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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的整体观是建立在批判黑格尔抽象整体观、传统集合论的整体观和无人的整体观基础之上的新整体观。马克思的新整体观在回应20世纪人类生存问题中自我分化和自我发展，这种分化和发展显现为卢卡奇的方法的整体观和主体意识的历史整体观、萨特的主体意志的历史的整体观，阿尔都塞结构的整体观、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和当代量子力学形而上学化的原初整体观。相对而言，前三种整体观是一种更强调整体的强整体观，而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是一种虚化整体的弱整体观，当代量子力学形而上学化的原初量子观重申了整体的优先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整体观的纠偏。从马克思整体观生发出来的这些整体观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谱系学图景。

摘要：布洛赫在著作中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性驱动力、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动力论以及阿德勒的权力意志动力说等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论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他们的理论非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性，反而返回自然的开端，遮蔽了人的本真-乌托邦精神，成为遮蔽真正人的掩体；布洛赫拒斥他们的静态的、无历史的人类本质观念，揭示出其思想根源于静态的思维方式；进而阐明乌托邦精神是人的根本精神，“饥饿”是乌托邦精神的内在基础驱动力，人具有自己独特的远离任何动物性的开端，真正的人类精神历史是在不断满足由饥饿引发的不满的希望的基础上书写的，如果希望得不到满足，则意味着人生命的丧失。

摘要：“韦伯命题”集中探讨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将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其次，“预定论”思想排除了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实现了教徒从改变自我到改变世界的转向；第三，“世俗禁欲主义”则将创造财富视作获得赎救的最好的手段，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韦伯命题”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其理论阐释并不具有欧洲文化霸权的价值取向。“韦伯命题”基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侧重于分析曾经支撑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体系，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命题，新儒家结合中国问题在对“韦伯命题”的回应中，存在着对其理论的牵强比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套用韦伯的理论，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创造。

摘要：“革命”不仅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往对“革命”的理解仅仅局限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变革之中，其实，这是对“革命”这一重要范畴狭义片面的理解。把人类的社会革命仅仅理解成以暴力来夺取政权，这实际上是对“革命”这一概念范畴的误解。这是在语言翻译过程中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革命观替代了认识和实践领域中的“革命”概念。我们应当树立一种新的革命观，深入理解“革命”这一概念的本真涵义，倡导一种渐进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观念创新引导下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这对于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革命一词的历史哲学含义内在地含有目的论意义和不可抗拒性意义，不能把所有变革都称为革命，只有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或本质变化的变革才能称为革命，革命的形式也不一定使用暴力。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革命观具有循环论和道德论的局限，而且造成了革命标准的模糊。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非暴力意义上的渐进革命，但是其彻底性超出了暴力革命。

摘要：英文EXPLOITATION与汉语的“剥削”不能构成互相对译的词汇。EXPLOITATION在英语中的原意是开发、开拓、利用；“剥削”在汉语中解释为“搜刮民财，荼毒天下”。这两个词原始语义不同，词汇的褒贬含义不同，所代表的善恶是非观念界限不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行为，其合法性和社会后果不同，在未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前景和结局不同。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剥削”是封建社会腐朽的官民关系的残余。EXPLOITATION如果以人为对象客体，则应该译成汉语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摘要：纳米技术应用具有正面价值，表现为它引发生产方式的革命与认知的变革，纳米技术应用不当引发生命伦理问题、环境伦理问题、其他社会伦理问题。面对纳米技术所引发各种伦理问题，人类应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和应尽到一定的道德职责，使纳米技术的发展既益于人类又促进生态的平衡。从技术过程论的观点看，伦理对纳米技术的规约是一个动态过程，依据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规约手段和规约机制。在设计阶段主要是由国家委员会进行纳米技术伦理评估：在试验阶段通过技术共同体的伦理鉴定进行规约；在应用阶段通过伦理立法及行业标准的规范来规约；在推广阶段要进行伦理观念的调整，在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中，人类应主动进行伦理观念的转变，以适应纳米技术的发展，对纳米技术进行充分的伦理论证，建立起与纳米技术相适应的伦理规范。

摘要：利他主义行为是指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付出增进他人效用的行为，可分为彻底的、纯粹的、指望获得某种形式回报的和互惠的四种类型。其中，后三种类型具有普遍意义，并潜藏着些许利己动机，从而使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支点。现阶段中国社会利他主义行为稀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制度增加了行为主体的行为成本，投入产出率的下降弱化了行为主体利他的动机和动力：以道德和利他为基础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和个人发展规律受到市场竞争规则的挑战；社会处于发展的初、中期，利他主义行为数量正处于U型曲线的最底端。弘扬优质的利他主义行为应采取的举措为：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即在位置权利分配上注重德才兼备，减少市场竞争规则的作用，形成“利他”最终能够“利己”的激励体系。

摘要：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理顺城乡关系，是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自然选择。要使城乡经济保持协调发展状态，从制度创新角度来看，宜着重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格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扫清障碍。二是改革财政体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运行模式，加大财政对促进农业发展的支持。三是改革税收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动作方式，切实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四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拓宽基金来源，实施多层次的覆盖系统，建立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要：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在其他领域中的作用一样，主要是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包括制度这种公共产品。政府的制度供给至少应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促进农民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促进农民拥有的要素在统一的市场上流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要素价值得到充分实现；促进农民拥有的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以实现价值的增值以及确保市场交易的公平和公正；目前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度约束主要有三项：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和教育制度。这三项制度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成为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弱势群体，拥有的要素数量不多、质量不高、难以流动，从而难以按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

摘要：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市场选择失灵问题，必须进行以政府为核心的选择，确立政府投入的主导地位。受二元经济结构下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主体长期缺位；农村税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层政府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力；现行财政支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欠，投入效率低下，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要通过深化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主体的作用，构建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投入的新模式，切实提高财政支农效果。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有效的供给不仅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消费需求，更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城乡“双轨”制的供给机制，导致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存在体制外供给、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调等诸多问题。这种低效、非均衡的制度外农村公共品筹资模式必导致我国农民负担日益渐重的后果。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其成本分担之间的运作系统存在错位失衡。这其中既有制度性因素，也包含非制度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据此，应优化、创新相应的制度政策，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以实现在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的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庶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摘要：农业保险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在稳定农业生产和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保险还不成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在我国实现纯粹的商业保险有难度，可以实施各级政府扶持、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补充、利益共同互济、农民广泛参保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摘要：社区商业对提升城市商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对社区商业的理论分析为起点，基于中外社区商业发展的不同模式，阐明我国社区商业模式的选择应以社区经济结构和社区所处地理位置为标准，指出现阶段我国社区商业在功能定位、业态选择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制约或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工业生产中已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工业生产过程中中间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增加，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服务业和工业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在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计量分析，从产业层次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确实促进我国工业的增长。国外工业发展过程中信息服务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改进生产流程和提高生产效率上，因此，要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新型工业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