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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对共同体做了科学区分,即前资本主义共同体（亚细亚共同体、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共同体、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共同体。马克思立足当下,论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不自足性,论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和依附其上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不真实性,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把共同体永恒化和普遍化的真实意图。人道主义共同体是自由人在理性的选择之后共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会对每个自治的人造成强制和伤害,共同体的运作是依靠每个人的赞同所产生的权威人来协调公共事务。共同体尊重成员的差异,成员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帮助可以完善每个人自身。现实的人总是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群体或共同体形式中,环顾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共同体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摘要：邓小平是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他创立的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正义思想和智慧。他依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中国的实际,从＂现实的人＂出发,将社会正义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情境中,联系具体的经济关系对其加以考察和分析,并以应得、平等为基本的建构原则,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具体的目标诉求,最终将社会正义归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当代语境中,深入探析邓小平的社会正义思想,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摘要：准确论述国家现代化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系,有利于正确把握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目标指向,增强人们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决心和信心。国家现代化和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高度一致的,党的建设向前迈进一步,国家现代化就会向前迈进一步;党的建设停滞不前、出现失误,国家现代化就会受到阻碍、发展减速,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反过来,没有国家现代化就没有党的建设科学化,而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不断适应国家现代化的要求。

摘要：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极大地疏离了党群、干群关系,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重拳反腐,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肃贪的决心,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执政合法性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形势还非常严峻,反腐败工作离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执政党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遏制腐败势头,直至最终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才能赢得民心,不断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摘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直接决定其执政能力的高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国理政的成功之道,主要在于重视经济发展,担当起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该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主要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法治思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

摘要：晚年恩格斯确认了＂马克思学派＂的基本观念,构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在逻辑,其学术探索并非对马克思思想的重复表达,而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理论拓展。他建构的＂我们的理论＂是否反映马克思哲学特质,是百余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马克思学界从不同角度展开的论争各具价值,但都不能否认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以及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独特价值。回到晚年恩格斯的文本视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现实功能及其历史流变,可以把握晚年恩格斯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传播效力。

摘要：集体记忆与道德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集体记忆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通过挖掘集体记忆与道德观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探寻当前道德失衡的原因,并从文化变迁的层面来思考集体记忆变化给道德观转变带来的影响,从建构集体记忆的角度来思考培育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方法。

摘要：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粮食安全仍然是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明显滞后,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当前尤其是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改进不足、组合性生产要素配置不当以及外部侵扰因素逐渐增多等,都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在有效解决粮食功能性安全的基础上,重视供给性安全和公共性安全,建立粮食安全的目标体系,同时发展适应性的治理体制,才能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提供充足的物质后盾。

摘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但在人口与社会的双重变迁中,家庭发展能力被削弱,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常因此陷入困境。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理论来看,家庭发展的困境不仅是由于收入贫困,更多是机会与权利的缺失所导致的可行能力贫困,而家庭可行能力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工具性自由的缺失。因此,要解决家庭发展问题,应以扩展可行能力为导向,构建家庭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保障家庭发展的工具性自由,消除家庭获取资源、机会方面的障碍,实现家庭的实质自由发展。

摘要：政策问题构建不仅是描述,更是创造,其本质为一组概念或理论活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行为,对其定位准确与否关乎政策问题解决成败。网络社会因其强大的互动性及嵌入性悄然走进政策问题建构的场域,与其伴生的开放性与隐蔽性、反射性与复杂性、权力转移与治理困境呈现了民众态度的政治意蕴,扩展了中介性社会事项对舆情的刺激功能,投影了民众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博弈。因此,需要吸纳多元认知,重视问题觉察阶段的民意诉求;创新网络组织,借势问题界定阶段舆论真相;推动利益分析,增进问题描述精准恰当。唯有正视网络社会的非传统参与,积极对其进行战略设计,引导网民合理参与,才能消除问题构建主体间的隔离,矫正传统政策问题构建方向的单一性,提升政策问题建构绩效。

摘要：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现代与后现代、自由主义与后自由主义共存这一＂时间丛集＂和＂时代交错＂的现象是思考所有法律问题的前提。行政法治的形式与实质主义之下的法律都是单方意志的体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无法回应中国的法治实践。在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转向基于交往理性的合作行政法,由独白走向共识,方能破解合法性危机,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构建提供合作力量。

摘要：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同时与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方式、虚拟化的＂财富幻象＂和投机化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危机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也引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念混乱。要消除危机,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对中国而言,则需要在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站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以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具有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意义。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家庭由于社会支持的缺失,导致其在今天的风险社会中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问题的出现与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农村留守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也给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带来了挑战。因此,必须整合传统和现代的各种资源,从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两方面入手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系统,从而解决农村留守家庭所面临的困境。

摘要：＂公共人＂是指在公共领域内追求并践行公共性的积极行动者。公共领域搭建起公共人行动的舞台;公共人则建构着公共领域的疆界。在乡村社会中,散布着诸多由农村公共人建构的农村公共领域。由此可见,农村公共人是在农村公共领域内生产并呈现乡村公共性的行动者。乡村治理的实质也就是国家政权与农村公共领域的网络化协同合作共治。由于农村公共人是农村公共领域的积极行动者与建构者,乡村治理必然离不开在农村公共领域内积极行动着的农村公共人。因此,农村公共人构成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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