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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争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人道主义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根本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它在人的存在和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功能和使命等方面都实现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变革和超越。“实践的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人道主义之间并不存在阿尔都塞之所谓“认识论断裂”,它们之间是一种前后相继、彼此依赖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人道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它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的存在论基础。

摘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的诠释和审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试图通过对物质世界发展终极规律的揭示,实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因而仍然属于“解释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实际上并不具备上述功能。要超越传统教科书的局限,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建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以此为根据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审视现实”的功能,真正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双重功能的统一。

摘要：在“马克思讲座”中,罗尔斯首次系统讨论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起责难,认为这一理论如今已经很难抵挡现代经济学的冲击。同时,他指出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正义判断,并且相信马克思抱持的是永恒的、普适的正义观。对于未来“生产者自由联合”社会,罗尔斯认为它存在致命的缺陷,必须引入“差别原则”、“劳动分工”和“正义感”加以克服。罗尔斯将马克思置于自由主义批评者的位置,他的解读带有自己的“正义即公平”的色彩,他与马克思的分歧源自于二人完全不同的正义建构路径。

摘要：康德的道德自律理论以道德法则为根据,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肯定了人在道德领域的自主性、目的性与纯粹性。它对功利主义、幸福主义伦理观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康德的道德自律思想更具有前瞻性,它早已预见了人类将面临的道德困境,故在当代西方陷入现代性道德危机时,西方学者如罗尔斯、哈贝马斯均提出通过“回到康德”的责任伦理观来解决道德困境。在我国面临道德信仰危机的当下,对康德道德自律思想展开深入研究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要：文化哲学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哲学,文化哲学需要必要的奠基。现象学的方法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悬搁这一方法为文化哲学提供了起点,以本质直观这一方法使文化哲学成为关于本质的学问,最终以先验还原这一方法使文化哲学成其为哲学,从而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奠基。但是实际上,现象学的这种奠基是不够充分的。现象学有其自身的不足,特别是它在与修辞学的融合方面是不够充分的,有待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如此方能真正成为奠基性的科学、完成其奠基性的任务,使其对文化哲学的奠基作用更加充分,确保文化哲学能够承担哲学的基本任务,从而真正地成为哲学。

摘要：先秦道家节俭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道家节俭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上层社会奢侈之风盛行;生产力有所发展但仍不足,社会产品供不应求,须丰年节俭以保障荒年的生存;诸侯国为了争霸和保障国家维持战争的财政需求,必须开源节流并用。先秦道家节俭思想从个人修养、社会物质生活、国家治理三个方面展开,倡导个人寡欲净心、不为杂念所动,社会生活节俭不费财、减少对外界有形事物的需求和索取,统治者克制己欲、无为而治。节俭能起到广财、止战、安民的作用。先秦道家节俭思想的理论内涵包括循道逍遥的核心思想、齐观物论的价值观念、辩证柔胜的思维方式等。先秦道家提出通过杜绝欲望、知足知止、无为不争、天人合一的方法践行节俭思想,以恢复人类无私无欲的本性。

摘要：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是其学术思想中较为精彩、深刻和重要的成果。他依照觉解的程度，把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四个层次，并希望通过这种划分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和精神追求的提升。他自己曾评价道：“平生立论最不可改变的就是境界说了。”可见人生境界说在他一生哲学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对先生“境界说”的学术研究可谓“百花齐放”。视角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让人难以超越。但时代在变化，伴随着现代社会伦理价值多元化、个体伦理失范、伦理约束力降低和生态危机恶化的困境，我们再次返观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其中蕴含的道德意识内化于主体、群体意识的本位认同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解决现代伦理困境启迪了新的思路。

摘要：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探讨同性恋的道德困境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由于传统道德中社会性别的男女二元结构和男性为主的统治逻辑有其不合理的内在因素,女性主义指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具有偶然性,并且提出要重视边缘人群的体验和利益。同时强调,应将同性恋真实的“自我”放置于爱和关怀中,把理想性质的自我和当下的自我结合在人际关系的“网”中,从而确定真正的“自我”。要用一种差异的关怀关系,对具体的情景性进行分析和情感体验,发展爱的伦理关系。因此,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道德多样性和多元化之下,用女性主义关怀秩序的伦理诉求,有助于社会上的“正常人”从基本的同情共感的角度,给予同性恋群体多一点理解和关怀,对他们的行为和体验抱以基本的尊重,这对于改善这一群体的生活窘境、建构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摘要：以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为核心的农民不动产权益,在国家土地征收、使用权出让等“交易”环节,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民事主体地位模糊、土地征收的补偿不足、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缺乏规范的制度保障等问题,往往因“公共利益”而受损,或被政府侵犯、为“官员”（包括所谓的村官）贪污。为了土地“交易”能够实现真实价值,我国在法律上必须形构规范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民事主体,以市场价格确定土地征收的补偿价格,并通过强化土地交易申报制度、许可制度、评估制度、交易条件的明示公开制度等,为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奠定农民不动产权益的权利保障基础。

