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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在认识论上高扬主体性，提出用先验的、不变的感性、知性范畴建构知识，完成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皮亚杰一方面同意康德先验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逻辑先在性；另一方面不同意康德把范畴看成固定不变的思想。皮亚杰认为范畴起源于动作，因而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认为汲取皮亚杰的以动作或活动为基础的主客相互作用认识发展图式，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哲学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摘要：老子倡导“和光”以达“玄同”之境，通过创造开放心态以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和光同尘”，实际上是通向人内心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庄子提倡“心斋”、“以明”、“坐忘”以达到“乐物之通”的和谐状态。“心斋”、“以明”、“坐忘”是庄子心学的最高境界，也是身心和谐思想完满的描写。“心斋”从修养论、“以明”是从认识论、“坐忘”从人生境界论共同提出了对心灵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要求。老子和庄子的身心和谐思想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生命价值观上，两位先秦道家能够充分关注儒家所忽视的生命的个体价值，对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也恰恰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研究老子和庄子的身心和谐思想，有助于人们自己行为的调整和个体性格的陶冶，对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摘要：在传统话语体系中，“欲”由于其本能欲望的指向而受到种种压制，无法在关学领域取得自身的话语权。但从明中叶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心学的解体以及西方文化哲学的渐入，“欲”范畴及其所代表的自然人性开始被重新认识，在美学领域它不仅在理论层面被视为文艺的本体，而且也在文艺实践中得到有效实践。“欲”范畴在我国美学话语中经历了从初步确立到中期徘徊再到自由嬉戏的三大历史阶段，并表现出进步性、曲折性和不彻底性等三个特征。在大众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深入探讨“欲”范畴的美学内涵和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命题，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正处于整体转型时期，西方的自由、平等、竞争等价值观念纷纷传入国内，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但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价值观也随之渗入国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冲击，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体功能的发挥，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现阶段重大的历史任务和重要的现实课题。

摘要：党员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党员主体地位进行了不懈探索，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重大命题，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我们党治党管党理念的新飞跃。

摘要：我国生育权存在诸多的立法缺陷。生育权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主体过窄，性质存在争议，生育权的各层级立法存在矛盾以及生育权的法律救济存在缺失等等问题。通过对生育权本质进行探讨，进而阐述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中的主体限制。有些人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人的生育权形同虚设，还有些人在享有了生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却受到了侵犯，特别是存在死刑犯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已婚男性的生育权形同虚设，有些单身女性享有了生育权婚姻自由权却受到了侵犯等不合理情况。另外，侵犯生育权要件的立法疏空，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对侵犯生育权难以认定，且现有的对生育权的救济只有离婚。因此，提出立法完善问题的重要性、明确生育权的概念。建议在今后颁布的民法典亲属编中单独设立“生殖权”一章，并通过离婚及损害赔偿等方式对侵犯生育权的行为进行法律救济。

摘要：法治代表着社会进步与文明，代表着公平与秩序，代表着自由与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法治之路异常艰辛，法治取代人治障碍重重。法治的建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自身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顺利成长的结果。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关键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建设法治的社会根据。其中缺乏民主制度的保障、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影响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是法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摘要：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程序正义决定了法律制度运作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充分展示和保障了社会的基本正义。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这种“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法律文化，使程序的地位被看得很轻，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意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文化观念势必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裁判者、被管理者、被控制者失去了基本的人的尊严，沦为实现他人、社会、国家本身目的的手段。程序正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等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赋予“私权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权利人的私权利与社会公众利益之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中贯彻始终的原则，利益平衡乃是知识产权制度合理性的基石。知识产权滥用，包括权利滥用、制度滥用和诉讼滥用，在本质上是以追逐利益为目的，以保护或合理利用知识产权的名义进行的，背离知识产权制度宗旨的行为。知识产权滥用不论形式如何，都是受“利益”驱动。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应坚持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抓住利益机制。在中国当下，应充分利用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并可探索单独立法。立法宜粗不宜细，宜急不宜缓，应学习、借鉴域外的现有做法，及时查漏补缺。总之，应坚持“实用主义”立场，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切实打击知识产权滥用，以实现对内促进社会、经济与科技持续协调发展，对外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摘要：在日益激烈的高科技竞争背景下，专利权滥用的认定演变为不断更新的全球问题。WTO—TRIPS协议对专利滥用并没有明确认定范围，不同国家的做法不尽相同，而我国的相关立法尚属空白。只有从专利保护期滥用争议在全球范围、国内内外资企业范围、历史范围和我国市场整体利益范围上的主要特点，以及滥用认定中懈怠原则的基本法理层面上，透视滥用专利战的产生与存在现象，我们才可以对全球专利战产生相对客观理性的认识态度。面对全球化的专利战，应当有序提高专利注册标准、合理借鉴西方懈怠制度。通过有组织的强化专利法及其滥用认定规范，才能对专利权人利益予以合法保护，进而维护我国在技术市场开放及技术进出口方面的整体利益。

摘要：遮蔽式审理方式是与开庭审、书面审并列的第三种审理方式，是一种可以完全克服诉讼参与人和审判人员人性弱点的新型审判方式。遮蔽式审理追求比不公开审理更高要求的“秘密”，蕴含着更为现实的安全、秩序、隐私权保护、公正和效率程序价值。对于某些受“权”、“情”干扰严重的特殊案件适度扩大遮蔽式审理方式的适用范围具有深远的法制理论与现实意义，确立和完善遮蔽式审判方式可以消弭司法信任危机，缓和司法价值冲突，增强公众对司法结果的认同与信服感；可以提升司法民主理念，充分调动民众尤其是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参与积极性，拓宽司法与国民之间的接触面，充实司法的国民基础；可以彰显司法正义，提高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害人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主体；可以帮助拒证证人转变角色主动积极参与诉讼。

摘要：“找关系”是中国社会极具特色的现象之一，也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规范形式，是指当人们处理事务特别是要获得某种利益，仅仅依靠自己现有的条件与资源或者通过正常的渠道和方式难以实现时，人们会试图在现有的关系网络中寻找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或者通过该关系网络再行建立新的关系以协助自己实现相应的利益追求。在司法活动中“找关系”会对司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找关系”同个体“爱有差等”、社会交换和对司法公正的偏见等社会心理有很大关系。“找关系”已演变为个体间社会交换的重要方式之一。“找关系”因其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遵循的主要是民间交换规范。“找关系”不应当作为一种主体实现其目的或利益需求的正常机制，因为这将给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以及整个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转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摘要：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制度内容之一，其规范有序的运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由于传统权力行政的深度影响，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很不完善。应当通过加强立法、适当扩大行政调解范围、整合行政调解组织、完善行政调解程序和明确行政调解效力等环节，构建规范的行政调解制度，发挥该制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中国未来能源需求总量分为两个部分：三次产业部门能量需求量和居民生活能源需求量，分别利用情景分析法进行预测。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若能实现以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强环保实施力度为特征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在近十年里中国能源需求将有可能保持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中国能源消费强度预计在目标期内年均下降2．3％～3．7％。就能源结构而言，未来应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