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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敏锐地察觉到自然生态的失衡，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因此，充分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全方位多领域展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规划，包括规范和完善执政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群众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多元主体在互动协同中共同参与国家治理；通过立法、执法、普法教育“三管齐下”式的全面规划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化基础。

摘要：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的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现状描述型、变革分析型和前瞻预测型三类。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党员群体的知识化和专业化趋向、作为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特点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使用多元化的比较方法以及广泛应用数理模型和回归分析，这对于国内党建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应当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性研究之中，借鉴并批判地吸收国外学者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方面的优点，以提升国内党建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摘要：对象性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理论，也是他向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转变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这一理论视域下，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的异化以及扬弃异化等问题的阐述，充分显示其思想理论的生态意蕴。对于当下处于生态危机下的人们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存在于一种关系模式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初步建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模式，即作为意识形态先进者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作为意识形态受教育者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模式。的群众路线思想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了这种理论，对于意识形态运行中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各自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科学的定位。这一理论最大的现实意义是启示我们要以双方主体性的同时发挥与交互作用来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

摘要：价值边界是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因素变化而变更着，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思想认识给价值边界打上深刻印记。国家交往的边界意识最引人注目，它不仅表征着文化和价值的传播功能和凝聚力，也对有关国家的价值体系建设产生巨大影响。价值观中的相对主义和一元主义之争，代表着不同的立场，是边界意识的基本表现。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的事实，反映了国家在塑造和执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目标上其能力．-j-~g存在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能力，可以从国家、经济、公众社会、环境四元互动视角加以界定，包括国家与经济的互动能力、国家与公众社会的互动能力、国家与环境的互动能力、国家内部的互动能力。据此，可以定性地分析我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能力不足。

摘要：在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过程中，存在着突出的产业发展问题，如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第二产业中重型工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且质量不高等。产业转型升级对新型城镇化驱动力不足的成因，主要有资本深化与价值链低端路径发展模式、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和产业集聚能力低下等，需要通过构建与优化相应的动力机制来推进新型城镇化。

摘要：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我国在推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传统发展模式占主导，一味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主导下的旧有体制阻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受阻；城市病问题突出，人们的宜居环境遭到破坏等。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保障农民的权利，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消除人的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满足人们的多层次需求。

摘要：从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研究基层治理较有代表意义的是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民众的“闹大”逻辑，这两种逻辑分别从单向主体入手展开研究，只能就基层治理中社会冲突的一个侧面进行解释。“不出事”逻辑是政府的行动逻辑，“出大事”逻辑是民众的行动逻辑，而社会冲突往往是双方甚或多方互动的结果，并且行动主体还将根据形势变化来调整行动方式。鉴于此，在详细比较和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胡克定律的基础上，将“不出事”逻辑和“出大事”逻辑通过弹簧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有机整合起来，提出了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弹簧模型”。弹簧模型包括一个核心概念、两大行动主体、三种条件因素、四点理论假设。

摘要：“行动者与结构”分析框架既认同结构对行动的限制，也肯定行动对结构的影响，认为二者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当前，国家、利益表达客体、大众传媒和弱势群体等行动者采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的策略行动，并生产出利益表达的特定社会结构，致使弱势群体形成了不合理的利益表达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表达的合理逻辑是个体利益受损时应通过正当渠道合理表达寻求补偿，但要顾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国家、利益表达客体、大众传媒和弱势群体等行动者应改进策略行动，营造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益表达的社会结构，从而解构与重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逻辑，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跨跃。

摘要：伴随着农村治理方式的改革，中国村域社会从“集权式”治理发展到了“选举式”治理，现在自然村屯中还出现了“参与式”治理，形成了如“社区理事会”、“农民议会”、“党群理事会”等有效治理方式。但是村域基层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还需要把握好一系列问题。村民自治发祥地广西宜州市在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中，推行的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党群理事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