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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先验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作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经历了幻相的逻辑、真理的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先验辩证法作为理性的幻相逻辑在何种特定领域内有其存在理由的探究,就是先验辩证法的生存空间问题。以往人们经常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展现先验辩证法不同样式的生存空间,阐发其不同方面的当代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于人的自由实践活动之中。

摘要：马克思用“头足倒置”隐喻来表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用对“颠倒”的颠倒来表明自己学说的革命性。这一隐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曾引起严重的争议。隐喻在哲学性论述中往往起着建构内容的实质性作用,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文艺装饰,但是,隐喻的不确定性又会造成哲学思想上的重要分歧甚至争执。这种状况使得哲学研究不得不慎重面对隐喻,细致拈量其作用和问题。

摘要：从认识机能出发对辩证法内在结构的揭示应该是合乎事情本身的一条道路,因为它可以很清晰地解释现有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这些表现形式中,它们是以一个内在的引线逐步推进的。与哲学对最高真理的要求相一致：辩证法从形式与内容的错位产生的否定,到扬弃否定于同一之中,再至回复原先的否定落实于“差异”本身。我们把这一过程看作辩证法在真理建构过程中的一贯延伸和拓展,同时也能认识到海德格尔对辩证法的推进实际上乃是哲学自身的前进过程。

摘要：由于依据了康德的直观与概念的二元思维方式,传统分析哲学将世界视为所予性的,因而陷于所予神话中。为了摆脱此状况,麦克道威尔提出借鉴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并将之解读为：黑格尔以康德的统觉的方式来论述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并以单个自我意识的两个层次,即自我意识与其经验性自身之间的一体化来修正康德的思维方式,进而证明自由的自我意识具有无边界的概念能力,因此能够经验到实在性世界。然而,这个解读并未证明自我意识是自由的及其概念能力的无边界性,因此无法形成对世界的确定性经验。按黑格尔观点,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通过欲望、生命和类三个环节,证明自我意识只有在主体间性上才是自由的,并具有无边界的概念能力;同时,如此的概念能力使对世界的确定性经验成为可能。如此的经验能够摆脱所予神话,避免回溯问题,并确证知识。

摘要：近几年来,翻译研究发展非常迅猛,文化转向使翻译从技术层面的研究走向本体以外更深、更广的理论空间,而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翻译理论则受到了严重质疑。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国外内翻译理论界对后殖民理论的介入评价颇高,但对其所带来的问题似乎注意不够。我认为,后殖民理论虽增强了翻译理论的文化批判性,但也使研究过于宏大化而脱离了翻译本体。再则,后殖民理论的西方与非西方两元对立使翻译沦为单指向的殖民工具,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后殖民翻译理论分析框架的轴心其实就是他们所抵抗的西方主义。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之间的共性及其相互关系。我们认为语料库翻译学与翻译认知研究之间存在诸多共性,相得益彰,相互交融。二者之间最终融合并催生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认知研究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一方面有效克服了传统翻译认知研究的局限性,深化了翻译认知研究;另一方面将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领域拓展至翻译过程和翻译认知研究,从而扩大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疆域。

摘要：豆腐在中国古代已经走出国门,东渡日本。在西渡美、英等国时,日本不仅参与进来,且成绩斐然。在语言文化层面,汉语“豆腐”业已成为日语常用词,却在走向英语世界的过程中,被日语罗马字拼音“tofu”捷足先登。但是,在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的豆腐文化止步于国门,日本的豆腐文化则属于土生土长。对美、英等国,中日两国皆没有成功输出豆腐背后的民族文化。梳理这段历史,对更加深入地思考、研究、布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无益处。

摘要：“对等”概念在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影响深远,然而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学者们对其内涵有不同阐释。近20多年来,语篇分析途径的翻译研究者提出语篇翻译对等,但是语篇翻译对等意味着什么、译者应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尚需深入探究。本文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语言-语篇并协论和语域理论讨论语篇对等的内涵,讨论译作与原作在交际目的、语篇类型、语义连贯性方面的对应。以《谏太宗十思疏》英译为例,阐释在翻译作为语篇再生过程中译者如何发挥话语分析、语用推理、意义重构、文化差异融通等主体作用来追求译作与原作的语篇“意”、“味”近似。

摘要：梁漱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通过一种社会发展的综合实验,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他跳出“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经典现代化模式,创造性地诠释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精义、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实验融传统儒学的“真精神”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于一体,用以构建出“中西合璧”的新型乡村组织。如何挖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梁漱溟1930年代的探索仍有着现实的意义和方法的启发。

摘要：乡治与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社会思想的两个重要概念,辨析二者的异同有助于我们理清梁漱溟由文化研究转到社会行动的具体过程。乡治的提出与国家政权建设和地方自治有关,不过,梁漱溟并未局限于政治问题的讨论,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政治的经济和习惯基础,进而发现以民族精神为内核的社会组织构造才是乡村工作的根本,由此他系统地发展出乡村建设理论。最后,文章从“非行政-社会动员”、市场动员以及民众参与三个方面,论证梁漱溟的社会组织构造学说对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之末端,其为国家治理体系之基座,因而是社会稳定之根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的与时俱进和现代转型尤为关键。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跨越式发展”特征,其在尽显后发优势的同时,亦难免出现矛盾短时积聚效应,由此给基层治理之实践推行带来诸多问题。在法治已成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背景下探索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包含两个要素：治理和治理的现代化,前者是相对于传统的管制等模式而言,后者则强调了治理的路径依赖和结果取向,即治理法治化。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工程的社区治理,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治理的方式转型规定了社区治理的自治逻辑和制度重构,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则意味着以法治作为推进社区自治的方式并以实现社区法治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

摘要：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昭示,农村稳则国家安,农村稳定是国家稳定之基石。农村基层治理作为农村社会的控制器,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农村基层治理一直陷于公共规则之治与本土资源治理的选择性纠结与融合性困惑之中,农村基层治理亦面临诸多困境。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强调现代公共治理规则之建立和制度化基层治理模式之塑造,基层组织行为规范、“官民冲突”化解以及民间纠纷调适日益呼唤司法介入,这已成为不可扭转之趋势和确定无疑之路径。当然,乡土情结在我国长期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样时刻警示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取向既需魄力,亦要智慧。

摘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刑事强制手段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刑事拘留的对象往往被任意扩大;刑事拘留的使用目的也往往超出了刑事诉讼的保障功能,经常为安抚被害人、公众而对嫌疑人实施刑事拘留。这与基层政府刚性维稳的思路、执法人员和公众法治意识水平不高、相关法律制度的空白和缺陷都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刑事强制手段的滥用因考虑了不相关因素而污染了公权力的正当性源头、错误地引导了公民法治观念、给少数人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创造了机会,埋下了更深的隐患。以法治手段对此进行规制,有赖于立法上完善刑事拘留的严格适用标准;体制上建立刑事追诉目的性审查程序;司法上向前延伸强制措施必要性审查。

摘要：新千年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上出乎意料的积极表现。即使排除印度和中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增长也是自战后进口替代战略的“黄金时代”以来最高且可持续（图1）。经济增长率在世纪之交后保持着可持续增长,并伴随着居民消费价格的普遍下降（图2）。但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外部约束的消除,因为几乎所有的非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地取得了经常账户盈余（图3）。在已经恢复的亚洲经济体中,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盈余扩充了外汇储备,特别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