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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理论探索，展示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中的理论成就与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对象所具有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体现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中；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在理论资源上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基本观点的应用与拓展；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主线和主导的形成和发展中，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总体观得到创新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要：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理论的阐述贯穿《资本论》三卷始终。资本积累理论的整体意义不仅表现在它的宏观结构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的逻辑思维进程和整体方法方面。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内容。托马斯·皮凯蒂在自身的眼界范围内，以资本与劳动、贫与富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断深化的历史事实，对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做出了进一步证实。但是，他的研究目的则与马克思的研究大相径庭。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所特有的表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验证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未来社会”实际上就是他们所说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统一占有。人们的劳动直接就成为社会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将随之消灭。然而，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劳动并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商品经济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还需要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为商品经济走向自身消亡创造条件。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发表《资本论》第二册相关文献以前．学者主要通过恩格斯所写的序言和相关书信考察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MEGA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恩格斯的编辑稿和刊印稿之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通过考察《资本论》第二册编辑稿的产生经过，从文本选择和篇章结构方面构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册各篇的主要过程，从文字和表述的改动方面展示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进行修改的几种类型，可以比较全面地呈现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册，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要：辜鸿铭在1921年底所写英文自传中将他1881年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见面作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由此“重新变成了中国人”。但本文通过考证“当事另一方”的马建忠及与之同行的吴广霈的日记，可知这场会面不过是辜鸿铭的文学虚构。“重新变成中国人”并非经由一个仪式性“事件”完成的，而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的累积，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却可能因其带来的永志难忘的身体受辱感而被压抑在记忆深处，并不时以激烈的变相形式作用于他的批评文字：当辜鸿铭为自己受西方殖民者凌辱的国土辩护时。作为国家的身体的国土就变成了他自己曾经受辱的身体。他从这种意象重叠中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摘要：1925年三大农民运动（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拂下地争议）先后爆发，此时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摇篮期”进入“成熟期”、“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推出代表性作品的时期。农运的震撼弹终结了彷徨的“摇篮期”。使文学运动与农民困境接轨，在“新形式”的确认后有了“新内容”的确认。三大农运对赖和的影响，意味着新文学“台湾性”的诞生。三大农运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迄今未获重视，本文尝试突破这种盲点，为新文学运动从发韧到成熟的现象增加农民运动层次的分析。笔者主张，1925年台湾农运的爆发和新文学成熟作品的涌现为关联性现象。本文将以赖和为指标，从本土社会争议与新文学形式变革相互联系的角度．重新厘清台湾新文学作为符应本土需求的一种新文化载体、社会运动而崛起的背景、动力与意义。

摘要：本文为了确认将“东方”这一封闭又开放的概念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效性，首先梳理了以竹内好、石母田正为代表的日本民族主义论者对世界性或世界主义的批判．然后通过对比“五四”时期鲁迅思想中试图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因素．以及周作人对两种民族主义的谨慎区分，指出竹内、石母田可能在诚挚强调民族独立的同时．也陷入了某种观念性。从而忽略了现代中国所蕴含的其他可能性。在描述东方现代文学所体现的“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与悖论时，本文进一步提出，周氏兄弟的思想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方式去打破“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

摘要：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明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但公益事业、社会事业、公共事业三个重要概念尚未得到清晰界定。具有多重含义、经常混用的三个中国特色概念，对其界定需从公益、事业、事业单位入手，通过对包括相关政策法规在内的各类文献梳理，界定三者内涵，辨析三者关系，从而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益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以及相关学科学术演进提供基础。

摘要：公平和效率是重要的价值尺度，公共组织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充满了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博弈。事业单位作为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重要载体的准公共组织。其价值选择存在着公平和效率的两难，也深受政府价值选择的影响。建国60多年来，我国的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构建与改革经历了公平与效率的博弈和调适。将公平简单化，导致事业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短缺和低效，过分追求效率尽管富有绩效，但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由于事业单位复杂多样，性质各异，应在合理界定不同事业组织职能的基础上，明确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导向，推动分类改革。

摘要：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既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事业单位作为我国当前以及未来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载体。其改革进程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二者在实现过程中可以相互借力和共同推进。围绕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要以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制度为先导，人事编制改革为重点．将完善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为改革路径．依托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事业单位的内外部监督，实现公共服务的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内涵品质和效率提升。

摘要：中国城乡割裂的二元制度结构，导致农业就业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缺失。其城市化就业水平、农业就业效率及其农业集约化程度，均处于国际社会的较低水平。中国经济总量与人均国际位次之间悬殊差异的根本原因。首先不在于中国人口总量位居全球第一，而在于农业就业占比长期居高及其就业效率极其低下。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业问题．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非常庞大的农民阶层在非常落后的农村从事效率非常低下的农业经济活动，只能导致更加贫困落后的“就业发展陷阱”。跳出“就业发展陷阱”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创新路径，就在于重建“还权于民”和“还利于民”的科学发展理念．通过公平正义的城乡制度创新驱动，实现农民阶层城市化就业的卓越转型．由此方能实现中国城乡共赢的和谐发展繁荣。

摘要：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不仅是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文化传承、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根本途径。本文基于生态友好型农业概念模型设计了一套省域农业发展的生态友好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区的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业发展的经济生态友好度和政治生态友好度相对差异较大，自然生态友好度和社会生态友好度次之，文化生态友好度最小；东、中、西部地区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水平依次降低，且区域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省域农业发展的社会生态友好度与生态友好度综合指数的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经济生态友好度和文化生态友好度：各系统层之间的协调度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下降的地域分布态势，且协调程度与综合指数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从完善管理体制和政府规制。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创新技术体系和服务方式，健全多方参与的市场机制等方面推动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细碎化、经营规模小等问题使得家庭承包经营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已成为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理性选择。作为规模经营主体的农户，其规模经营意愿对于所在地区的规模经营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以山东省621户农户为样本，分析了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分析结果显示，转包土地稳定性、机械化耕种条件、土地情感、融资能力和保守倾向等5项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种养殖收入比例、农业补贴和种地体力技能水平等3项因素是中间层影响因素；种地人口年龄、打工人口年龄、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和土地规模等5项因素是基本影响因素。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粮食需求的持续性增长，我国已由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粮食净进口国，而且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采用狭义的粮食概念，以小麦、稻谷、玉米三大主粮代表，在充分研究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系数法分析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与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三大主粮的价格与国际相同粮食价格的相关系数中．我国玉米价格与国际玉米价格的相关系数较大。小麦次之，而稻谷价格相关系数与国际大米价格的关联最小。对十三五期间的预测性建议，即继续坚持严格的粮食进口配额管理制度：提高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扩大国际农业合作范围；加强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监测；争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定价权和话语权。

摘要：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出任首相后，抛出的“拼经济”路线，被媒体热炒为“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被俗称为“三支箭”：一是提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央行每月购买国债7．5万亿日元；二是突破前任首相预算总额70万亿日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三是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监管。唤起民间投资。但是，安倍政府执政三年多以来，由于推行“安倍经济学”的失败，日本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陷入停滞的状态毫无扭转迹象。“安倍经济学”破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启示：不能迷信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必须重视所有制的改革；慎用负利率政策；必须加强对企业经营的全程监管：必须高举科技创新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