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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论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批判思想。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等生态问题。究其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由此，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工业化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从制度根源角度探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生态批判思想，为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科学理论，有其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从这一理论形成的自身发展过程来看，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这一理论的酝酿，期间提出了把实现“四化”作为全党工作的大局的论断；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其初步形成时期，其标志就是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其基本形成时期，其标志是现代化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步骤的提出；从十三大到十四大是其创造性发展时期，这期间提出了台阶式发展战略以及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等。

摘要：执政理念是执政党从事执政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内容是由“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人民本位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权力规范运行理念”三大要素构成。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

摘要：弘扬廉洁文化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具有多维价值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廉洁文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物质价值、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建立廉洁文化的“内化”及“外化”长效机制，将廉洁文化从理论体系、价值体系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是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价值功能、增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由弱到强直至达到全盛的发展过程。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本土的特殊性，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注意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是迷信，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曲解它；不能用中国的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应该了解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不能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语境。

摘要：意识形态是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有其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都有论述；西方也有马克思主义，也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国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不能丢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意识形态保障。

摘要：网络负面道德环境是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环境因素之一，网络负面道德环境体系包括网络社会的道德泛化、道德低俗化、道德苛刻化、道德弱化等，表现为道德越位、道德缺位和道德错位，这些负面环境对网络社会危机传播起到推动和强化作用。

摘要：公共精神是人的现代化的品质追求，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核心。当下中国社会正历经现代化的实践，分析中国民众公共精神缺失和探索中国公共精神建构的路径，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分必要，当前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追溯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的无限放大以及当前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不足。解决公共精神的缺失问题须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壮大公共领域、重构集体主义的时代语境以及政府重视并投入资源，推进公共精神的发展三方面入手。

摘要：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效率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国有企业委托关系既具有委托理论中所阐述的一般性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性，如委托人层级和定位复杂，人行为短期化和契约关系非市场化等。从理论上看，国有企业并不必然产生这些矛盾，但其公司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等操作层面的难度，可能较其他所有制企业更大。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完善激励机制，提高监督的有效性，降低委托关系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摘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协调，主要包括国家立法规范、劳资双方自治、社会力量参与劳动关系协调等三种机制。三种机制的作用机理和适用范围存在差异性和相互关联性，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关键。目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劳动执法不到位，降低了国家立法规范机制的有效性；劳动关系趋向短期化和工会、雇主组织协调劳资矛盾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限制了劳资双方自治机制的有效性；社会共同治理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不健全，限制了社会力量参与协调机制的有效性。政府需坚持多元化路径协同共进，在整体推进中升级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同时因地因企制宜，在差异化推进中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摘要：在城乡对立的根源和发展趋势上，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存在着分歧与一致。通过对城乡从分离到融合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的分析来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曲折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对我国城乡发展选择“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道路，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摘要：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研究的新领域。乡村旅游发展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江西乡村旅游开发依托自身旅游资源已形成几种发展类型，但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此，提出挖掘文化特色、转变经营方式、科学合理规划、创新管理模式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摘要：腐败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非政府组织作为腐败治理的新兴主体，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相对独立性、组织性等特点，与其他主体相比，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时，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除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障碍，充分发挥其在腐败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转变观念，放松规制，夯实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主体地位；二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其参与腐败治理的能力；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四是积极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成熟的社会环境。

摘要：食品安全监管法的宗旨是维护公共健康和安全，是社会本位法。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淡化了其追求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将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视为一种“经济人”角色，未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人”而挖掘其主体性价值，致使食品安全监管法治呈现出软弱性的特征。面对当前政府监管不堪重负的现状，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需要进行多元化变革，倡导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社会组织的行业监管功能的发挥。从法理学角度省察食品安全监管法治，有利于厘清食品安全监管法的本质属性，并重塑食品安全监管权的配置。

摘要：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而是远未完成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它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理论设计形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