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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能以新自由主义国家观为基础；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能偏离人民民主专政，不能走向所谓多元分治的多党制；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走向议会制、私有化的治理体系；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能走向西方“宪政民主”。

摘要：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的近现代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领导作用，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党。但是，领导党并不是只是说说，或单凭权力强行规定就能做到的。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首先是坚决贯彻落实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首要的与核心的任务。其次是要强化党内民主建设，真正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真正地教育好党员干部，形成合力，提升党的领导能力。最后要强化组织纪律，把违反政治纪律和财经纪律，不能领导群众反而被群众排斥的党员干部清除出党。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通过顶层设计，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调整好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保障。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要完成这一宏大任务，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德、共商伟业。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6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协商民主是不可多得的民主实现形式，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协商机构，能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经验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智慧优势。

摘要：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摘要：马克思经济正义论实质是劳动正义论，将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经典论述契合正义概念的经典定义，可以认为，主体、前提、动因、过程是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四大根本维度。沿此四大根本维度，可以发现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有：劳动正义的主体正义实质是公正地分配劳动的有用性与有害性，劳动价值可分为劳动的正价值与负价值；生产资料所有制正义是劳动正义的前提性正义，生产资料贡献实际是对劳动的贡献；动机正义是劳动目的正义的深层动因，实现劳动目的正义要求匡正、制约劳动者及其组织者的求利动机；劳动正义的核心是劳动过程正义，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益是劳动过程正义的关键环节。

摘要：“市民社会”概念始于西方，其含义不断演变，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和国家并没有彼此之分，直到黑格尔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虽然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赋予了“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意义，但是他站在了“伦理观念”的角度来诠释市民社会，并没有离开他的“客观精神哲学”，这也就导致市民社会理论停留在唯心主义范畴之列，并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后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扬弃，赋予了新的含义，并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构建市民社会起着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经济维度阐述的，几乎一切人类历史问题都试图从经济基础上加以说明，甚至包括共产主义这样的根本性原则问题。但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单纯从财产关系（也即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来解释共产主义的做法。海德格尔也已经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深度理论，有时间箭头，比萨特的存在主义等更深入本质。相比之下，葛兰西真正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化，他明确指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历史经济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但只要其仍然植根于经济的基础，它就不可能是深刻的。为此，葛兰西将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到无比复杂的文化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哥白尼偏转”。

摘要：在当前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格局中，不同意识之间的碰撞和交锋是客观存在的。以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大陆新儒学”关系为例，就当前中国问题是什么和产生原因的判断、当下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方案设计、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实践方案的真理性认识、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处理中以谁为主导等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大陆新儒学的挑战给予了回应。这些回应，既在于彰显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责任性，也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内核”正当性的辩护和阐述。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大陆新儒学挑战的回应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尚需在以后的实践中注意和改进，例如回应和批判的“力道”有待加强、回应的深度有待拓展、回应的方式和策略有待改进。

摘要：资本扩张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但是资本追逐增值的本性却将空间的利用与生产割裂开来，陷入了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为资本扩张生产空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资本与权力的勾连，我国的城镇化也陷入了空间悖论。新型城镇化力求规避空间资本化的倾向，在环境正义、市场正义、分配正义等方面实现空间生产的正义转向，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

摘要：从农地发展权的发生学视角分析，农地发展权的配置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保障农民权益。但在实践中，农民的农地权益常常被理解为是从农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使用权权属，并从属于所有权，农民权利的从属地位导致农民应有的农地发展权被严重侵蚀。构建农民的农地发展权实现机制，首先要从确定农民在农地产权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分别享有哪些农地发展权权属，并通过相应的农地发展权转移机制，实现国家、集体、农民各自的农地发展权相关权益。

摘要：农民工虽然已经走出了农村，但他们与土地在法律上和利益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使农民工虽然已经完全成为依靠工资性收入的产业工人，但他们仍以各种方式保留着自己的土地。未来农民工对土地的选择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留居城市或回归农村的选择，这也成为区分农民工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标志性内容。但农民工的恋土情结与市民化、保留土地与工业化本身存在一定的悖论。处理好农民工与土地的关系，有利于他们现代性的获得。

摘要：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已经成为农民工职业生涯中不能承受之重，从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着手来减少其伤害性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现实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慈善失灵以及应对失灵而使治理陷入困境。基于此，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及信任、激励、监督等运行机制，采取多元化策略，提高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绩效，同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