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研究杂志CSSCI南大期刊

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机关存在诸多不良风气,行政人员不能恪尽职守,缺乏职责担当,贪图享乐,敷衍懈怠,应付人事而疏事务等。为实现抗战建国,推进政治建设,简化行政程序以改变"公文政治";颁布"八戒条"以规范公务员行政行为;注意政务整顿以树行政新风。作风整顿虽有利于抗战,但行政机关积习难返,鲜见成效。健全适合政治环境的制度体系是行政机关作风整顿之根本;有明确的负责中心是行政机关作风整顿恒久的保证;在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中,强化党的建设是树立良好行政作风的保障。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吴鼎昌主黔逾7年,把兵役工作置于重要位置,推进战时贵州的军地联动,取得一定成效。他广泛考察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县制以利兵役,举办社会公共活动,培育、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抗战热情,调动贵州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抗战,努力完成国民政府战略部署,配合全国抗战形势发展。吴鼎昌提出"抗战效应"的概念,顺应全民抗战的社会潮流,推动地方自治。

摘要：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全面发展,并成为形塑传播媒介的重要推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民族革命通讯社以民族主义战士的姿态从事民族解放战争,抗击着日军的文化侵略。其呈现了新闻通讯主体视角下的山西抗战文艺运动。民族革命通讯社不仅致力于文艺宣传和动员,构建自身的抗战文艺话语,而且积极从事红色文化的传播工作,献力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山西战地文化的区域建构。

摘要：军事情报对于军事策略与作战指导具有重要影响。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情报搜集与调查体系的逐步完善,为在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中掌握主动创造了条件。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时军事情报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军事情报搜集、分析工作较之以往已有明显改善。但1938年的豫东作战中,国民党军事情报工作中仍存在作战部队情报人员不健全、上传下达不畅、受体制与派系因素干扰等问题,致使中方遭受巨大损失。情报优势无法转化为战场上的主动,成为此役国民党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要：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前夕,对抗战胜利时间进行过多次研判。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指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需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抗战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但没有提出抗战胜利的具体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欧洲战场局势与中国抗战形势紧密联系起来。鉴于苏联提出1942年打败德国,英美约定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认为中国将在1943年打败日本。后由于欧洲战场未出现上述变化,加上不利的国内形势,他修正了这一说法。1943年5月后,国际局势对中国抗战日趋有利,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却更加消极,对抗战胜利时间的估计也更为谨慎。

摘要：民初广州商务总会到总商会的演变过程,背后透视着官商合力对商会努力改造的印记。随后广州商会屡次参与平息纸币低折风潮,参与调解地方税收税种、税率和征缴范围,官商表现出合作与冲突的双重面相,其具体表现为若税负合理,商会则协助政府征税,表现出合作的面相;若税负过高,商会则向政府抗诉或请愿等,官商可能出现冲突的面相。同时商会在中美商界经济交往中起到纽带作用,因此商会在对内地方经济治理、对外促使商贸交流两个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商会在商言商的经济职能。该时期广州商会在经济领域表现相当活跃,发展势头和商界影响力逐渐"超过"七十二行、九大善堂等传统商人团体。

摘要：创办于晚清的《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乃重要的社会舆论指示器。近代以降,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与权势转移,乡村被边缘化,危机四伏。自1920年代中期起,《东方杂志》先后开辟"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农村救济问题""农村写实"等专栏,率先引导社会关注濒临崩溃的农村社会,引导舆论聚焦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广大乡村,并为解决乡村危机提供广阔的争鸣舞台。相关举措激励了一批本土乡村研究者的诞生,推动了本土社会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的乡村改良活动产生有效的互动。然而,由于时代局限,这一绩效还难以摆脱自身困境。

