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先后四次设立的佛教官寺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安史之乱末期,史思明模仿唐玄宗设立佛教官寺的先例,将幽州开元寺改额为顺天寺,并视此举为其建国方略之一。这说明在史思明及其臣僚心目中,设立佛教官寺已成为建立大燕国必不可少的政治合法性标志之一。田氏魏博时期的田承嗣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张淮深,虽在时间上前后相去百余年,空间上东西相距数千里,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积极重修辖区内佛教官寺作为向唐中央表达忠诚的不二方式。这表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已普遍将佛教官寺的政治象征意义作为其构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除此之外,通过在官寺频繁举行的国忌行香仪式,也是藩镇长官借以向唐中央表达忠诚并向本镇官民宣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