众的疾苦与创伤。隶属同仁会的日本医师作为日本军政当局的重要协助者,深入考察其活动,有助于我们了解沦陷后南京的多元生态。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为处理战殁者,关东军组织成立＂财团法人忠灵显彰会＂及地方委员会,在显彰会的主导下,日军整修了日俄战后建造的旅顺、大连、辽阳、奉天、安东等5处纳骨祠,统一改称忠灵塔。同时新建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海拉尔等忠灵塔、建国忠灵庙及各类显彰日军、伪军忠灵的碑塔设施。日军把战殁者称为＂忠灵＂＂英灵＂,通过让伪满地区居留民、儿童参加忠灵显彰活动、参观战迹、学校教育等形式,培养儿童继承战殁者＂为国捐躯＂的精神,煽动了日本国民的战斗热情,增强了日本居留民扎根伪满的意识。伪满地区的忠灵显彰活动与日本国内相呼应,日本最终形成内外一体的祭祀体制。

摘要：北京政府时期,受经费缺乏、政见分歧、留学人员庞杂、国际国内时局波动等因素影响,海外留学管理面临巨大挑战。管理机构、人员、事务虽屡经调整,但依然存在激励考核机制缺失,职能定位不明确,教育部派出的留学生监督与外交部派出的驻外公使之间关系微妙问题。留学生监督职位比驻外公使低,素质和管理能力参差不齐,但当时也涌现了如留日学生监督江庸等优秀管理者。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外界不利因素,加强与留学生的沟通交流,化解各类冲突,成功助力留学生的海外学习生活,促进了留学事业的发展。

摘要：清季民初,中国学生赴日留学者不断增加,到1920年代,学生群体赴日考察则更甚。究其原因有三：其一,科举废除以后,新式学生群体日趋成熟壮大,成为赴日考察主力军;其二,学生群体觉醒,自觉以深入异邦堂奥、输入文化新知为己任;其三,日本外务省补给考察经费,客观上成为学生东渡之一大助力。中国学生群体考察了日本教育、市政、法制、军事、实业、艺术、民俗、国情等诸多领域,尤以关东大地震后城市建设、风土民情及教育事业更为详尽,由是形成较为客观理性的日本观,对于近代中国改革和趋新事业,不无现实借鉴意义。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日伪极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民族意识。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抗战形势,建立战区教育督导制度,用以整合沦陷区教育资源,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战略目标。该制度实施后,督导人员进入沦陷区,调查地方情形,推行抗战教育,争取教育资源,协助教育复员,有助于争取抗战胜利及延续文化生命。然而,由于该制度指导思想有失偏颇,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及实施过程困难重重等,战区教育督导工作的成效难以达到初衷。

摘要：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在其制定的研究系参与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张东荪主持的中国公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张东荪在1921年夏秋之际入主中国公学前后,在人事改革、学制改革等方面都与公学的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数次风潮,归根到底,主要是斗争的双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在传统文化认同、现代大学建设与改革等方面巨大的思想认知差异所导致的,当然其中也纠缠着公学管理层权力争夺、教师选聘和学生晋级等切身利益等问题,甚至其中也有与研究系一直敌对的党派势力在风潮中推波助澜。在研究系高层的支持下,张东荪顺利地渡过了风潮,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公学仍然是研究系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以及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摘要：镇江是近代长江沿江开埠城市中办理转口贸易业务最大的条约通商口岸,在其所有的土货贸易中,桐油是非常重要的进口土货贸易物资。自1861年镇江开埠以来至1937年抗战爆发,由于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镇江桐油贸易起起伏伏。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动、金融业的盈亏、内河航运的开放以及周边港口城市的开埠是造成镇江桐油贸易波动的重要因素。贸易环境的优劣制约和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命运。

摘要：清算是企业厘清资产负债,退出市场的一种程序。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民国时期天津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大举借款扩张经营,负债发展,最终不堪重负而宣布停工。裕元公司经过查账清理,宣布予以清算,随后选出清算人,组织清算处,盘检公司资产与负债,对债权进行分类,最后以和解方式清理债务,公司呈请解散。裕元公司清算过程中自主性强,并未走破产程序,其间不唯当时商事习惯使然,也与各方协调让步有关,应当说,解散清算是近代企业债务化解的重要手段与退出市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