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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7年以来，中关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贸易摩擦，并逐渐演变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中关贸易战”。这一轮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的起因，与美国发动的“301调查”及调查结果相关，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及创新等领域的问题。访谈就这一轮的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次的中关贸易摩擦或者说冲突，其实是特朗普透过知识产权、贸易政策的切入点，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一个开端。

摘要：美国国防科技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其知识产权管理模式的有效统筹是分不开的。从国家层面而言，美国国防领域知识产权由国防部统一领导，采取立体式管理模式，包括权属管理、保密制度、促进成果转化及构建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权利主体层面来看，大型军工企业往往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将知识产权作为资产进行集中式管理。相较于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而言，军工企业内部管理侧重知识产权创造、运营及发展的全过程，其核心内涵是激励创新成果产出、有效配置资源，通过知识产权布局获取竞争优势、维护合法权益，从而谋求最佳经济效益。此外，鉴于国防领域政府与承包商之间的采办合同关系，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也循此关系加以展开。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通过多种法律保障和鼓励承包商积极参与军品研发，以降低国防采办成本；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也对相关承包及分包流程进行严格管理，明确承包商的权利及义务，从而保证采办活动有序进行。总之，美国国防领域知识产权管理采取一元体制，通过合同管理和全流程管理两种方式进行具体实施，其突出理念表现为激励创新与保密例外。美国国防知识产权管理遵循了法治原则和市场原则，兼顾了国防利益与承包商利益，是支撑美国国防科技领先的制度基础。

摘要：强化司法责任制，重塑司法公信力，有必要尽快出台一部《司法绩效量化评价法》。鉴于宪法与民意的至尊性和至上性，立法机关以宪法为经、民意为纬，编织司法绩效量化指标，出台《司法绩效量化评价法》是历史发展与法治中国的必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理所当然宪法要义成为其立法之“经”；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理所当然“民意”成为其评价指标的“纬”。以宪法为“经”，以民意为“纬”，经纬交织构成《司法绩效量化评价法》的核心要素、法律规范和关键指标；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民主的；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正义的。这一“公平”、“正义”将司法人员视同公民，一视同仁置于法律规制下运行；权责对应，实在天经地义。结合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启动及其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系列配套方略，考察司法责任制，不仅研讨“司法绩效量化评价法”的生成原理，而且主要分析“司法绩效量化评价法”所特有的平衡功能，最后界定“司法绩效量化评价法”的概念与价值取向，即明确“强化司法责任制”的立法设计。

摘要：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是一个立体的架构，科学规范体系由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两个层面组成，学界长期关注的默顿规范仅仅是其中的行为规范层面，相对而言价值观层面在科学规范研究中遭到了忽视。价值观是科学活动的最高目标，狭义的科学规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它们是默顿科学规范体系中两个密切关联的子系统，由大致相同的一组元素构成。科学中的失范现象归根结底都是科学活动背离价值观的结果，因此不能仅从行为规范层面上予以解释。本文对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做了重新解析，并以其为工具解释了科学失范现象，进而拓展了默顿科学规范体系的理论空间。

摘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是20世纪20年代“村治派”领袖王鸿一所提出的以文化自救谋求民族出路的思想主张。面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涌入，王鸿一提出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民族自信力”的源泉就是中国文化。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是伦理化的民族；第二，民族盛衰的原因在于学术；第三，拜官主义是民族病源；第四，“村本政治”为民族出路。他主张本着中国固有的精神，以“全民政治的完成，全民生计的解决”重塑中国伦理基础上的民族生活方式和习惯行为，重建学政统一的思想与知识学术的法则，达到“恢复民族自信力”。王鸿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提出“民族自信”的第一人。他的这一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了梁漱溟等，掀起了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为文化自觉走向和乡村基层秩序重建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摘要：在我国城镇化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背景下，非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对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就具有重要导向意义。文章基于文献调研、实地调研，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山东青州市南张楼村的城镇化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它是一种在集体土地上实现的由村委会主导、德国赛德基金会和地方政府支持、村民自愿参与、工业化驱动的就地城镇化。因此，南张楼城镇化模式是一种可以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并且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意图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值得其他地区推广。

摘要：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迎合国内民众绿色低碳的需求，也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低价优势，纷纷设置低碳壁垒以保护国内产业。而全球经济低碳化又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对于尚处在产业转型期的中国产品出口体系而言，只有降低碳能消耗总量，升级既有的生产经营模式，提升产品的整体质量，才能突破低碳贸易壁垒的限制，实现产品出口贸易的长效发展。

