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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作为21世纪国家治理可利用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技术支撑，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基层社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切入点，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大数据发展给基层党组织治理带来双重境遇，既有助于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同时在治理理念、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利益协调等方面面临挑战。大数据时代，基层党组织要加强组织建设，树立数据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优化结构设置，健全基层制度，加强人才培养，推动基层治理的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形成基层社会“善治”的良好局面。

摘要：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群众路线的践行面临着动力不足、对象离散、体制弊端以及制度缺失等多方面问题与挑战，而努力提高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为此，广东省近年来以党代表工作室制度为突破口，通过科学定位、合理布局、保障队伍、规范运行以及强化落实等措施，将党代表工作室建设成为了党群对话的稳定平台，为密切联系群众长效机制的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共融。实践表明，在新形势下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以平台为基础、制度为保障、党内民主的完善为落脚点，稳步推进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建设。

摘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对真理的理解具有很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把真理的判断标准仅仅付诸于实践，这样的理解对真理本身所应具有的内在必然性关注不足。马克思认为“真理是一个实践问题”，“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形成了人的对象化产物，人再以“全面的人”去占有自身的对象化产物，在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某种同一，即实现了具有必然性的真理。这种“实践真理”也预示着人要获得真理就得应用自身的全部的感官去占有对象化产物，为此人必须解放自身，获得全面发展。

摘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其使命仅在于获得财富。随着政治经济学家对作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劳动的深入理解，工人越来越被抽象化，即从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到“人变成帽子”。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成为现实的共同体；但是，它必须从作为货币的货币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资本，作为一种普照光，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批判，不仅彰显了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历史性，而且为全面建构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资源。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为我国文化产业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不仅是商贸之路，更是文化之路，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格局中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我国文化产业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审时度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文化产业供给侧调整，激发文化产业活力；盘活文化资源，厚植发展优势；打造中国品牌，彰显中国价值；创新文化金融，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创新对外传播，凝心聚力促发展，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推动形成中国崛起的战略局面。

摘要：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方式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空间形态、整体功能、承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总结分析世界各国大城市的成长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发现，大城市的空间扩展是在经济、人口、交通、文化、科技、行政力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并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大城市要综合考虑自身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成长发展阶段等因素，因地因时地选择合适的扩展模式；要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构建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要发挥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提升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摘要：在社区研究领域中，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以统和主义为分析范式，难以解读社区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张力，也难以回答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与作为权力系统的国家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的张力。在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应逐渐由国家主导政府行动向以国家主导社会行动阶段转变，由行政化单向推动向以行政化与社会化双向推动方向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既需要推进政府社会职能的协作化改革进程，克服政府部门功能分散的弊端，重建政府在城市基层社区的权威，也需要加强社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引导。

摘要：政治功能是社会组织的衍生功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参与，受制于国家选择性放权、合法性支持不足、制度化参与渠道匮乏等诸多因素，一些社会组织采取弱自主性、自我限制、自我规避等“去政治化”策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必要积极规范和主动引导社会组织通过非政治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夯实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基石。

摘要：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摘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出现了资金投入缺乏建设长效性、文娱生活缺乏对口适应性、社会管理缺乏农民主体性等问题，影响了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协同推进力度和进度。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重点在于夯实基础和补齐短板，必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村建设人居环境的凝聚合力，优化社会事业投入、增强农民健康生活的活力，优化基层民主建设、增强农村自主管理的能力。

摘要：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作为当前中国农村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不仅存在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业经营成本高、农业生产技术服务跟不上和对农产品市场信息把握不及时不全面等诸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也存在着公司经营不善、与当地农民发生利益冲突、某些工商资本借机炒作、突发灾害性天气和宏观经济下行影响等诸多潜在风险和问题。为此，要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和我国农业经营方式需要变革的实际出发，顺势而为，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通过多方协力配合，共同做好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这篇大文章，为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和实现农村共享发展找到一条现实而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