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杂志   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

摘要：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一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一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摘要：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从工业生产角度解释城市增长的模型已显得过时。本文从舒适物的理论视角，分析城市舒适物与西方城市发展的关系，指出舒适物已成为城市发展及影响城市高端人力资本移入和城市活力的重要变量。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宗教舒适物、人文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以及如今包括自然、人文、消费和社会的综合舒适物，指出城市舒适物及其理论范式代表着人类对于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思考和见证，也代表以“人的发展”为尺度下的城市反思。文章最后在分析美国城市芝加哥的基础上，总结了舒适物视角下城市发展的政策转变：从以往将城市作为单纯经济增长的场所和机器变为一个更强调智慧增长的地方，尤其注重其对居民和高端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相对应地，城市以制造生产为主导的活动越来越被消费和审美为导向的活动所代替；城市从注重为生产企业提供政策激励转为为大众提供舒适的公共物品。

摘要：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摆脱“乡土性”的进程。老乡关系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融入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本文基于2013年上海、广州、天津等七个城市3500多个样本的分析发现，随着农民工乡土联系的减少，城市融入的加深和现代性能力的增加，其老乡认同感会逐渐下降。本文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并非不可调和，传统的乡土性在城市化的早期是建构新生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有助于一个稳定和谐的城市社会的形成。

摘要：从思想源流看，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涉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及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价值文化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真正源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基础。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源，也要将当代中国价值观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但这种融入是一种开新，而不是一种复兴。对于西方近现代价值文化，我们的态度应从侧重学习吸收转向侧重借鉴比照，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超越，努力使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系统，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它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回答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应该做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能在真空中凭空构造，而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消化人类取得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紧紧依靠当代中国人民，立足时代和实践，借鉴中外历史上确立核心价值观的经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地开展工作。这必将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精髓。从系统动态结构视角看，其表现为价值个群的自由人及自由人的联合体、价值内容和方式的人民性与实践性、价值目标和工具的解放与变革、价值效用的团结与共享、价值规约的集体主义与共同富裕等五域结构，及其相互间共时性及历时性动态作用机制。这一结构的现实表达体现为两个基本向度即内向侧重于增强民族认同、凝聚人心的中国化的现实表达，外向侧重于塑造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的现实表达。从而要求我们须用辨证思维方式来对待价值观问题本身、特性及发展弘扬问题，实现价值自觉。

摘要：针对俞吾金教授在《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一文中增补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论据，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由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不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和实现的对象化“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是基于经验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

摘要：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研究边界不断扩展、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偏差、研究方法缺失和价值立场迷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入。

摘要：生态现象学有助于我们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伴随着生态现象学运动，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尼采和胡塞尔的拥趸们倡导的一种自然伦理实在论，以及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的支持者们建立的一种先验的伦理实在论。这两种伦理实在论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环境伦理主义：前者以生态为中心，强调所有生命的繁荣共生；而后者则更加“人性化”，侧重于培养“此在”的独特特征。基于现象学和环境哲学对本体论和伦理学的研究，我们认为两者都有其积极的意义，而后者更加接近于以生态为中心的最佳要素，同时避免了问题重重的本体论预设与反人文的含义。

摘要：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而与之伴行的产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却相对落后，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严重的伦理问题。面对文化创意产业伦理实践中的这些问题，我国学界与相关领域，必须以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深入研究和借鉴西方各国的相关理论成果，研究和转化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厚资源，全面探索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伦理学的框架、概念、思路、对策和路径，并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改革与发展的策略。本文主要关注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伦理问题研究的内容与路径。国际上对创意产业、创意经济中的伦理问题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值得我们大力关注与借鉴，对于我们建设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伦理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信仰和情感文化积淀，是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本文针对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载体的特点和国家文化产业视野，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构想，探讨了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具体策略和路径。拟通过数字交互设计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转化为可娱乐化和产品化的文化产业优势，实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转化，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和创新，实施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的有效转化。

摘要：随着美国的主导和更多国家的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劳工标准一直是TPP谈判中非常有争议的议题，TPP谈判国对于劳工标准迄今未达成统一的意见。“P4协定”中劳工合作备忘录的内容，以及美国一秘鲁TPA中劳工标准的条款，影响着TPP未来可能确立的劳工标准内容。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国际贸易的竞争，劳工标准仍被视为中国可能加入TPP谈判的一个敏感领域。中国劳工状况正逐步改善，应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及TPP成员国劳动组织的合作，通过组织、参与工会国际论坛、国际调研等方式，反映我国在劳工标准方面的发展状况，从而提高在国际劳工标准领域的话语权，为参与TPP谈判创造条件。

摘要：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网络的创新，形成了网络文艺生长的土壤。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网络文艺以其海量的作品规模、广泛的受众群体、持续的舆论影响业已成为巨大的文化关注。网络文艺目前还存在着鱼龙混杂、质量不高，重视娱乐、担当薄弱等问题，但其发展令人期待。网络文艺是文艺与科技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它创新了当今文艺的样态，为文艺的生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展示出文艺发展的新前景。网络文艺顺应了文艺大众化的趋势，推进了艺术民主进程，激活了大众的文艺潜能，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的文艺人口。网络文艺是文艺与市场接轨的产物，市场为文艺发展提供了新的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网络文艺用自己的特有手段展示了这个时代的风貌，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丰富了大众的生活，甚至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处理好文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炫目而又空洞的技术展示平台；处理好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唯市场而动、哗一时之宠的文艺“商品”；处理好文艺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唯点击率之马首是瞻的廉价玩物，网络文艺的质量便会得到不断提升，并为整个中国文艺的繁荣贡献力量。

摘要：网络文艺批评呈现出的“自发-交互性”、“微缩-精简性”、“展示-娱乐性”三个主要特征既是我们对其发展规律的总结，也是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一文艺领域，应对其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三个特征既是网络文艺批评的长处，又是其短处，容易使网络文艺批评陷入个人化、碎片化和肤浅化的弊病之中。我们应该继续发挥网络文艺批评自由和大众化的优势，将其进一步推向繁荣；同时又需要对网络文艺批评进行必要的反思、规范和引导，使其更加成熟完善，在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要：宪法序言是我国宪法结构的最重要部分，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是以成文法的模式对我国整个宪制基础的科学描述和规范表达，是一种根基规范。其基本的规范结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宪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