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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严重的矛盾与问题，深层的原因则是人的生存发展面临新的困境。以往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危机，实质上是人的发展危机。要把握“新常态”，应当对“常”有一个比较全面透彻的理解。在汉语的语境中，“常”主要有“正常”、“规律”、“规范”、“长久”等意思，相应地，“新常态”的发展也就表现出为合理的发展、合乎规律的发展、合乎规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人本与物本的区别。要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确立新的观念行为，提高人的素质，突出人力资本。

摘要：“新常态”是一个描绘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状态的客观现实和前瞻这些领域的未来走向，以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预见意识和建设性心态全面深入地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综合性概念。只有从主客体相结合的视角领会“新常态”概念的深刻蕴涵，探究客体新常态与主体心常态具有的双向生成性、双向互馈性以及双向构建性的辨证关系，深入研究客体新常态与主体心常态产生的深刻时代性和动态变化性，增强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预见性，才能促进人们深入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和积极引领新常态，准确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并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

摘要：国内外新形势迫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新常态的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就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新常态境遇下中国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而且还要实现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型升级。首先要科学理解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及其客观要求，其次要克服旧心态，走出市场迷思、炫富心态、物质至上、纵欲主义等消费文化建设的误区，最后应遵循消费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积极探索新常态境遇下中国消费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培育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消费文化，以此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三个主要的问题域：“谁去化”、“化什么”和“怎么化”。“谁去化”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的问题；“化什么”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与内容问题；“怎么化”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与路径问题。澄明该命题的这几个主要问题域，有利于我们切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将这一理论话语置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中，形成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汉语范畴体系，这直接关系到国人是否能完整准确理解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深刻内涵。其中，基本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不同于指称具体实物的概念，所以翻译难度最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这是一个对外来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不断深化、本民族语言被继承充实和赋予新意、基本范畴的翻译词在语义上不断接近基本范畴的“原意”或“本意”的过程，因而文本互动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长期的、反复进行的过程。本文主要研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十八个基本范畴的形成。

摘要：新世纪以来，“回到马克思”作为马哲中国化中的一种重要学术现象，引起了学界较广泛的关注和较持久的论争。那么，“回到马克思”作为马哲中国化中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和诠释策略，它的合理性究竟如何呢？学界尚缺乏从马哲中国化的方法论路径视角的深入探讨。本文对“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路径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反思。

摘要：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形成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大趋势。如果说20世纪初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林林总总的“后学”风靡一时。在1990年代以后，这些新潮理论又纷纷涌入国门。这一大趋势为晚近文学理论带来了诸多重大变化，概括言之，可以归结为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

摘要：继承了马克斯·韦伯悲观主义批判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性工具理性的宰制下，单调、重复、刻板、乏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音调，它逐渐成为扼杀生命诗意、窒息人们自由的“铁笼”；而以卢卡契、列菲伏尔、赫勒、K·科西克以及德·塞托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认为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仍然具有自我转变的可能性，它凭借其不可化约的诗意的、非理性、肉身的以及感伤的解放潜能，就能打开救赎、积极和强有力的转变之门。但随着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成为统治”逐渐衍化为消费社会中“景象甚至仿像的统治”，抽象的幻象成为日常生活舞台上的主角，很显然在当前情势下，日常生活蕴含的解放潜能随着主体的消失日趋丧失殆尽。

摘要：文本理论并非只有一张面孔，而是具有多种形态。每一形态文本理论都应时而生，但语言观念转变的导引至关重要。综观历史，由工具语言观一本体语言观一话语语言观的转变依次带来了工具形式文本一语言客体文本一话语间性文本及相关理论的递进式嬗变。每一种文本理论都高屋建瓴、思路别致地回应了来自文学现实的挑战，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文学形式研究的跃进式发展。中国当代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当从中借鉴经验。

摘要：在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居住空间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居住隔离状况尤为值得关注。本文使用2014年八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从宏观、社区和个体三个层面，从制度、结构与态度因素三个维度，聚焦居住隔离现象的基本特征及相关要素。分析结果发现，半数流动人口面临居住隔离问题；自我选择对居住隔离固然重要，但不同层面制度、经济和住房结构的束缚和桎梏更为强大。乡一城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租房居住、居于在城中村或棚户区及有工业园区或连片出租屋社区的流动人口，以及感到受歧视的流动人口面临的居住隔离风险更大。因此，尽管他们有较强的与本地人为邻的意愿，但多重因素的阻隔导致心仪而行离的结果。

摘要：文章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二元社区”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从社区空间构成、住房类型、房屋权属、定居意愿四个方面对当下都市化过程中二元居住空间的形成及变迁进行了描述，认为房屋与土地权属的复杂化、社区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与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是“二元社区”长时间存在以及内在人际关系冲突发生的成因。在“二元社区”及都市二元居住空间的治理上，特别是如何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或不同地域文化群体之间的偏见这一问题，从社区日常生活、移民自身、管理方式以及制度载体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摘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在网络立法、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当前，为确保我国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取得实效，应着力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提高依法治理水平；重视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应急管理指挥协同体系；加强行业组织自律，促进政府与社会“握手”共治；倡导网络信息公开，增强舆情快速反应能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做到道德自主和伦理自觉。

摘要：就经济预测来说，重要的是对未来经济趋势的准确把握，以及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进行组合。通过周期分析，对比历史数据的变化规律，得到了经济增长率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将呈现出相比于“十二五”规划期相对较低的增长情况，具体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平均的增长区间在6％至7．7％之间；在时间序列预测部分，利用表现为趋势性上升的GDP定基指数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得到平均增长率的下限为6．13％；通过对三次产业增长率的分别预测，合并考虑到我国人口增长变化的情况、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带来的投资变化情况，以及城镇化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我们得到了下一个五年规划期的另一个平均增长率为6．9％。“十三五”期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区间应为：6．3％至7．5％。

摘要：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促进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与产业升级，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构件，旅游业与其他行业的产业融合将推动旅游产业的结构升级与优化，促使旅游产业突破传统发展范式，打破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锁定”状态，促成其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产业融合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它的动力机制主要有利益驱动、技术拉动、政策推动、企业竞合促动等。为更科学、高效地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必须树立旅游产业大融合发展的新理念，科学做好产业融合规划与预测，强化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构建强有力的旅游人才保障体系。

摘要：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形成于美国，最初主要适用于立法的预评估阶段，即考察面对规制对象的多元规制解决方案，哪一种方案是最优选择的问题，通过比较不同规制方案的成本效益确定最佳与最为合理的方案。当然，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不仅适用立法的预评估阶段而且适用于立法过程（有称之为伴随性评估）以及立法后阶段即后评估阶段，在现代社会通过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与保障立法的正当性问题。现代各国通过在立法程序中设置成本效益评估环节有助于实现立法的正当性。不仅在总体上确立效益大于成本的方案选择是正当的，而且在立法过程的不同阶段，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确立也是实现立法正当性的基本保障。在立法的预评估阶段即进入立法议程前，以立法方案的成本效益评估为基准确立该方案是否能够进入立法议程；在正式立法议程中，通过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环节设置，确立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在后立法阶段，通过法律的实施绩效来证明该立法的正当性。我国应该建立与完善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大程度地获得立法的正当性，也就是为法治之国的良法确立正当性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