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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之风甚嚣尘上，不知遮蔽和误导了多少人的视界。施蒂纳的超前性在于．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率先对自由主义所设置的陷阱和迷障展开清算，从人的“唯一性”和“独自性”的角度．揭示出自由主义承袭了对生命个体的“基督教式的轻蔑”，不过是中世纪考察人的神学方式的另一变种，是基督教宗教最后的变形；自由主义所倡导和彰显的平等观念，实际上也无助于对人的深刻认识，同样是一种一无所获的努力；所谓“自由国家”、“人的社会”、道德楷模甚至和睦家庭实质上是要把具体、现实的人约束、塑造和提升为一种理念和范畴。施蒂纳在“人”的大字眼下，看到个体会遭受到压抑和排挤，丧失其价值和本性。他把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主体性的讨论深入到个体性层次，直接承接了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的焦点和主题。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给后世造成的影响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施蒂纳思想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无论正统派对批判施蒂纳章节的有意忽视,还是非正统派重新思考施蒂纳学说和影响的努力,都暗示了一个结果：《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纯粹否定的方式是颇成问题的,或者说是不成功的。有意思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施蒂纳的态度和看法并非完全如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从历史来考察,恩格斯独立解读施蒂纳的方式,虽然有自身的不足,但其辩证否定施蒂纳的态度和思考,设定了更为健全合理的原则,并将带来马克思主义与施蒂纳思想关系的建设性重构。

摘要：“殖民”不是一个静态、中性的概念,任何从本质主义、绝对价值、整体观念出发,对中国半殖民地历史所做的解说,都属于以偏概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观念,需要进入中国的“内部历史”,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近代中国处于被殖民与向外拓殖的双重境遇,知识分子怀有殖民地与帝国的双重心态,这恰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境遇和心态的反映。近代中国的殖民意愿,一则基于“天朝上国”的遗留心态;二则受到西方帝国的观念影响,这种观念认为拥有殖民地是现代民族国家和文明种族的表征;三则由于在世界文明、种族优劣格局中的自我民族定位,居于殖民地与帝国之间。不过,近代中国的拓殖事业与意愿,与列强的殖民活动和观念相比,主要为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个人的而非国家的、被动应对型而非主动出击型、民族自强型而非征服外族型、世界大同型而非帝国霸权型,故其殖民事业与殖民观念带有“半”“附庸”的属性,只能勉强算是“半”殖民性质。被殖民与殖民、半殖民地与“殖民附庸者”的混杂,正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写照。

摘要：对于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而言,由殖民、半殖民、反殖民、返殖民、解殖民、后殖民、新殖民、内部殖民等纷纭复杂的话语构成的泛殖民性话语体系构成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动力系统,这个体系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话语的起源场域与发展动力。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于这个体系及其所推动的民族主义话语而产生了明显的“自我东方化”倾向,此种倾向是现代中国文学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其在精神资源、主体特征与深层结构等层面都深受泛殖民性话语体系影响。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对外来的西方话语则主要采取主动差异化的策略,并据此形成现代中国文学独特的话语面貌。

摘要：作为东北沦陷区的代表性作家,梅娘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一直备受关注,这种女性意识的形成与梅娘所置身的伪满洲国的殖民语境,与她同日本国“恩怨相叠”的复杂情感有着直接关系,日本经验不但是其写作的重要资源,也是询唤和规约她女性意识和主体身份的基本构成。因此,梅娘要不断处理殖民与反殖民二者间的纠缠、辩证与“协和”,她对女性命运的牵挂,对女性在特定环境中身体经验的关注,既体现出她作为被殖民者的羞耻的自觉和以“文学自救”的努力,但细细分析,也隐含着其被殖民观念宰治后无意识的自我奴化。这种去父权化、去殖民化和不自主地投合殖民意识的矛盾与纠缠在她的《侨民》《女难》和“水族”系列小说,以及相关的日本文学翻译中都可见出。

摘要：西方“文明”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文明观念的重构过程中,梁启超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梁启超的文明观具有半殖民性的特征,这种特征贯穿在梁启超系统的理论阐述中,也透过《新中国未来记》得到了文学呈现。梁启超文明观兼具受殖民倾向的外部形态、国民性批判的实践路径和解殖民想象三个层面,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现出梁启超的文明观的复杂与扭结。梁启超的文明观是中西文明碰撞互生的产物,影响了半殖民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其半殖民特征值得重视和重审,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明与殖民、现代与传统、西化与反殖民的关系。

摘要：当前我国扶贫契合度问题的焦点在于精准扶贫政策如何契合农村贫困人口的需求。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人口需求的契合度可以从互补性契合度和一致性契合度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互补性契合度的意义在于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供给质量;而一致性契合度的意义则在于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价值理念。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要走出“内卷化”困境,就必须以提升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人口需求的契合度为目标,尽快调整政策方向。这就要求：产业扶贫政策调整要以降低市场风险为目标;易地搬迁政策调整要以增强社会适应性为目标;劳务输出政策调整要以提升职业技能为目标;教育扶贫政策调整要以优化资助体系为目标;社会保障政策调整要以满足基本生存性需求为目标。