摘要：以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为价值取向的正当程序是现代行政法所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农村土地征收中存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州益形态，主要有政府、用地单位等主体与被征地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要根本性地弥合、化解这类利益冲突显然并不现实，但通过正当程序这一制度性装置，使各利益方在程序的制度框架内公平、公开地进行博弈，通过在程序中的协调、妥协，最终整合为彼此能够接受的相对公正的结果，这不失为柔化征地中刊益冲突较为可取的选择。为使征地中的弱势方能够公平、有效地在程序中进行博弈，应当赋予其知情权、参与权与救济权等，并应由中立的第三方对征地中的刊益进行评估。

摘要：后位继承人之期待权的产生源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法律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确认。后位继承充分体现了遗嘱自由原则,遗嘱人设立后位继承这种比较复杂的法律关系的真正意愿是希望后位继承人能够最终取得遗产。遗嘱生效至条件成否未定期间,后位继承人与前位继承人是一种债的法律关系,后位继承人对遗产的所有权享有一种期待权。后位继承人可凭借期待权对前位继承人管理、处分遗产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限制,待条件成就时即可从前位继承人处以遗嘱概括继承人身份当然取得遗产所有权。前位继承人的单方行为或意志对此不能阻碍或破坏。后位继承人这种有保障的法律地位被德国通说认定为一种期待权,并且能够登记、继承和移转,受到侵权法的保护。

摘要：小顿诉讼设立之目的在于解决司法资源的有效性与司法救济实现的公平性之间的矛盾，以使民众享有平等地接近正义的机会。但在实践中，小颇诉讼的启动受当事人意愿的影响很大，与法律规定的强制启动相去甚远，导致小颐诉讼适用率低、运行效果差，当事人和法官对小顿诉讼制度均表现出消极和谨慎的态度；加之立法对于小顿案件适用程序区分的态度，本身也制约了小颇诉讼制度适用的空间。小顿诉讼的启动之所以遭遇实践困境，一是小顿诉讼的价值，名为满足民众平等接近司法的需求，实为分流司法压力，考虑的是程序运行者而非程序利用者的利益；二是程序救济缺位。为保障小顿诉讼的顺利启动，从理想出发应建构独立的小顿诉讼程序，以便于当事人从小颇诉讼中获取的胜诉收益与成本相适应；而在现有程序体系内，除进行规则的设计外，重点应通过裁判异议的方式弥补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

摘要：“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是他人（包括国家、集体或其他公民）的财物,而意图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转归自己所有或控制;“为索取债务”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当然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行为人认为有债权债务关系而意图索取的就属于“为索取债务”;“索债”的“债”既包括客观上确实存在的合法债务,也包括非法债务,还包括难以查清的债务,以及关联性的债务;“索债”目的的认定,需看索债的数额,行为人索取明显超过债务数额的财物部分,不属于索债,而属于勒索;在计算勒索数额时,应综合考虑被害人欠债的数额、被告人为向被害人索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被告人实际索要的数额;犯罪的主观方面不仅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行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它对整个犯罪的影响有时是全局性的。

摘要：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科技的发展,环境问题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往往不会局限在某一国家领域内,而会带有跨国属性。跨国公司及相关制度与机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跨国公司引发的国际环境责任最初被置于国家责任框架下进行探讨。然而,要求国家对本国私法主体的环境损害行为承担国家责任,往往难以为各国所接受。国际环境责任出现了由国家责任向民事侵权责任转变的趋势。统一实体法调整国际环境侵权责任固然理想,但国际条约覆盖领域十分有限,冲突法方法获得关注。侵权行为地法在解决国际环境侵权纠纷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服务型执政党建设高度统一起来,赋予执政党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由此,建设服务型执政党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为什么会有本质联系,如何通过执政党的有效服务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治理是社会问题复杂化的产物,服务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和核心意蕴,也是我们党执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应该按照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加快提高服务能力,依法融入治理过程,积极为基层和群众提供多种有效服务,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