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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时代转换，“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反思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语境。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文化交流与冲突进一步加剧，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样态的发展特点。可以预见，伴随着冲突与融合的不断扩大，法律文化全球化将成为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文化全球化本质上并非生成一种普适的法律文化，而是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多元化与趋同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辨证统一。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要保持民族法律文化的自我认同，正确处理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域法律文化的关系，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摘要：定价权是集中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有效发展、实质公平和平衡协调等诸项法益的重要视角。定价权的运行机制对经济法制度的形成与经济法理论的演变影响显著。市场与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方式，商品、服务和要素价格的制定权，由经营者与政府分享。不同经济体制下，定价权呈现差异有序的分立结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折射出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经营者正当行使定价权为主、辅之以政府谦抑行使定价权的制衡逻辑：其一，市场定价领域，经营者制定价格的权利源于其自主经营的自然权利，遵循“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私权逻辑，规制与调控经营者行使定价权失当行为的制度因此确立；其二，政府定价领域，政府制定价格的权力来自准予其干预市场的法律授权，秉持“法未允许即属禁止”的公权逻辑，约限政府谦抑行使定价权的制度藉此构建。

摘要：农村法文化的建设是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伟大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法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直接困境是现代法文化与传统法文化的冲突、城市法文化与乡村法文化的对立、西方法文化与东方法文化的背离，从静态文化观指引下的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到动态文化观理念下的文化多元不同而和，实现我国农村法文化的超越自身是对我国农村法文化衍生与演进进行哲学思辨的一个必然结论。S型理论指引着我国农村法文化建设的路径，形成了我国农村法文化衍生与演进的逻辑架构。政府主导、社区主体、农民参与的三元互动模型将成为我国农村法文化实现不同而和理念下衍生与演进路径的主体支撑体系。

摘要：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临时措施和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制度的法律价值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做理论上的说明：首先，对各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行为保全制度进行了比较法分析，以理清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与其它国家的法律在此问题上的差异；其次，在此基础上，说明隶属于民法基本理论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与民事诉讼中的保全制度的相融性；最后，明确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决定行为保全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行为保全的法律价值。并且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行为保全制度建立的基本设想。

摘要：普通程序审限制度与民事诉权运作存在关联。认识诉权滥用的应有属性必须坚持既要惩治诉权滥用人，又要从诉权的目的出发，将民事诉权的行使维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不至于令民事主体对诉讼望而却步这一指导思想。民事诉权滥用行为对普通程序审限制度的固有功能会产生干扰、阻碍甚至破坏普通程序审限制度对诉讼效率的维护、对诉讼正义的满足、对诉讼经济的追求以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等固有效能的发挥。由于我国现行普通程序审限制度在立法设计以及司法运作领域尚存在缺陷，一定程度上造成诉权行使的有效监控与制约手段不尽如人意，也为个别当事人滥用诉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现行普通程序审限制度面对诉权滥用行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窘困。为此，只有正确认识民事诉权滥用的属性，兼顾民事诉权运作改良普通程序审限制度才是一条有效的规范化路径。

摘要：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期，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因此，加快构建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和偏好、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司法和谐”理念强调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处理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机制，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扩大了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问题路径。

摘要：近年来，日益频繁爆发的公共危机对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其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成为影响政府信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公共危机造成的大量资源损失会破坏政府信用的物质基础；危机治理的不足也将降低公众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政府政策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削弱政府信用的意识形态基础；危机处理中信息公开的缺陷还会降低政府信用的资信基础。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会为政府制度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完善提供外部动力，促进政府制度信用的提高；并推动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性、从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改进政府的组织信用；还能激发行政人的伦理自觉和责任意识，增强行政人信用。

摘要：政府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每一个成熟的政府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和认识，倾向于某一种价值选择。传统政府价值始终倾向于自由与平等，并在这种二元价值选择之间左右徘徊。跨越二十一世纪的前后数年间，西方政府对于自身的价值选择呈现一种新的趋势，即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模糊两种传统政府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以期实现二者的理性融合。然而，当代西方政府价值的融合趋势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推动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繁荣和理论重构，并为当代西方政府的“中间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价值引导；但另一方面，这种融合趋势存在固有的内在缺陷，其中包括理论融合的方向性缺失、实践层面融合的模糊性、意识形态层面融合的局限性等等，这不仅饱受各方面的批评，也对西方政府的实践活动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为此，正视当代西方政府价值的融合趋势，系统厘清其内在缺陷与不足，是推动其理论及实践向前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也必将对进一步完善当代西方政府价值有所裨益。

摘要：美国作为最早开始采用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对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受损而进行救济的国家，在网络环境下新风险层出不穷之时，因应知识产权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型侵权风险，在以传统侵权救济方式进行救济的同时，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并通过创设新的险种和新的制度进行专门性的保护，与民事侵权救济一同为新技术环境下新型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提出了更为全面的保护方案。在构建侵权责任法体系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方式的新发展也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立体化体系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摘要：金融危机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通过一定治理机制，实现金融危险向金融机遇的转化，是现代治理理论与金融理论有机结合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但是，由于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和金融风险调节的市场失灵，使得金融危机治理的政府救济成为必要。通过政府救济，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治理“无限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金融危机治理的“供求平衡”。鉴于金融危机治理的公共产品原理和系统性原理，政府应对金融机构的金融危机治理成本进行补贴，建立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健全金融危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采取综合的市场和非市场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化解危机,实现转机。

摘要：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是世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源。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产业结构、世界经济的二元化格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随着世界金融体系日益形成一个整体，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世界影响力，金融风暴“连锁反应”的几率越来越高。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作出战略性的选择与规划。

摘要：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的空间组织方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集群自身特性，集群内企业容易形成战略盲点，集群发展中的战略雷同、区域锁定等可能导致的风险，都会使产业集群的发展出现问题。要保持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延长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就必然要求在集群成长的各个阶段及时进行升级。地方政府可以解决产业集群升级中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和升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集群政策，营造区域创新环境，完善创新基础设施，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实施区域品牌战略，促进区域融合等行为来参与产业集群升级发展过程，减少我国现有条件下市场因素在资源配置上的某些局限性，引导、规范和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集群升级的目的。

摘要：产业集聚的有效识别是研究产业集聚各类问题的有效前提，在探讨产业集聚单一识别指标的基础上，以不同指标反应因素的侧重点不同为依据，应用非变权组合的思想对现有四种识别指标进行非变权组合，设计综合识别判定指标，将产业集聚水平按照发展水平划分出类别，其中，指标特性优化的一类即为产业集聚效应良好的地区。设计产业集聚综合识别指标是一项新的尝试，能够得出反映产业集聚区域各种要素集聚特性的综合评分，可以有效全面的综合测度出产业集聚水平。

摘要：一个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和企业的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有什么样的产业和企业的增长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绿色食品产业是农业的延伸，与国外的有机食品产业一样，同属一种很有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及时抓住产业增长机遇期，研究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增长所处阶段、表现特征、存在问题，对于引导绿色食品产业向集约型方式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摘要：发展现代农业，是统筹城乡和工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物质保障，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农民素质、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和农业资源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发展现代农业就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强化产业体系支撑；搞好农民就业培训，强化人力资源支撑；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强化基础设施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产业体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