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杂志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

摘要：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奋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长期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永不动摇。

摘要：的“七一”讲话，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在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基本内涵和要求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成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理论根基；就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努力践行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纲领，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政治根基；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

摘要：全面从严治党，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党成立95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发展了从严治党的思想，紧紧抓住这个关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实践中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证，其成效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了科学的指引，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航向，为无产阶级政党科学执政提供了指导思想，为人民群众信仰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涉及“何谓化”和“谁来化”两个基本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传播内容的具体化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既需要党政干部的大力推动，也需要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的奉献参与，更有赖于广大群众的认可接受。这是一项需要以战略眼光进行策划、以一贯之地加以推动的工程，如此，方能奏效。

摘要：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的误读主要根源于未能有效校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实际上，马克思主要通过哲学、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织研究，将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锻铸成了其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而且，正是这一方法论前提规定了马克思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与问题意识的重构。

摘要：马克思兼具现代主义的气质和后现代的意蕴，但又超越了二者的抽象对立。因而，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新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具有广阔的对话空间。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差异主要源于二者在现代性诊断模式上的分野，即从资本逻辑出发的“总体性视野”与从合理化逻辑出发的“领域分化视野”的差异。哈贝马斯沿着韦伯的思路在社会理论基础上重建了康德的“先验主义二元论”的划界原则，从形式逻辑所要求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出发，对不同行为合理性领域的外部差别进行类型区分。然而，马克思则是在实现哲学的“社会存在论转向”的基础上重建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因而，他并没有停留在不同行为类型的外部差别上，而是直接深入各种行为的内部，去探讨它的内部矛盾的性质、结构和趋向，进行辨证剖解和历史分析。“总体性”和“领域分化”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诊断模式，必然导致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在现代性治疗方式上产生更大的差异。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核心是社会诸种合理性领域的重新规划与协调。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存在的内在超越。马克思与新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独特品质。对话中所凸显的一系列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仍是亟需关注和研究的前沿课题，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展的理论生长点。

摘要：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二者加以比较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认识，澄清西方学者的一些误区。在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分析现代性的不同视角、宗教的作用和评价、资本主义的起源等问题上，韦伯和马克思都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有些观点截然对立，但在很多方面也有相通之处。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在强调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把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当作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一个补充，可以为人们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现代性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摘要：佛学研究者多奉刊本《大藏经》为圭臬，而忽略写本《大藏经》以及碑铭、摩崖、图像、族谱、方志等藏外文献，此外诸藏中晚出文献征引早出文献的丰富资料也未受到足够重视。东亚宗教文本的载体形式，从写本到刊本的嬗变，不啻传播媒质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与写本相比，刊本可以让无数人随时、随机地获取存储于一种简易的、廉价的载体中标准化了的知识；其影响所及，不仅改变了宗教观念和实践的网络，甚至会冲击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及文化知识体系。伴随互联网诞生的数码载体，是传播媒质的又一次；对人文科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不但要研究东亚宗教对技术的影响，也应考察后者如何影响前者的发展。新媒质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媒质的灭绝，写本的生命力在于读者、抄写者、编者无休止的“协商”中推陈出新；宗教文本在多媒质并存的网络中流通，形成独特的“书业市场”——即王勇教授所倡导的“书籍之路”。在这一流变多元的网络中，“中心”与“边地”的关系并非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单纯，二者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而“边地”的后发优势，体现在经过尊崇、追随、模仿“中心”之后，给文化及宗教范式带来了一些创造性的形塑与重塑，从而变得比中心更为“中心”。

摘要：在东亚汉译佛教圄内，译经与注疏促进了佛经的普及与传播。《胜鬘经》的三种汉译本中，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流传最广，自南北朝至隋唐各种传注本层出不穷，新罗元晓、日本圣德太子也先后据此制疏。公元7世纪初，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为女帝推古天皇讲赞《胜鬘经》，在此基础上撰成《胜鬘经义疏》。该书不仅由高句丽僧惠慈带回朝鲜半岛流通，唐大历七年（772年）由入唐僧诫明等带至扬州，唐僧明空阅后制末疏名之为《胜鬘经疏义私钞》。此《私钞》成书半个多世纪后，圆仁于开成三年（838年）入唐求法，巡礼五台山时有缘获之。尔后在日本被视作“大唐高僧之制造，日域面目之秘书”而珍藏至今，然而在中国唐宋时已散逸不存。这部唐代侠书，江户时代以来的刻本均作“六卷”，唯西教寺正教藏舜兴写本为“一卷”，与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相合。细心比对写本与刻本，发现刻本将《胜鬘经》、《胜鬘经义疏》及《胜鬘经疏义私钞》即经、疏、钞合为一部而敷衍成六卷，已失原貌甚明.写本不仅保持原书体裁，而且有九则跋记还原该书传存轨迹。

摘要：天津虽然于明代开始设卫建城，但文化非常贫瘠，“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科举方面，整个明代举人进士寥寥无几。清代特别是雍正年间置府设县后，天津的科举出现了“天下罕见”的繁盛状况，而且出现了许多科举家族。这些科举家族大都热心于地方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进一步推动了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天津的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很快成为北方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文化地位的提升和科举家族的出现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摘要：清代科举宾兴是一种主要由民间捐资设立的教育公益基金，它利用田产、银钱、店房等资产的增值收入，无偿资助本地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社会公益基金组织，清代科举宾兴遵循政府立案管理制度，其程序包括捐助者撰文呈请、各级政府官员根据礼法予以审批、各级政府部门收存呈报材料进行备案三个阶段。清代科举宾兴的政府立案管理制度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明代。

摘要：隋唐至清末，科举制度在建构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中国帝制时代重要的政治、文化宪制。1905年以后，随着科举宪制被废弃，中国社会面临重建宪制的任务。剖析科举的宪制特征可发现基于实践的制度理性为其本质，也是重建宪制的必由之路。

摘要：本文以美国作家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系列”为例，分析了科幻文学与经典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直到今天，文学因素依然在对科幻文学的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创作于后现代文学时代的科幻文学也积极通过用典、拟仿、互文等手法与传统的文学经典对话。不过，“海伯利安系列”的最大启示在于揭示了科幻文学的浪漫主义诗学渊源。科幻文学并非简单地用文学普及科学知识，这一亚文类其实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

摘要：本文借助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的“变位”视角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反思。“变位”是指人从地球上的优势文化地位变为宇宙中的弱势文化地位，在《三体》中，变位视角既体现为作者不自觉地从文明弱势的身份进行作品构思，也体现为在作品具体内容中人类被想象为宇宙中的弱势和非中心文化群体。语义分析学认为，真理是通过心灵的真诚和命题的准确性而得以保障，心灵的真诚信念与符合论的客观真理并非等同，《三体》则进一步使读者看到，对于非中心的弱势文明群体来说，既有的文化观念和来自直接生活经验与现实生存处境的自主判断比来自强势文明的客观真理更能影响人们的心灵信念。生态整体主义中包含的生态系统理论与环境伦理准则的一致性，其实也只是理性文明体系中具有文化优势地位的判断者的心灵认定，它具有布洛赫所说的“希望的乌托邦”的性质。而对于人类社会中具有差异性的多元文化群体特别是弱势文化群体来说，生态整体主义可能并非是一种得到心灵真诚认定的真理，它所提出的环境伦理准则也只能基于自由选择而生效。

摘要：美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发端于福利制度之中，此后经过逐渐发展，形成了在儿童保护领域和家庭领域同时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特色体系。其针对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包括：事实发现的辅助法官机制、监护和探视纠纷中的强制调解、父母教育计划、受监督探视等，对我国构筑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程序将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