摘要：为了全面把握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文章结合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思路，利用CSMAR数据库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和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数据，采用怀特稳健权重法消除变量的异方差性，构建了基于GMM方法的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模型，研究了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汇率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冲击下，我国上市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行为和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合法性-有效性”分析框架是衡量政府政策成效的关键性标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法性蕴含公共性、制度化、社会化等内涵，有效性包含经济、效率、效益等内涵，两者分别关注购买政策的政治价值维度和工具理性维度。在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中，为提升政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政府能力被放至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其能力直接影响政府在政策实施中的角色扮演，决定着政策的最终成效。实践中，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着社会不支持、不认同、服务低效、项目失败、公众不满意等种种合法性和有效性挑战，与此密切相关的，政府购买服务中在政府沟通协调能力、整合能力、利益平衡能力、依法购买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制度创新能力、需求回应能力、监管评估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为顺利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亟需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文章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提出全面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

摘要：地方依恋是地方感重要的研究议题，但更多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居民、旅游者群体，对于旅游经营者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对比本地经营者及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则是少之又少。对苏州古镇（街）旅游社区本地经营者和外来经营者的地方依恋进行调查，用Amos21．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潜变量路径分析和多群组分析，探讨了本地经营者和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间的差异，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关系，和“是否为本地居民”这一变量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本地经营者和外来经营者的地方依赖并无显著差异，而本地经营者的地方认同却明显高于外来经营者，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为本地居民”变量在地方依赖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对提高古镇（街）旅游经营者地方依恋，促进古镇（街）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高速铁路的发展为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便利。本文从粤桂黔三省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总结了现有区域合作现状与存在问题，依据“点轴”理论，分析了粤桂黔旅游带发展战略：“一带、四点、四区”，最终提出了高铁背景下粤桂黔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路径：优化政策环境，为区域合作提供组织保障；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形成合理的区域旅游合作空间格局；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培育多种旅游新业态；统一区域旅游形象，实现区域旅游产品整体营销。

摘要：旅游扶贫效率是判定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指标，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对旅游扶贫效益进行了研究，而对旅游扶贫效率鲜有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基础上，设定了合理的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将旅游扶贫效率测评分为两个阶段，再次运用DEA及其改进方法进行了综合效率及各投入指标单因素效率测度。研究结果显示：五年间我国省际旅游扶贫第一阶段效率均值为0．68，其中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2，规模效率均值仅为0．84；五年间我国省际旅游扶贫第二阶段效率均值仅为0．4，其中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4，规模效率均值仅为0．46；两阶段投入指标的单因素效率也都普遍偏低。本研究相关结果可以为政府旅游机构在精准扶贫基础上，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

摘要：在三亚旅游的优势条件基础上，分析三亚旅游经济效益困惑的原因，对三亚旅游形象标识语提出思考建议：1．突出天涯情结和海角地理坐标的独特亮点；2．三亚国内旅游形象突出“情结天涯”品牌；3．三亚国际旅游形象突出“寿比南山”品牌。

摘要：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责任政府”理念的体现与实践。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确立，经历了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环境保护法》和2014年《环境保护法》三个主要阶段，呈现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变迁过程。目前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法律规定模糊、环境治理体系权责范围混乱、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监管缺失、政府环保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备等。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完善政府环境保护责任规范体系、推进政府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履行监督、优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配套制度。

摘要：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各国民法典编纂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宜采“民法典＋商事单行法”的立法模式。《民法总则》奠定了我国民法典“相对民商合一”之立法基调，合同编作为民法典中与商事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组成部分，是民商事关系难以严格界分的“结点”，必须遵循这一基调，以保持法典编纂的整体协调性。同时，民商合一的内在机理、对潘德克顿立法技术的合理借鉴、公司契约属性及合同法功能扩张之时代要求，共同决定了合同编总则的制定应秉持一定程度的“赋商化”特性。在一般技术性条款的设置上，可考虑以“合同当事人”替代“双方当事人”的表述，采纳“经营行为”、“从事经营行为的主体”概念，以增加对商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空间；商事特别法规则优先适用的表达上，注重法律规则设置的弹性需求；同时强调商行为特殊性之彰显须辅之以商事审判思维加以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