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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主要是用“革命和斗争”思维去思考和认识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这一问题的。这种带有强烈斗争色彩的理论思维就其渊源关系来说，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解读上。在哲学认识上，过于强调事物联系的矛盾方面和性质，而忽视了事物的系统联系与和谐发展；在社会形态理论上，过于看重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形态的作用，把社会制度看作是社会形态的全部内容，忽视了生产力——技术社会形态的作用；在所有制问题上，过于关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性质差别，强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忽视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共生共荣关系。

摘要：所谓虚拟政治秩序，是指互联网政治系统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相协调．政治实体、政治规则和政治控制等结构性要素良性互动。其一般条件是：政治实体有足够的政治理性、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政治规则应以正义、公平和良善等为基础并吸纳被统治者意见；政治控制应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实体的主体悬置和群体极化、政治规则的正义性丧失以及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导致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对虚拟政治秩序造成了威胁，需引入话语民主以重建虚拟政治秩序。国家层面应以电子政务为依托，扩大网络参政议政；联合网络媒体，以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引导舆论；设立民意专员并加强同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和意见领袖媒体等的合作。公民层面应推举意见领袖，发挥其传递、引导、解释和价值影响功能；为利益群体设立参政议政的政治社区，促进深入对话和限制敏感话题的无序传播；成立网络社团，发挥其“排气孔”和“安全阀”作用。

摘要：人道主义概念虽然产生于近代，但是其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近代人道主义利用形而上学方法构建了抽象的人性，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实践智慧”，丧失了人的自我确证维度，使人道主义局限在了理论层面。从对近代人道主义的理解出发，马克思主义内部也产生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马克思本人既批判近代人道主义，即“理论人道主义”，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理论是一种“实践人道主义”，两者的本质差别，就在于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自康德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回归到了古希腊的传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实践作为历史的中介与人自我确证的方式，张扬了人道主义的实践内涵。马克思“实践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其理论与旧哲学的本质不同，也就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提供了新的角度。

摘要：美国波士顿儒家学者成中英在肯定中西哲学皆蕴含各具特色的人类文化慧命的生命意志关注与理性价值追求的基础上，怀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心态，在价值层面进行中西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与关照。作为一位身迹中西的美国儒家学者，成中英通过对多元文明的当代审视，将文明的挑战作为催生地域性和普遍性接契的切入点，视文明对话为中西哲学传统整体性融会的实践路径，进而借助“东学西渐”的独特视域反思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旨在以本体诠释学的理论样态开启中西哲学互融互通的整体性审视。其理论意义不容小视。

摘要：生活道路中的偶然因素理论是班社拉在晚年提出的一种重要研究路向，重点指明了偶然因素在个体生活道路中的决定作用，指明了心理学在对待偶然因素所导致的生活道路影响上的功能定位。生活道路中的偶然因素理论是班杜拉心理学研究人本化转向的重要表现，突出地显示了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取向，对我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自19世纪末女性主义在西方兴起以来，始终关注婚姻家庭制度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影响。认为父权制家庭结构导致了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的具体化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加剧。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女性主义重在思考法律对女性地位的建构作用，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眼里甚至被视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之一。从女性主义视角历时性地考察我国离婚法与女性地位变迁的关系，探讨1950年婚姻法中离婚自由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中破裂主义兼采有责主义的离婚原则及2001年婚姻法中有关离婚赔偿的条款对各时段女性地位的影响，将会发现离婚法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女性解放和对女性的保护，但是并未改变压迫女性的性别权力结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最终屈服于男性利益，因此，以自由为起点的离婚法最终走向其反面成为压迫女性的工具。

摘要：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逐渐消退。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维护更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滞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没有形成制约机制等制度性、体制性缺陷．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降低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功效。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亟须从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完善，以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摘要：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不作为的一种类型，它严重背离“执政为民”的理念，违背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原则，现实中更是损害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危害公共利益。应该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加强对行政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理念与权力观教育，在立法上确立行政公益诉讼等制度加强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治理力度，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加强人大和人民法院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摘要：行政权具有扩张和膨胀的特性，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关系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如何对警察裁量权进行规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诸多警察行政违法行为，尤其是警察行政裁量权滥用行为屡屡见诸报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伴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对警察行政裁量权进行控制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警察裁量权的控制途径众多，可以划分为权力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现阶段我国警察裁量权的外部控制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许多漏洞，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对警察裁量权的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舆论控制，可以更好地实现对警察裁量权的合理控制，进而最大程度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对被告人权利的日益关注，被害人权利反而相对成了一个“弱势”问题。人们长期认为，一旦国家追诉成功，被害人的权利就自然会得以实现；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公权力的强势笼罩下，被害人的诉权形态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完全代替被害人实现利益，有时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甚至呈现对抗态势。以一种新的国家责任视野审视被害人权利的实现，进而实现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动态平衡，是我们在理论推进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持有罪中“情节严重”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忽视其适用容易导致量刑不均衡，应从数量和持有的人员、场所的特殊性等有关情节入手对其予以准确理解和适用。对多次非法持有的数量计算，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行为人每次非法持有的数量都不足数量较大标准，累积起来才够数量较大（甚至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数量不可累积计算；行为人某次或者每次非法持有的数量都达到了数量较大或者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数量可以累积计算。对于代购行为的认定，应从“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等角度加以把握，以准确认定由代购而成立的非法持有罪。

摘要：任何一项社会规制上升为法律制度，都无法超越、也不能背离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社区矫正制度的实现自然受制于社区的完善和成熟。在我国由国家本位的一元化结构向国家·社会二元本位转型过程中，社区矫正的实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完善成熟的社区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

摘要：实体经济是一个与虚拟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即并非以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形成的价值系统就是实体经济。我国实体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长期累积的问题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得以集中爆发。具体表现为：大而不强、虚拟化倾向加重、增长趋缓和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究其原因主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外部是受本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式的深刻影响，内部是传统发展方式弊端的全面凸显。因此，实体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实现。基于此，实现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为：培养和完善企业家精神，形成良好社会氛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核心竞争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运用整合的思维和方法，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摘要：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产业关联的带动作用，它居于现代工业化的主导地位，是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突破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成长，有利于推进企业的重组、合并以及公司化改造。鉴于目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存在产品安全性差、生产水平低、基础技术条件落后、工艺技术长期依赖进口以及科技与经济脱节等问题，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环节为：务实基础技术，要自主创新，改造传统产业，企业实行联合协作，用好自筹资金，培育和发展市场，发展中场产业，发展集群产业，政府政策引导和建立技术转移中心。

摘要：中国对外贸易取得耀眼成就，但有关是否实现外贸及产业升级的争议一直在进行。浙江作为外贸大省，其出口制造业产业升级既表现出了自身特征，也具备全国的共同特征，即浙江制造业实现了量的增长，质的增长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表现在制造业中传统产业的生产深度继续保持或有所提高，一般贸易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外贸竞争力较强，出口复杂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优势增强。但是存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深度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的贡献度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转变现有的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树立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观念，充分利用好国际优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