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杂志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

摘要：在初始的意义上,学术乃指从事理论研究的技艺,细分开来就是技术和艺术。技术通过反复训练而成,因而需要时间和经验;艺术通过习惯和体验养成,因而需要实践和培养。技术决定了理论研究的规范化要求及其程度;艺术决定了理论研究的旨趣、立场和态度。前者属于理智的德性,后者属于道德的德性。在当代,学术概念除了保留了初始性的含义之外,还有对其他思想者及其思想进行研究这一含义。其实,以研究思想者及其思想为志业的研究者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不乏先例。如若人们都以学术研究为志业,那么理论和思想将被遮蔽和放逐,剩余下来的就只有“比较哲学”了。当人们对学术乐此不疲的时候,也就是理论与思想枯萎、枯竭之时。相反,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运动和全球化进程,光有学术是不够的,当代是需要也是能够产生伟大理论和思想的时代。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和思想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问题。

摘要：高兹围绕批判资本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深入批判了“技术中性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中,丧失了中立性,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他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和风险社会。作为工具的技术的转变与国家的转变密不可分。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将资本主义的技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技术。在实现了技术和国家的转变基础上,重建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摘要：在社会主义理解史中,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社会主义理念发展的内在线索,相继产生了早期社会主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与蒲鲁东社会主义。通过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历史性视野中反思了蒲鲁东架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从而一方面揭示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界限与拜物教认识、凸显了简单流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哲学界划,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指认了劳动所有权、平等交换与劳动货币的社会主义方案只是不断实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的“空想主义”。为此,马克思在理念的历史性自识、批判理论与政治行动的融合、具体化道路的三个逻辑层级中建构了作为“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理念建构不仅具有空想主义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解史意义,更是对历史中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导引。

摘要：在辩证法的当代追问的道路上,尼采与马克思的相遇与对话是绕不过去的环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19世纪中叶产生到21世纪西方后现代语境,经历了从大写的绝对的单义性的辩证法,到情景式的历史式的总体性的多义性的辩证法,以及德勒兹式弱义性的反辩证法的过程。“单义”的辩证法是指唯一的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才是马克思意义上严格的绝对的唯一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尼采的辩证法是对立的。“多义”的辩证法通过结合马克思与尼采而证实辩证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转换中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呈现出马克思与尼采的互补关系。受尼采启发的后现代式的反辩证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前进道路上的弱义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为辩证法从历经危机而走上复兴的曲折道路铺垫了反思性基石。

摘要：“后五四鲁迅”并非只是消极退隐,还有着积极进取的一面,他在1925年创办《莽原》,重启思想革命,之后在参与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等国民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打破了“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割裂的状态,创造了“文化政治”的新思想革命形态和新知识阶级参与方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拥有革命文化领导权的“时代的战士”。但是,“文化政治”模式消解了思想革命的文化优先性和知识阶级主体性,导致鲁迅最终转向了以文学本体性和革命同路人为支撑的“文学政治”模式,因而“后五四鲁迅”的贡献就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了两种分别适应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新思想革命形态:“文化政治”与“文学政治”。

摘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核心内涵是人道主义。此人道主义意蕴丰富、完整、复杂,既概括着古典人道主义对人生苦境的同情,对作为人生苦境之因的“时代—社会”的暴露、批判,又蕴含着现代人道主义对人本身的精神痼疾的凝视、针砭,对人的自我觉悟、生存自救的期待、召唤。前者十分明显地集中在果戈理、契诃夫,直至安特莱夫和鲁迅之间;后者则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在果戈理、契诃夫与鲁迅之间存在,又尤为浓烈地呈现于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与鲁迅的关联或非关联之处,表现为复杂而不乏矛盾的纠葛情境。1980年代之初,即使在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瞩目古典人道主义意识也是要承受相当大的时代压力的,真实地涉险(即使仅仅是相当程度的复显,以及某种程度的辩驳)现代人道主义的气性则是更需要思想者之深沉勇力的学术破冰。《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之为一代学术经典绝非偶然,其内蕴或瞩目或涉及的,乃是人类文学史上不得不留存、记忆的精神意向及其珍贵足迹。

摘要：《语丝》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诗歌评论以及与诗歌相关的理论文章,考察这些诗歌、诗评与诗论,可以发现在《语丝》中隐含着一条中国新诗现代性探寻路径。《语丝》的“灵魂性”人物——鲁迅、周作人,站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前沿,对于现代诗歌的提倡,使《语丝》诗歌呈现出鲜明的诗歌现代性美学追求,鲁迅最重要的散文诗《野草》全部在《语丝》上连载。《语丝》还刊载了中国第一首真正意义的象征主义诗歌——李金发(李淑良)的《弃妇》。《语丝》所隐含的诗歌现代性路径,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对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死尸》的译介,到《野草》的现代性诗歌呈示,再到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推介,草蛇灰线般勾勒出一条新诗现代性探索线路。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直接关涉到当时诗坛格局,并为后来的中国新诗中纯诗的发展提供了示范。

