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叶,现代中国农具学的滥觞明显受到日本农学的深度影响。作为杨堃倡导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标志性成果,在社区-功能论的引领下,基于长期深入的局内观察,1941年燕京大学邢炳南和虞权分别对“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农具、住宅设备进行了热描。与偏重农具形制、功效的农具学不同,这些热描在注重物之制造、使用等静态面相的同时,更加在意物的“人性”与社会性,诸如物的流转、信仰与禁忌,对不同个体的差序价值,相关技术知识的传承,围绕同一物的交际等。在平郊村的系列研究中,庙舍中的纸钱、佛龛、神像、祖宗板子等神圣性器物也在细描之列,且注意到这些圣物与神圣空间、社会鼎革、族群命运之间的联动关系。对于当下再次主要取径日本的中国民具学以及民艺学而言,这些蒙尘多年的民俗学志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切入点,百年来中国民具学的系谱及演进也就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