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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出版后,西方学界挑起了“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的理论争论。1933年,施穆科勒这位曾经在苏联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德国学者发表了《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对“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早期回应,该文既体现了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以唯物辩证法的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和无产阶级立场的获得为出发点的一般特征,也草蛇灰线般地展现出施穆科勒对政治经济学、国家、乌托邦等问题的思考。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史上这段被忘却的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历史演进、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阶段的基本特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摘要：本文是苏联学者V.阿多拉茨基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所写的导言。作为MEGA1项目后期的主要负责人,阿多拉茨基在这篇导言中着重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部早期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这是苏联学者第一次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阿多拉茨基在这个导言中强调了马克思在这部手稿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于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的阶级地位问题,对货币、工资、利润和地租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问题进行的深入分析,这里的研究成果无疑为《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提供了有力基础。《神圣家族》则表现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中现实矛盾的深入研究,发展并具体化了他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从而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真实经济结构的深刻研究,以纯粹唯物主义的方式论证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以及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这一世界历史任务。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解读,阿多拉茨基试图展现出马克思向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变的思想发展历程。

摘要：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最早参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辑工作的苏联理论家关于这一文本的具体论述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从最早的梁赞诺夫到其继任者阿多拉茨基,以及至今不大为人所知的施穆科勒与实际上也参与到这部手稿最早的编辑工作之中的卢卡奇,这些理论家就马克思的这部早期手稿先后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异性的观点在纵向时间段上展现出一段手稿被逐渐“发现”的历史,而作为一个横向的差异性图谱,则直接反映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点的细微变化。简而言之,就是由最初对列宁基于《神圣家族》而布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成史框架的具体细化,到以《资本论》及经济学研究为线索而对马克思整体思想形成史的宏观探索。

摘要：中国传统美育包括发展性积极功能和规约性消极功能两方面。前者通过审美来强化人的本性力量,进而培养相应的人格精神和人格美,构筑可供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乐境。后者对人的血气、情感和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规约,并体现在“和”的文化追求中。“和”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价值理想,与其所蕴含的生命精神和生命关怀意识有关。天人合一、节制情欲和塑造平和性格--“和”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乐教的基本内涵。当前,中国传统美育可以启发我们找到更为全面的美育方向,其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功能值得转化利用。

摘要：长期以来,在许多学者和读者眼里,高雅小说(即严肃小说或精英小说)和通俗小说(即大众小说或类型小说)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而且身份也有高低之别。纯文学的主力高雅小说一贯强调作品的创新性、艺术审美性与思想性,而通俗小说则更加注重作品的娱乐趣味性、流行性与功用性。这种人为的割裂与对立有失妥当,因为因应时代的变革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二者已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两类小说不但都具有大众性、娱乐性与商业性的公共特点,而且在创新性、艺术审美性、思想性、流行性与功用性上也互补长短,日渐展现出一种混合趋同与互学互鉴的趋势,并且依然保持着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竞合非零博弈关系。

摘要：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技术和表现形式,随着算法推送的滥觞和5G时代的到来,阅听为主、视听先行逐渐成为媒介内容生产的主要特征。在新媒体的参与下,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具有传统的纸质文学文本外,还拥有了更为丰富的音像文本形态和视像文本形态。儿童文学通过有声媒介的介入、社会化媒体的介入、专业团队与品牌化运作及内容经营与IP内爆等途径实现了数字化生存发展,呈现出与电子媒体融合衍生发展的新特点。未来的儿童文学不仅仅只倚重文字,而且依靠音频、视频甚至虚拟成像的媒介技术,是涵盖了图像、视频和文字的“大文学”。在此背景下,儿童文学需要相应的媒介素养来支撑和匹配,需要儿童文学生产者和接受者做好充分的准备。

摘要：不同阶层家庭所具有的资源对子女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家庭的能动性在子女的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不但精英阶层家庭需要通过能动性的中介作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子女的社会流动优势,而且低阶层家庭同样也需要借助能动性,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外生资源,以弥补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状况。社会流动上的能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家庭为子女树立较为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并使其内化到子女内心。这使得子女的行为更具有目标导向性。低阶层家庭子女要避免复制父辈低阶层地位的结局,就必须打破在人生目标上的“近视模式”,走出“低人生目标困境”“目标借用模式”和“目标累进模式”是国内低阶层家庭子女提升人生目标的常见路径。

