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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验思辨逻辑并非是构造本体知识的学问，而是为构造本体知识的思辨逻辑建立一种先验基础，从而摆脱思辨逻辑的独断论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思辨逻辑是坚持在知性的分析中，呈现一切思辨活动所遵循的先验原理。这一先验原理即是批判地考察理智直观和思辨思维的先验机能，因而它应当归属于批判哲学。

摘要：制度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是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作出系统阐述的科学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制度理论的形成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至今仍然是所有制度理论中最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合法性依据；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是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唯物史观的制度研究将会成为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

摘要：基督教信仰体系在西方的确立，完全是一个内外因交互作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一神论原则的确立”，“对犹太教母体的克服”和“希腊哲学的同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三个决定性环节。正是这三项工作的完成，才奠定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然而，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基督教的胜利注定只能是阶段性的，随着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覆灭，基督教也必然走向倾颓。

摘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环境问题的荒谬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提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福斯特还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找到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学思想，并且证明了这些思想都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其中，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的理论最为重要，这一理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

摘要：随着资本主义以及理性化进程的深入，现代人无疑比传统人更加自由，相互之间交往更加广泛，但同时随着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盛行，孤独感和无助感同时也成为很多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为了克服这些负面情感的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弗洛姆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创造性活动和成熟形式的爱。他认为，成熟的爱保持个人的个性，尊重他人的自律；真正的爱是给予而非获取，真正的爱包含着关心、责任感、尊敬和了解。弗洛姆爱的理论，为现代人真正克服孤独，成为健康的、完整的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要：先秦法家基于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提出人生的幸福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自我功利的实现。但幸福实现的途径不是个人利益的自由选择，而是要通过为国家的建功立业来实现。法家功利幸福观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政权，使社会归于一统。先秦法家提倡“开公利而塞私门”（《商君书·壹言》），鼓吹专制君主可“操名利之柄”（《商君书·算地》）进行“牧民”。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法家功利幸福观其最终维护的只是封建君主一个人之利与幸福，但只要我们恰当地进行扬弃，继承其幸福观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服务社会的人生态度等思想就能够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何心隐在伦理领域提出“寡欲”说。何心隐的“寡欲”说提倡节制欲望，提倡个人欲望的满足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表现出与传统儒学思想的相通之处，但更多地体现出与传统“寡欲”说的区别。何心隐的“寡欲”说，其理论主旨在于坚决反对“无欲”，通过对欲的内涵的新解，何心隐明确了“欲”的正当性和天然合理性，提倡“育欲”即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各种欲求，反对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的垄断，表达出新兴市民阶层对物质利益和平等地位的渴求，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旧的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的反思。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理论基础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苟子和董仲舒代表的性善论、性恶论和性三品论三种观点。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既是中国古人对自身存在的理性反思，更是对最合理的社会教化方案的不懈探求。其中，性善论强调教化的可能性，性恶论强调教化的必要性，性三品论则更加突出了教化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于强化民众的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要：儒家美学思想是促成中国传统设计美学形成的重要基础性因素，现代设计提出的可持续设计、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根源。本文从生态哲学的角度出发，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仁者爱物”等哲学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设计的思想精华。确立了设计中人的主体性，从而明确了“人-物-环境-社会”之间的制约关系，并从更深层次探讨现代设计的社会价值，以期为现代设计及现代设计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传统儒家心性伦理所强调的自觉自律的道德意识、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以及心性修养方法等，在历史上为人寻找心灵的归宿，提供安身立命之基，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人的道德选择问题时，儒家心性伦理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阈，彰显出了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摘要：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情势下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企业公民——企业伦理，生态公民——生态伦理，网络公民——网络伦理作为公民身份与公民伦理可能的三个重要面向，其认同、建构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涉到公民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转。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基于自身独特的处境及语境，在培育和发展具有生态文明精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伦理的努力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确证、发展和成熟，最终达至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

摘要：诚信、公正和责任是政府信用的伦理要素，关涉着政府信用的高低。而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度、组织和行政人方面存在的某些失范现象，却损害了诚信、公正和责任的政府形象，使政府信用陷入伦理困境。社会转型是这种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制度的合理性、组织的公共性不足以及行政人的道德异化则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具体原因。对此，从制度伦理、组织伦理和行政人道德三个维度可以实现对政府信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伦理建构。

摘要：网络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状况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准。目前，在网络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中仍存在评价标准多元化、网络与家庭生活中存在非道德主义现象、网络与家庭伦理道德水准衰落等问题。需要构建网络与家庭伦理道德新规范、加速网络与家庭道德社会化进程、强化法律法规及制度约束、注重网络与家庭行为主体的自律，以构建与和谐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网络与家庭伦理道德。

摘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他人和社会。对于他人和社会的馈赠、支持、帮助等，受益个体必须感激和回报。这就是感恩。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倡感恩的民族。“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这种感恩意识在中国传统诗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感恩意识需要主体的修养与实践，也需要教育的引导和环境的影响。培养主体的感恩意识已成为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摘要：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