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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什么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党和国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而解答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科学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蕴。主流意识形态是当今世界各国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的主阵地,是各国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集中体现,时刻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趋势。转型期主流与非主流相互交融、交锋、斗争,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两者相互混淆、主次不分的现象,这极大地消解了主流的权威地位。科学解答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之含义、指向、表现、特征、标准、地位以及建设策略,既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战略,也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条件,更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团结社会大众、培育主流价值观和践行核心价值体系奠定学理基础。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大数据技术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存在内在契合性,并构成大数据技术嵌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依据。这种嵌入不是植入,而是一种正向、辅助嵌入,这种帮助往往通过模型建构来实现。大数据技术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嵌入,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合力推进。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制度优势和最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执政兴国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并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命题,这是基于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挑战的逻辑必然。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核心要义在于必须牢牢把握与时俱进的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遵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战略;其实现路径在于形成以党章为总规矩,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规矩、严格党的作风建设和责任追究为总抓手的多维治理体系。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领导干部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思维的核心是宪法思维。宪法思维的基础性、规范性、价值性和实践性,要求领导干部提高宪法思维,正确履行宪法职责,坚持改革“于宪有据”,协调“效率”与“公正”之间的价值冲突,在宪法法律框架下建立多元利益的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尊重司法权威,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宪法教育、宪法宣誓和宪法监督制度是提高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增强领导干部运用宪法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摘要：政治生态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由西方引入中国,并于近些年得到学者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生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学界主要从政治生态的概念辨析、政治生态的历史与海外经验、国内政治生态的现状及优化路径以及政治生态的价值论等方面进行了多维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政治生态发展的系统性、规律性与前瞻性方面存在着不足,总体上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应理顺政治生态的主客体关系,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讨政治生态的优化与治理。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府社会沟通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危机预防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政府面临缺乏大数据治理的思维理念、缺乏大数据的整体性管理机制、缺乏大数据开放共享的制度保障、缺乏大数据技术和人才的必要支撑、缺乏大数据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等挑战。为此,政府应直面大数据技术的挑战,从意识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法律层面和伦理层面,科学合理地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动政府从“权威型治理”向“大数据治理”的转变。

摘要：理顺监管体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绿色发展的监管体制不等同于环境监管体制,其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后者。绿色发展监管体制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和手段。绿色发展的监管体制是指政府、企业和公众为实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从源头、过程和结果对国土空间、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完整准确理解绿色发展的监管体制,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摘要：国外关于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主义三种理论范式的转换。尽管三种范式各不相同、不断论争,但都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回应,成为解释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主流工具。这种将中国经验现象置于西方理论范式下的分析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属于主体缺席的研究,无法描绘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复杂图像。循着“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研究路径,从理解社会组织的性质差异、公共服务的性质差异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目标差异三方面现实出发,提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的“三轨分析”新视角:政府、市场、公益三种逻辑分别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其力量格局决定了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性质与状态。

摘要：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供给村民参与机制,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水平的可选路径。村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空间,受到供给过程和服务类型的制约,由此型塑了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参与模式。在生产型参与中,村民可以通过开展集体互助活动,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水利灌溉设施建设中实现服务的自我供给。在决策型参与中,在供给前可以引入公共协商程序,让村民就公共服务决策进行协商对话以凝聚共识。在监督型参与中,村民可以借助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对供给进行监督。在校对型参与中,村民可以通过民主评议制度对供给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和改进。

摘要：实现扶贫治理现代化是脱贫攻坚工作的更高要求,需要准确把握适度普惠的理念初步形成、多元主体的共责机制趋于完善、“美好生活”成为脱贫攻坚共识等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特征,从党的核心的认同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和政策体系的科学化四个方面建构扶贫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框架。同时应关注扶贫治理过程中的外部资源“强制嵌入”、扶贫开发“运动异化”和工作推进“盲目跟风”三种倾向,重视乡村价值发现和本土资源利用,重视系统资源整合和脱贫长效机制完善,重视扶贫开发形势的理性研判和实践探索,以进一步推进反贫困事业和促进社会发展,增进民众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