摘要：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合作社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典型模式,在留守妇女的再就业、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贵州省台江县小河村的苗绣合作社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苗绣合作社的形成过程,进而探讨合作社出现前后苗绣生产与消费实践的异同。研究发现:苗绣合作社模式在政府、绣娘、商家、非遗传承人、先锋游客、苗绣、市场信息等多元主体协同作用下形成,苗绣、市场信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在苗绣合作社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牵引、制约的作用;合作社的成立带来了苗绣生产实践的多样化以及销售方式的多元化,最直接的积极影响体现为提高本地女性的经济创收,从而促进其身份地位的转变以及个人能动性的提升。

摘要：深度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发展方式落后、市场信息闭塞等老少边穷地区,其脱贫任务与难度异常艰巨,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硬骨头。治理深度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体因素三个层面解析深度贫困地区的致贫机理。研究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主要是自然资源禀赋、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制度、市场、生态、文化、人力资本、个体内生动力等多重因素复杂叠加的结果。为此,坚持秉承多中心治理主体加多维治理工具的深度贫困治理格局,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分类施策提高贫困治理精准度、培育农村市场机制、扶智扶志相结合以加快内生动力培育等方面,以此构建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治理路径。

摘要：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三元辩证的空间认识论以及社会空间生产理论,赋予空间及其生产新的内涵和寓意。从社会空间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建构学校教育空间的基本构成及其动态生成过程,从而为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一种空间化的视角和思维。据此,我们将学校教育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知识空间、人际空间和体验空间四个部分。物理空间是学校教育空间最本质的构成范畴;由知识内容、知识的物质载体和知识的意义建构构成的知识空间;人际空间作为学校教育空间的动态生成系统,它彰显着学校教育空间的社会性和生成性;体验空间构成学校教育空间的动力系统。通过各个构成空间螺旋式的生产过程完成学校教育空间整体性的生产。

摘要：断裂型社会排斥是社会结构断裂作用于农民工社会福祉融入而产生的排斥性过程与后果的统一。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过去社会结构断裂造成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断裂型社会排斥主要发生在制度、区域和阶层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的排斥在不同层次上阻碍着农民工的社会福祉融入。当前,需通过大力推进社会政策公平性建设、培育多元的社会福祉供给主体与输送渠道、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等措施,破解农民工社会福祉融入难题。

摘要：齐学与鲁学是传统中国的学问,法理学是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的一种。融会古今,融会这两种知识,从法律地理学的角度研究齐鲁之法理学,旨在重现齐鲁大地上曾经辉煌的法理之光。提出并论证齐鲁之法理学,不仅可以揭示齐鲁之学的一个维度,而且可以烛照出中国固有法理学的两种传统:齐国的法理学与法家的法理学具有较大的同质性,鲁国的法理学则可以归属于儒家的法理学。

摘要：改良犯罪构成四要件与移植德日的阶层体系是完善我国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德日的阶层体系只定性不定量、弱化主体要件地位、不能体现行为人社会危险性等缺陷,都决定了其难以简单移植以适应中国现行刑法。所以,改良犯罪构成四要件是较好的路径选择。缘此,需要进一步回答犯罪构成要件的个数以及四要件之间的结构关系等问题。否定犯罪客体要件的诸种观点不可取而必须坚持四要件说。全面评析当今国内学者的多种排序观点可以得出,犯罪客观要件、客体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排序主张较为合理。四要件之间的耦合关系是相乘或者幂的关系而不是相加关系,不能把四要件的司法运用看成是“堆积木”游戏。

摘要：长期以来,受立法的引导与局限,我国预告登记制度形成了仅制约预购商品房的一物数卖、仅适用于登记义务人签订不动产物权协议的积极处分行为的思维定式与实务惯性,以至于网签制度的出台严重削弱了预告登记制度的应用率与影响力。基于此,论证经我国预告登记制度保障的债权亦可以对抗破产清算、遗产继承、强制执行等消极处分行为,且在上述环境中只有借助预告登记制度才能妥善保障交易秩序与安全,不仅有利于拓宽我国预告登记制度的适用范围,提高利用价值,更能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构建提供亮点与抓手。

摘要：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关键要素,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本研究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构建金融创新指数对我国金融创新程度进行测度。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究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效和动态作用。研究表明,2002-2017年样本期间我国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时变特征较为明显。金融创新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传导和技术创新路径转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构建的金融系统创新指数能够反映我国金融系统发展状态;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创新工具带来的高收益极易对实体经济发展资金产生挤占效应,金融创新水平的提升并未达到与实体经济同步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