摘要：21世纪以来的鲁迅传记写作,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了阶段性的增长,而这些鲁迅传记又大都源自20世纪已经成名的鲁迅传著者的“再读”性创作。相较于20世纪的鲁迅传,新世纪的鲁迅传有三个突出的叙事目标:其一,在注重史实考据的同时,更加重视传记体裁的主体性和人物形象的可塑性。其二,一部分著者将目光延展至与鲁迅有关的女性人物身上,以期从女性视角考察情感世界中的鲁迅形象。其三,更为关注鲁迅与同时期社会各界名人之间的交游,旨在还原鲁迅所生活的社会系统。这三个层面的叙事追求搭建了观察鲁迅的多维视角,塑造了更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又反过来推进着传记文学的自身发展。

摘要：“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要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目标,就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这就需要紧紧围绕“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厘清基层社会治理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所构成的“四治”体系,自治、法治、德治、心治都是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只有着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四治”体系建设,才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乡村“自治”体系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乡村“法治”体系建设;三是要着力加强乡村“德治”体系建设;四是要着力加强乡村“心治”体系建设。

摘要：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村委会是我国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组织,村委会“依法行权”,则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对推进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讨论了“村治”法治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一体两面、互动共维的关系,然后依次分析论述了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矛盾;村委会于管理实践中行使“准行政化权力”的现实及特点;规范村委会“依法行权”立法相对滞后,体制机制抵牾窒碍;监督机制与实施程序难以落实到位等障碍和困境。文章着重就如何对村委会行使管理权力进行法律规范,制度监督与程序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探讨,提出了加快立法工作,构建村委会“依法行权”的法律基础;深化改革,完善村委会“依法行权”的制度平台;建设基层政权“三位一体”监督保障体制机制,从而保证“行权”程序合法、公正、有效等对策思考。论文提出,村民委员会“依法行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前提和保证。

摘要：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不是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简单相加,也不是简单的乡村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治理的区域叠加,而是政府、农民等参与要素各显优势、有效衔接的优势治理过程。优势和治理虽各有概念谱系及相关理论,但没有形成基于实践提炼出来的二者融合的优势治理概念及其理论框架。通过建构的优势治理概念,解构了已有对发达国家乡村振兴研究的理论总结,阐释了发达国家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模态,在借鉴国外乡村振兴路径的基础上得出了基本判断:第一,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需要在共治共建共享理念统领下发挥各参与要素尤其是政府和农民的优势,进行有效组合,在相关建设领域或事项中,谁有优势就由谁占位补位,形成合力善治;第二,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既要加强政府在法律法规、服务支持上的主导作用,更要让渡农民在生产合作、自我治理上的空间,放手农民成为治理主体,激发自身活力;第三,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其优势会各异,操作实施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实情况现实辨别。

摘要：在检察公益诉讼中,诉讼阶段、认识过程、证明对象和证明能力等的不同,决定了检察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不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和任务不同,证明标准也应当有所差异。在控辩双方的举证能力以及法律技能悬殊的情况下,适用同一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制度创新的形式,检察公益诉讼具有中国特色,而证明标准是其改革创新必须直面的课题。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需要重新反思“同一标准说”的流弊,进而对构建多元化和层次化的检察公益诉讼证明标准体系进行探讨。

摘要：公益诉讼需由公益诉权启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将公益诉权赋予检察机关,有助于克服现实中适格主体不足而启动公益诉讼困难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不同于其法律监督权、私益诉权、其他适格主体的公益诉权。在公益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与诉权应同公益诉讼的阶段性相适应,监督权优先、诉权谦抑;在与行政机关共同维护公共利益时,行政权优先、诉权谦抑;在与其他适格主体公益诉权的关系中,则是其他公益诉权优先、检察公益诉权补位。在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是诉权主体,应当依法在现有诉讼框架内通过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方式实现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摘要：公益概念在古罗马法时代产生,并受到社会学、哲学、法学诸多研究的关注和讨论。在诉讼制度这一特定领域,公益目标主要涵盖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生态效应与政治文明四方面的内容,且诉讼中公益的特点包括权益分布的广泛性,权益来源分散但仍不失整体性的特性,权益主体非特定关联性和权益内容形式多样性。我国立法中列举了公益诉讼主要涵盖的三大领域,即环境与资源保护、众多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国有资产保护,但立法中未列举的其他领域仍面临公益的阐明和适用问题。实践中应当从正向解读公益案件类别和反向排除易混淆私益案件两方面入手,结合私益与公益的界分、转化标准,准确理解公益内涵,合理框定公益案件的范围。

摘要：国际移民网络有助于通过内部信息传递和分享机制,克服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非正式贸易壁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贸易的搜索和配对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发展规模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发展规模扩展迅速,成为在日外国人中的第一大群体。日本华侨华人的祖籍地与日本对华投资和贸易的地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凸显移民跨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性。中日合作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而稳定增长的华侨华人是中日关系中最持久和最有韧性的成分。应重视中国留学生形成的高技能移民在中日贸易和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状况,发挥其在中日政治经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探讨两国有效合作模式,实现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的良性互动,是兼具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要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