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杂志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邓小平、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的第三次重大发展，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科学发展观认为：应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都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资源和环境是生产力组合和发展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注意处理好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生产力要素应合理流动，要跨区域进行生产力要素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者相辅相成，更能增强综合国力；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活力，加快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哲学的每一次新发展都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解释性转向”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又一重大变革。哲学的解释性转向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理解”与“解释”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的维度。心理学的解释性转向以人的语言或言语作为理解或解释的媒介，认为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表现是有待理解和解释的“文本”。在解释性转向语境下，心理学研究出现了三个转变趋向：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从方法中心到问题中心的转变；从价值无涉到价值关涉的转变。解释性转向引起了心理学理论深层次的、多方位的变革。通过解释性转向，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拓展了心理学研究的空间与视野。解释性转向对于克服主流心理学面临的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要：民族精神是一种超越党派、阶级、阶层之上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增添新的、鲜活的时代内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探索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将使民族精神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融入每个国民的生命中，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中。

摘要：大众政治心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是社会政治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它是一种以大众为主体对象，以公平政治参与为主要功能，并辅之以现代化传媒手段、经营和生产方式的现代政治文化意识。大众政治心理包括政治意识、政治信息、政治舆论、政治道德、政治信仰等方面，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正负效应，了解当前社会大众政治心理在社会文化和社会变迁中的表现，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十分重要。

摘要：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特色中的特色。这一制度曾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在计划体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由于具体制度不健全，实践中常常出现偏差。在党内民主实践中常会出现少数人甚至一把手垄断决策权以至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现象。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对矛盾。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和制度取向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决策中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民主决策规则。

摘要：组织中的权力体系及运行，直接决定着组织效率的高低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权力作为一种施加影响的力量，在一定的组织内，表现在影响力、组织权力和权威这样三个不同层次上。组织中的权力体系是一个层级递进、权力效用逐级集约的体系，其最高层是权威，其次是组织权力，最底层是影响力。为使组织权力的有效行使，应采取的基本策略为：合理进行组织设计，使组织机构既权责分明叉富有弹性；合理授权，促进组织权力的运行取得理想的效果；加强教育引导，使组织成员内化组织规范和权力的运行规则。

摘要：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行政事务，传统的行政法学方法论已经无法承担相应的功能。在多元法治国的背景下，行政法学方法论无法固守传统的行政行为型式论，而新兴的行政过程论和法关系论毋宁是动态化的行政行为型式论，亦无法应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实现行政法学方法论的调整，逐渐使行政法学趋向更为严谨、实用的社会化研究。具体包括：在体系构建上，应通过学理体系的变革，使行政法学成为公共行政与社会现实联结的纽带，以发挥行政法学的实际效用；在方法论上，吸纳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走出传统的规范思维，避免行政法学对行政法专业领域的失语状态；在本体论上，将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方式从规制转向管制，侧重公共福利之实现，实现行政管制方式的多元化，从政策决定、程序规制和技术规范三个层面实现行政行为的深层次正义。

摘要：从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生态道德等角度，人类应当享有作为应有权利（或道德权利）的环境权是无可厚非的，“环境权”虽然其作为一项道德权利的存在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但目前仍然被置于法律规范之外。事实上，国际性宣言、各国宪法及环境基本法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只是政策、理念的宣示性条款；大多被确认的与环境有关的权利只是彰显了国家环境管理权和环境保护义务并非法律权利；司法实践中，拒绝适用环境权进一步证明所谓“环境权”条款并非设置实体性权利内容；环境权内容模糊，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统一，而且相当一部分环境权的具体权利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时，仅仅由于法律规定了环境权的部分内容就认为环境权是法律权利显然是以偏概全。总之，环境权由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还有很长的艰难道路要走。

摘要：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危害日益严重。面对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应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应确立预防原则，不再给污染和破坏土壤者留下先污染后治理的任何空间，达到对土壤的保全或保护目的。然而，我国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未能体现预防原则，也没有把土壤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环境要素来规定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不能从根本上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应全面规定贯彻预防原则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具体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日常监测制度；土壤污染防治的农作物种植管理制度；土壤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根据不同的土壤污染源，规定不同的防治措施。

摘要：夫妻财产制是我国《婚姻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维护个人财产权益起着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因夫妻财产问题产生的纠纷较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规定不明晰，至今仍存在许多缺陷，如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规定得不周延，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分权尚缺少应有的具体法律保障等。因此，在立法方面，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一步明确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增设共同财产的管理制度，增加分别财产制度，增补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具体内容，建立约定财产登记制度，明确夫妻一方特有财产的种类和范围，构筑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整体系。

摘要：国际社会的非强制法律秩序，使国家间密切合作、有效控制危害国际环境犯罪的发生和蔓延存在着重重障碍。特别是确立危害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及刑罚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国家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和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罚争议最多。理论上的不一致带来实践中的不协调，致使由国家实施的或由国家支持和庇护的危害国际环境犯罪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惩罚。明确国家作为危害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国际法依据及其责任的实现途径对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尤为关键，对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准确把握时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大力稚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立有利于未国终’济瘴羼弄口砖治艟窑拍同际知楷#庠艮者舌耍啬≈

摘要：从原则的形成过程与背景来看，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学习态度与工作方法，而不是一种目标。近年来，随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不断受到质疑，不少人把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归责于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其实，我国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原因不在于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而在于将实事求是误认为一种价值目标来追求，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设置不合理，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准确认识实事求是原则的性质与定位，重新合理安排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体系，而不是抛弃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以及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中，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但应当受到所要实现的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合理限制。

摘要：现代刑事预审程序根源于英国。英国预审程序的产生和发展与大陪审团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大陪审团被废除后，治安法官成为唯一负责预审的主体。预审程序在英国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英国预审程序包括以下基本内容：权力主体主要是非专业法官；适用范围主要是可诉罪；控辩双方申请或法官依职权均可以启动预审程序；有书面预审和言词预审两种方式；审查内容主要是控方证据；预审可以开庭或不开庭的程序进行；预审终结应当作出是否交付审判的裁定；控方对裁定不服可申请救济而辩方无权申请救济。英国由治安法官负责预审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尽管我国不宜引进，但其预审程序改革对提高诉讼效率的追求以及通过预审提高重罪案件的起诉质量则值得借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在充分考察借鉴有关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合理的预审程序。

摘要：经济转型或经济制度变迁无非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并以后者居多。而制度移植的“成活率”相对较低，因为移植过程中往往只关注移植制度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制度的内涵，它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进而使制度变迁掉入制度陷阱。走出制度陷阱的出路只能是制度创新，即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实践证明，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制度移植失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以来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就。

摘要：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已经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而银行业作为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和发展过程就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缩影。俄罗斯转型的明显特征体现在“两阶段”上，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掌权时期采用“休克疗法”，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本身的力量，国家全面撤出对经济的控制，结果使俄罗斯陷入持久的衰退，饱受转型阵痛之苦，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普京接过总统的权杖，俄罗斯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普京总统崇尚国家权力，重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和介入，强调“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同时也进一步推进金融领域的整顿、重组与改革。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其中固然有卢布贬值、国际油价飙升带来的发展契机，而走出动荡与危机的银行业逐渐实现了稳定，这也是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