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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梦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摘要：《学术交流》杂志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从“同时发生论”到“一国胜利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民族化走向的一个里程碑。“农村包围论”、“中国特色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现实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民族化的创造性贡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民族化的必然取向。

摘要：研究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充分地体会到：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的探究，是随着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而逐渐深化的。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学色彩，是恩格斯早期著作呈现的突出特点。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创立后，经常受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等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的干扰，因而，批判这些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的虚伪性，是恩格斯中期著作呈现的主要特点。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深化、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中关于两种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论述。人的学说是贯穿恩格斯不同时期理论著作中的永恒主题；他不仅关注人的问题，而且终生都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摘要：西方理论哲学自柏拉图的理念论以降就树立了在超感性领域追问存在问题的传统，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一传统设定了一般存在论差异。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哲学形态，在根本上区别于理论哲学传统，它将存在追问的目光转向人的文化实践领域，将哲学追问的前提设定由一般存在论差异转换为人的特殊存在论差异。哲学追问前提的转换要求文化哲学以自觉地追问文化的超越性为基本目标，具体表现为在文化与自然相区分的意义上追问文化的本质超越性，同时在文化实践的建设性上追问其历史超越性。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具有理论上的亲缘性，它具有实践智慧的本性，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提供了世界文化的建构指向。

摘要：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由萧条转为繁荣，第二国际理论家、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借此时机，提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崩溃论已经不再适用、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已经“过时”的修正主义理论。伯恩施坦只看到资本主义具有了适应、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这一暂时现象，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固有性和根本性，他仅以一些经过虚构并歪曲利用的“论据”，说明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有组织”要素，并以此断定资本主义整体已经具有自我完善并继续发展的能力，这是没有根基、不切实际的空谈。他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正确性，并断章取义地摘录《资本论》中恩格斯的经典注解，以此来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的具体结论进行攻击。这种对恩格斯论述的歪曲和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的“修正”，遭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他违心地提出的克服经济危机、否定崩溃论的可能性“意见”也同样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表现了他错误的、不负责任的理论态度和理论信仰偏颇。

摘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领导干部树立现代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内在体现、是实现权力软着陆并与司法有效衔接的客观前提、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保障、是领导干部素质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和实践上的必要性；其有着确定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表现为在“是与非”的问题上坚持有客观根据的判断、在“应不应该”的问题上树立合法性至上思维、在对待“我与非我”的问题上树立平等的思维方式、在处事立场上树立“一般为原则、例外应说明理由”的思维、在待事态度上树立法律责任思维；其属于法治建设中的法治资源供给问题，应通过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加强法治教育、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建立适于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运用的领导干部成长机制、加强对权力依法运行的监督能力和矫正能力等建设性路径加以解决。

摘要：人才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才的价值认可意识，即尊重人才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才的价值和个体需求的意识；人才意识的核心是一种能力导向意识，它打破了将职务和学历高低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的狭隘意识；人才意识的关键是机制建构意识，它强调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流动、人才激励以及人才发展投入机制的建构；人才意识是一种全面发展的目的意识，它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摘要：民事诉讼为达成其公正价值，应当在保障当事人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的同时，对滥用程序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给滥用程序行为的受害者以有效的司法救济。当事人滥用程序可能存在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从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即滥用诉权和滥用其他程序权利。我国现行立法对程序滥用的规制，对于规范诉讼行为确有一定作用，但是缺乏足够的惩罚和赔偿机制。从程序法视角，应当完善相关的具体制度和程序，并且要求程序滥用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从而起到惩戒滥用程序行为的目的。从实体法视角，应当在民事实体法中确立对滥用程序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明确滥用程序行为的构成要件，从而对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进行规范。

摘要：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对当代中国死刑的适用和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能推动当代中国死刑制度的彻底变革，也能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观念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中需要正确理念的指引。理性、宽容和人道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三个最重要的理念。其中，理性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最深层、最关键的解，宽容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最实在的解，人道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最宏大的解。

摘要：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黄金裁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在限制公权力、保障被追诉者诉讼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历经两次大修，但仍没有在立法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沉默权等制度构建缺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技术侦查手段规定的不尽完善，导致该原则仍无法充分发挥其制度理性。转变传统诉讼理念，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入法、构建完备的立法体系，细化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真正理性的无罪推定原则，才能确保诉讼主体，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再被虚置。

摘要：刑罚权和行政罚权是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罚权与行政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围的基本领域，即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其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是该问题的逻辑起点。立足于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各国相关的立法现状，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理论主要存在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和质量的差异说三种观点。与片面的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相比较，质量的差异说被更多的学者认可。但在我国具体适用质量的差异说时，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法制国情和理论现状明确并丰富质量的差异说，确定“质”与“量”的内涵和标准，并梳理“质”与“量”的关系。以使该学说在我国的应用更加科学。

摘要：加快林权流转是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林权改革走向市场化的关键，然而国家专门性林权流转立法的缺失成为规范我国林权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林权改革的实践中，针对国家专门性林权流转立法的缺失，集体林权改革较为成功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林权流转的立法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各地方出台的地方性林权流转立法在林权流转的范围、林权流转的程序、林权流转管理等方面都有较为先进的制度设计，这为推动我国国家层面的林权流转立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此，地方性林权流转立法之于国家专门性林权流转立法的借鉴意义在于：首先，应在现行《森林法》规定的林权流转范围基础上扩大林权流转的客体；其次，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林权和不同的流转方式确定不同的流转程序；再次，应当制定详细的可操作性强的林权流转管理制度。

摘要：随着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养老金能否进入证券市场以及如何进入证券市场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养老金投资运营从长远来看需要进入证券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欠缺养老金进入证券市场投资运营的相关法律、法规，导致养老金入市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而法律、法规的欠缺，也使养老金在证券市场投资运营中常常出现监管不到位，容易发生挪用、侵占等现象，甚至引发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目前，我国养老金入市亟须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养老金入市应采取何种模式、如何完善配套法规以及养老金入市中如何防止违法行为。为解决养老金入市的这些迫切问题，实现养老金在证券市场中增值保值的目标，我国应当就“养老金入市”进行统筹立法、完善配套法规，建立独立监管机构、完善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责任，并加强对养老金入市运营的监管。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各国都进入了经济调整的后危机时代。一些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好转会促使各国放松贸易保护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因为在后危机时代，各国（地区）为了走出经济危机，恢复本国（地区）的经济，解决就业等问题，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限制外来竞争。另外，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漏洞，也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升温。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是：遍及全球范围，保护的层次、手段多样，具有“气候重商主义”的发展趋势。应对措施应该是：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加强预警机制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适度采取贸易报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