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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是在代表古希腊哲学发展最高水平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逻辑基础上提出的，其实体不仅保留着原子论和理念论否定现实感性而维持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而且也注入了经验的成份，并使经验的因素在事物的构成中起基础性作用。依据“实体”的不同性质实体的指向也发生着改变，在《范畴篇》中，实体分为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前者指个别事物，后者指个别事物的属和种，当对个别事物进行研究时，实体的指向是物质或质料实体和形式实体以及质料与形式的综合物，归纳起来实体具有四层含义：在范畴上，第一实体指的是个别事物；在原理上和定义上，第一实体是其所是的是；在认识上，普遍可以成为第一实体；在最初因上，神是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的意义在于实体的划分蕴含科学与哲学内在的矛盾的分化；实体的指向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基调以及综合实体揭示的哲学人性基础。

摘要：真理问题一直是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实用主义认为真理是人的真理，真理是为人类的生活而确立的。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他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一切哲学问题和理论观点，包括对传统真理观的质疑和批判。罗蒂通过否定各种普遍性真理观来坚持一种反真理观的普遍立场，提出了一种通过说服而不是通过强制使真理符合我们的信念，使我们能够应付世界，从而使我们的预测和控制力得到提高的小写的追求真善美的真理观。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家，他继承了晚清今文经学派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始终坚持儒家的思想信仰，并以此为本，不断探索西方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将儒家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从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并积极探索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融合问题，并最终完成了国家主义的理论，这一探索的过程基本可分三个阶段。初期将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以促进国权的强大；在认识到集体的巨大力量后，其权利思想开始了群的向度的发展；并在对欧美国家的考察之后，深入思考了儒学与国家主义的融合问题，并最终完成了国家主义的建构。

摘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劳动是幸福的源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幸福的主要内容；自我实现和无私奉献是幸福的终极归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我们才能最终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的社会是个体获得幸福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劳动创造和谐、促进身心和谐与价值实现建社会和谐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一股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又深刻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认为它们都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自然生态的危机，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失衡和不和谐，因此，生态和谐发展观在理论上表现为生态和谐发展的经济观、政治观和文化观。在实践上表现为在生态和谐发展观的指导下，对不和谐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进行重建。在经济上，建立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建立确保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和新型的民主政体；在文化上，创建绿色文化道德体系，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相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和谐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虽然它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的生态和谐理论以及生态重建模式，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这是国法学界关于法律意识概念的主流观点，在我国长期流行。这种对法律意识概念的解释，来源于前苏联的法学理论。这样的法律意识定义，有其合理性，但并非是绝对科学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法律意识的认识也应当有所提高。法律意识首先是一种心理现象，对法律意识问题的认识也应当立足于心理方面。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法律意识更能够揭示法律意识的具体心理表现，也更加切合实际。

摘要：在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原因之中，心理层面的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也可以说是根本，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也根基于其心理基础。要正确发挥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就必须研究其与社会潜意识的关系以及与人格理论的关系。从社会潜意识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要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包容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潜意识；从人格理论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要发挥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作用，防止犯罪，就必须能对人们的超我产生促进作用，人们的超我强大了，人们自身对犯罪的抑制作用也就增强了。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心理学分析，使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摘要：物权法是一部规范、保护财产权的基本法律。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依据，是财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物权法是宪法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原则的具体化。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防范来自国家的侵犯，其基本功能是给国家行为设定边界，物权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是通过界定财产的边界来防止民事主体互相越界。二者一道共同维护私有财产权，同时也对私有财产权予以限制，那就是国家的征收征用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对私有财产权构成严厉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对征收征用制度予以严格的限制和约束。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一般从征收征用的目的、补偿标准和程序三个方面对此制度予以限制和约束，以促使政府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权。

摘要：债权让与的发生在转让人、受让人和债务人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由于债权让与合同的订立不需要债务人的参与及同意，但在履行时却往往给债务人增加一些额外负担，因此，加强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是完善债权让与制度的重要方面。我国《合同法》对此仅在抗辩权和抵消权上有所涉及，由于其涵盖内容的局限，在实务中往往发生对债务人的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从立法宗旨上看，受让人即使不知抗辩权或抵消权的存在，也不应影响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此项权利；受让人因此受有损失的，应在债权让与合同中予以解决。对于给债务人增加的履行费用，应由让与人承担，但当事人间有约定的从约定，该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表见让与制度的借鉴，则使法律对债权让与中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显得更加周延和完善。

摘要：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会制度系统中的一个组分（子系统）。在监督、战略及政治功能中，只有监督功能才是独立董事系统的本征功能，是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成立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将它与其他非本征功能简单并列，在理论上是欠准确的，在实践中也会影响监督功能的发挥。独立董事监督功能的生成与发挥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独立董事自身的独立性，二是董事会系统的结构方式，三是董事会系统的外部环境。此外，独立董事又是公司内部监督系统中的一个组分（子系统），只有科学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责，使其在互动互应中形成合力，才能发挥出强大的监督功能。在独立董事系统功能的定位方面，日本的立法与实践对于我们颇具启发意义。

摘要：目前，世界上对滥用专利权争议的裁决大多遵循合理原则，是以成熟判例为示范的。而我国仅仅限于零星分散的成文规定，与高科技竞争中越发频繁的滥用争议现状严重脱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典案例可以透视专利权争议滥用适用合理原则的范围和构成要素。合理原则体现在专利申请和使用的全过程，突出表现为对具体专利使用范围的许可、对被许可人顾客的限制及压制专利的实施行为等。使用中的认定应当考量两点，首先考虑附属于专利权许可协议的主要目的，即是否“以提高效益为目的的经济联合”；其次考虑是否超过实现该主要目的所必需的合理范围。我国应加大对合理原则的解释和适用研究，不仅是我国专利法改革的法治需要，更是稳定竞争环境的市场需求。

摘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出现，有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美国次级债危机表明，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比人们想像的更为复杂。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最初有利于金融稳定的金融创新，随着其发展完善，会影响甚至改变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动机，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应当从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中汲取教训，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抑制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微观主体行为的负面影响，不断变革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进而维护金融稳定。

摘要：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要经济学者都对收入分配理论进行过系统的阐释，其中有科学的成分，也有非科学的成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来鉴别和扬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创新。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借鉴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中的一些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国家贸易促进技术创新体系是一套推动科学技术知识在对外贸易部门中有效地循环流转及应用的系统。目前科学技术在我国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作用有限，为了建立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我国应该从企业行为、中介机构、社会氛围等层面构建基于自主创新的国家贸易促进技术创新系统，发挥技术创新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作用，依靠技术创新来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

摘要：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不同的时刻会拥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存量，并产生不同时刻的瞬时增长率。随着技术创新的存量逐渐向最大容量逼近，区域创新系统的实际增长率会逐渐减少。可见，区域创新系统技术扩散效应本身存在着演化周期，这种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创新系统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把握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生成机理，提高区域创新系统技术创新能力，使扩散效应得到最大发挥，应致力于：变创新理念为创新动力，加快推进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和其他形式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培育技术中介机构和创新人才，建立健全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同时，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