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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组织党建是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目的并不在于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内部控制，而是希望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统一。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成效显著，随着工作力度的增强，党组织覆盖率明显提升。然而，组织覆盖缺乏延展性、工作覆盖缺乏实效性的问题不容忽视。借鉴结构化理论的视角，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既要持续改善外部结构，又要有效激发内部行动者的能动性，通过外在压力和内生动力的共同作用，最终实现社会组织党建的目标。

摘要：巡察是巡视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这一正在探索前行中的党内监督制度自实践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打通了党内监督的“最后一公里”。但是，基层巡察在实践中的种种困境也必须引起重视，巡察组在“形式周全”与“实质虚无”的游离之间开始悖离巡察制度的初衷；被巡察单位在迫于无奈的“被动接受”之后，想方设法地“主动应对”以求不出纰漏；普通群众对待巡察，要么视其为解困的“万能钥匙”，要么抱着失望的“无用主义”态度。破解基层巡察的现实困局，必须通过制度转型建立常态化的巡察格局，可重点从巡察的社会氛围、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工作制度、结果运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完善。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不同要素的报酬机制却并不健全。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制造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报酬机制，笔者发现：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劳动所得份额虽有一定的提升，但资本所得依然高于劳动所得；管理者薪酬相对较高但股权激励并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相对偏低，不能有效地激发其创新和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快要素报酬的市场化建设，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尽快实现报酬要素的市场定价。

摘要：当前，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事务的过程中，服务领域不断深入，服务地域不断扩张，建立了社会服务行业，并形成行业价值链条，同时，它们仍需共同面对诸多结构性发展困境，这些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组织谋求合作的愿望。新社会组织发源于社会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整体性、灵活性以及模糊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表达了新社会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总体性追求。研究者需要对新社会组织未来的行动机制做出战略性的思考。组织是个体的组合方式，也是社会的表现形式，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总体性。新社会组织的行动和结构是在人的总体性基础上进行设计的，组织中的人不是制度的人而是行动的人，而组织中的制度是基于人的制度。合作机制能够实现人的总体性、组织的总体性。

摘要：国家政策中家庭取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对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相对价格变动与偏好的改变）深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家庭以及家庭政策的关系特征及其影响，可以揭示家庭在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使家庭在国家政策视野中位序的前移，将家庭真正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