摘要：近代知识精英对乡村持续和集中的关注书写了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关注乡村的视角重心由农业、农民逐渐发展到农村,救亡色彩鲜明。同时,乡村也被置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视角下予以讨论和观察,时代特点显著。时人关注乡村也存在农民主体缺失、与乡村实情并不契合等问题。如何立足乡村实情,正确认知时人关于乡村的讨论、研究与实践,始终是推动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探讨近代知识精英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有其现实意义。

摘要：1937年底,随着上海、南京、杭州等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作为东南抗战大本营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身处抗战前线,又是后方腹地,在抗战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政府为了承担将从沿海、华北、华中源源不断流入的难民向大西南转运的任务,设置了江西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并实现从南昌总站到吉泰总站的战略转移。总站在运送难民的路线安排、经费拨款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救济措施,解决了诸多社会问题,成为抗战胜利的后方保障。

摘要：民国时期的证婚是伴随"文明结婚"的流行而兴起的。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使"证婚"入法,成为缔结婚姻关系时的必备"要件",从而具备法律规范和效能;1935年开始的"集团婚礼"使"证婚"在惯习与法制层面上并轨,成为体现国家权力规范公民私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证婚是中国婚姻制度和婚礼仪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彰显现代新式婚礼("文明结婚")的标志性仪式,其实质是由传统尊长主婚向婚姻自由的过渡和法制婚姻取代媒妁婚姻的补充环节。

摘要：1930年3月22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薛佛尔为学生播放影片,因片中有大量丑化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画面,引起观影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在金大学生会的组织推动下,该事件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国民政府的介入处理,最终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辞职,薛佛尔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并销毁自制影片,美国公使向中国道歉并勒令柯达公司销毁相关影片。该事件是党派势力与宗教势力在基督教大学校园内争夺发展空间的一次交锋,体现了中共金大党支部在这一事件中的推动作用,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党党部对金陵大学的严密掌控和渗透。

摘要：抗战初期,社会各界对中央大学迁校持不同意见,以罗家伦为首的中央大学校方尽力与各级政府、社会要人斡旋,最终力排众议,及时做出西迁四川的决策。中央大学高层勇于担当的气魄、广大师生爱国爱校的热情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尊师重教的情怀促使大家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排除万难地投身到迁校事业中;而严谨的搬迁地调研、高效全面的行前准备、内迁过程中的多方沟通互助也保障了内迁的顺利完成,为战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抗战保存了元气。

摘要：1939~1945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为市政兴革集思广益,出谋划策,为战时首都建设贡献了较为丰富的提案。早期的提案以国际化现代都市为目标,虽具有前瞻性,却往往遭受可行性方面的质疑。中期的提案实践则因应日军大轰炸后的疏散举措,转向体现务实性的建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重庆国际地位的提升,提案关注点从效仿一般国际化都市建设,转向以配合战时"东方堡垒"地位带来的国际观瞻需求。此后,因应战后陪都地位的变迁,提案思路又着眼于永久纪念性城市形象的设计。参议会赋予不同时期重庆城市的建设目标之观念及提案的实践,体现了战争环境下地方精英对重庆地位变迁期望与现实间的焦虑与张力。

摘要：警察是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职业群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警政楷模"之称的南京警察在首都社会管理中积极行政,其工作成效有利于城市生产与生活的维持与发展。但受到国民政府警政制度不完善、警察职责不明确、职业保障疏无、社会和自我认同度低、政局变化激邃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一时期的南京警察普遍面临着待遇微薄、压力过大、地位低下等诸多职业困境。民国南京警察的职业困境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职业群体所面临的共性困境。

摘要：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在香港和上海得以率先发展,随后逐渐在全国普及。近代中国的足球运动受西方尤其是英国影响甚深,其中英国绅士所提倡的体育活动中的"业余主义"在当时的国际体育界备受推崇,传入中国以后也不例外,由此定下了近代中国足球业余性的基调,并且推动了足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业余足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西人足球、学校足球、社会足球等几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业余主义所提倡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体育理念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逐渐升华成为一种符合近代中国国情、有益于中国足球发展的体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