摘要：学界关于房屋拆迁补偿纠纷的讨论经历了从绝对剥夺假说到相对剥夺假说的转变,然而在论述相对剥夺假说时却忽略了探讨这种剥夺产生的制度诱因。文章以两个城中村改造为例,指出拆迁补偿方案对两种产权界定原则的优先安排将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优先考虑成员权的方案会在保证每一位村民的基本补偿面积之后,对超出面积采取逐级递减的补偿标准,该方案会适当缩小不同村民在补偿过程中产生的差距;优先考虑投资权的方案在强调村民村籍的同时,以现有房屋拆迁面积作为直接补偿的依据,这种做法看似公平合理,但是在无形中会拉大不同村民之间的补偿差距,引起一部分村民的联合抵制。

摘要：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分配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等利益内容,风险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分配对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邻避风险成为风险的重要类型,邻避设施的选址和建设过程实质上正是对设施的风险进行分配的过程。风险分配的不正义是导致邻避风险易发的深层原因,追求风险分配的正义性成为化解邻避风险的一种思路。本研究在分配正义的视角下,阐释和构建以“应得”为核心的分配正义观,关注社会共同体基于共生共在的共同命运,在面临邻避设施选址及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分歧和冲突时,通过开放式决策培育德性和审议共同善,在参与主体、决策模式及程序、空间的分配等方面追求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对邻避风险的妥善化解。

摘要：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必须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村社区建设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社区建设增强有效的凝聚力量;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社区建设培育可靠的建设主体;建设农村文化,为农村社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改善人居环境,为农村社区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创新组织管理,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完善服务体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摘要：文章试图通过祠堂修缮的个例,来分析传统仪式的重构与村落整合之间的关系。祠堂具有宗教性与宗族性的双重属性,也因而被视为村落中最具整合意义的象征符号。但是在北头村,外出精英运作下的祠堂修缮活动,对村落整合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形式化”的。这一仪式的重构虽是祭祖场所之修复与宗族血脉之续修,但是其村落整合的意义更侧重于“外联性”而非“内聚性”。同宗同源的概念逐渐成为了宗族成员,尤其是村落、外出精英、外地宗亲,甚至外部社会四者相互之间建构外联关系的社会资本,而个人与宗族之间的内联性却有所缺失。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在传统仪式重构的过程中,缺少神化祖先的过程,忽略了祠堂禁忌,导致祠堂的宗教性因素被不断抽离、弱化,从而难以维持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可以说,祠堂的神圣意义被逐渐世俗化,传统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被人们选择性地利用。

摘要：文章使用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抽样调查”数据,从独生子女父母视角出发,对独生子女家庭代际互动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家务、情感方面有互动。无论何种居住距离,经济流向亲代的比例较流向子代的比例高,而家务互动方面,流向子代的比例更高。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多无性别差异,而独生女给予亲代的支持高于独生子。代际互动表现出由资源多的一方流向另一方或有需要的一方,体现了代际支持的利他模式。如何加强不同住子代特别是独生子对亲代的日常和情感支持,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摘要：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经济重建与发展阶段,政府始终奉行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控策略,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政府调控、诱导投资、刺激社会总需求。回顾日本1970-2014年经济增长的财政效应发现,每当经济发生剧烈波动时,日本政府都首先以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维稳”,基于这一规律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财政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总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财政效应是正向的且泡沫经济崩溃后有增大的趋势;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比较显著的正向财政效应,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除文化教育的财政效应变化不大之外,其它支出的财政效应均有所改变,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公共投资、经济建设的财政效应逐渐减弱以及国债支出、养老金、国防费的财政效应逐渐增大的态势,特别是国防费的财政效应呈现“成倍”放大的特点,引人注目。

摘要：本研究利用Pagano模型和金融功能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山东金融相关比率、证券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相关比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证券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相关比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证券化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单向Granger原因。研究表明,山东金融业的整体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但资本市场的发展却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据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金融供给侧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具有深远的影响,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摘要：殡葬用地属于土地分类中的特殊用地,是以耗费土地资源为主的特殊的第三产业。殡葬用地的供给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可供人类利用的土地又十分有限,因而殡葬用地供给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回顾我国农村殡葬制度改革的历程,“入土为安”的殡葬观念在我国农村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遗体土葬或火化后装棺土葬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富,也导致耕地资源被大量占用浪费和严重污染。更严重的是,在耕地上修坟建墓与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法规政策冲突。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村级公墓建设滞后。因此,在农村地区应积极稳妥地修建以人为本、经济实惠、村民可以就近进行祭奠活动的村级公墓。也就是,积极施行以适应社情民意为基础,因地制宜改革殡葬、完善村级公墓建设、达到节约和保护耕地为目的的殡葬改革管理办法。同时,紧紧抓住建设新农村的历史性机遇,将农村殡葬用地作为农村公共福利设施纳入统筹规划范围,在农村各地调整土地、人员、政策时将殡葬用地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