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杂志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

摘要：现行的教科书对辩证法进行了形式化的理解，其实质是知性思维方式对辩证法的规制，遮蔽了辩证法和生命的本质联系。突破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法是生命体验的逻辑，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精神生命的体验。而马克思则立足于感性的实践活动，以“生产过程”取代“思维过程”，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实现了辩证法对人的现实生命的关切。

摘要：生产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建构在以总体性为特征的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不从总体性出发，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仅仅理解成物质资料的生产，没有看到生产的总体性、丰富性和全面性。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无疑是建立在对生产总体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也只有在人类历史性实践活动的总体中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得出来的“总体结果”的真实内涵。

摘要：实践的“边际现象”是从哲学层次对社会实践中“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收益递减”等现象的概括与拓展。现代实践是一个主体、客体、实践结果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实践的“边际现象”是实践结果与其环境和整体实践系统效应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它们之间既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甚至二律背反的。当代实践的“边际现象”凸显源于实践的内在矛盾性、当代实践的复杂性、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与相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特性。关于实践的“边际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认识的深化。

摘要：虽然马克思未曾明确而系统地阐发正义理论，但我们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可以看到马克思正义思想内蕴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而深刻的透析中。尤其是通过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非正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扬弃异化、废除私有制正是实现正义诉求之途。从对正义问题的探求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科学性基础以及价值性诉求。

摘要：柏拉图通过死生互证法、“回忆说”论证法、构成分析论证法、反对“和谐说”的论证法、“相反相克”论证法来论证灵魂不朽，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关于灵魂的构成的灵魂能动说、等级说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理性、激情、欲望三要素及其关系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人讨论灵魂、德性或人性问题时的标准性说法；灵魂回忆说是先验论哲学的最早表述；灵魂不朽说不仅是宗教神学的支柱性理论，也是伦理学倡导道德生活的必要前提。

摘要：20世纪哲学观下移，现代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生活世界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三个世界井然有序分化的背景，同时也为这三个世界重新统合起来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这种哲学新范式，生活世界里储存着前人所做的解释的努力及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知识。生活世界是人们以语言为中介进行交往的整体性的知识背景，而且还是人们共享与认可的各种观念和价值预设的基础。当交往行为取得成功时．人们之间达成的共识就会反馈到生活世界的基地之中，并且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生活世界的库存之中，而一旦人们之间发生分歧、争议和误解，生活世界就成为了防止发生分裂的具有共享意义的防护堤。生活世界从根基上支撑了交往行为，而交往行为则为生活世界提供生机活力与不尽的主题，生活世界的大坝防止了行为冲突的爆发与意义的分裂。而且，生活世界还是从更大范围内建构起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丰裕的现实土壤。

摘要：要正确评价科学的价值，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而应采用多项指标对其进行全面、综合性的评价。真、善、美内在地蕴含于科学价值之中，科学的本质在于探求客观规律和追求真理，科学的目的在于为善和造福人类，科学理论本身也不断揭示和展现着自然界所隐合的各种美。对科学价值进行合理评价的基本标准是：内容之真标准、形式之美标准、功用之善标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具体理论。会突出这一整体标准中的不同方面。

摘要：司法是人类基于自身经验所孕育并不断完善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人权则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不断体认所生成的一种关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根本性权利。在法治化的语境中，两个概念存在天然的逻辑关联：司法是人权保障的利器，司法的理性化有助于提高人权保障的程度；司法过程可能存在的实践偏差则需要通过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予以价值纠偏。

摘要：德国的人权发展经历了艰辛的历程，而人权的司法保障更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实施之后实现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构建的宪法秩序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形成了国家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相互制衡并受到基本权利的拘束，其中，司法权通过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来保障基本权利不受侵害。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而创设的联邦宪法法院是基本权利的有效维护者，公民在其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时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根据宪法诉愿，联邦宪法法院以基本权利教义学的论证方法来切实有效地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宪法的基本秩序。

摘要：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理想，乃至政治正当性的基准。可以把它理解为“法的原则”与“治的原则”的互动关系。以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对西方法治理论贡献卓著。亚里士多德把法治作为一项统治原则置于其对政体的讨论之中，阿奎那则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对法的本质的探究，从而把法治视为政制和法律体系运行良好的标志，是更为根本的法秩序固有特征的外在表现。从古典法治观向现代法治观的演进伴随着法的因素的增长，这也使得现代法治理论家倾向于以法的原则界定法治。

摘要：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发生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它要求人类社会改变那种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我国在面临能源和资源日益匮乏、人口众多、环境容量有限的客观现实，不得不力求实现低碳发展。这一举措既是树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近些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低碳法案，为经济社会低碳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目前我国有关低碳发展的制度安排散见于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低碳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及相关制度缺失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低碳发展的效果和进程。我国亟须出台专门的低碳发展促进法，构建包括低碳发展规划制度、（企业）项目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制度、低碳产业目录和退出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制度、碳排放目标责任制度、低碳教育制度等在内的系统的低碳发展制度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公民树立低碳理念、塑造低碳文化、建设低碳社会。

摘要：劳务派遣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的新型用工形式，为促进整个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利用劳务派遣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因此，劳务派遣在维护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劳务派遣在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备受争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将一直存在争议的劳务派遣不断纳入调整范围，试图严格限制，规范劳务派遣的发展。但是，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使得劳务派遣行业暴露了诸如派遣企业运营混乱、用工单位滥用劳务派遣制度、派遣员工维权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给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了隐患。劳务派遣出现违背立法原意的异常繁荣，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我国必须完善劳务派遣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监督监管机制、成立对行业有指导作用的劳务派遣行业协会，使劳务派遣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金属货币本位制度”破产之后，世界各国均确立了“信用货币本位制度”，主权信用货币主要体现为国家信用。在实施本国货币国际化战略时，应从法律层面上构建主权货币国际化的经营权与监管权。就我国而言，人民币现金国际化不应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应将重点放在人民币财产国际化上，同时应完善人民币跨境流通统计监测制度，并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人民币业务经营机构，构建便捷高效的境外人民币清算网络，将人民币国际流通最大限度地纳入正规金融渠道。

摘要：199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颁布之日起就因存在诸多弊端饱受票据法学界的批判。在众多的修改意见中，如何修改并完善票据权利人制度少人问津，这与该制度在整个票据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地位并不相适应。在票据权利人制度体系中，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中关票据法在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方面存在体系构建、具体范畴等方面的区别，这同两国票据立法发展进程、立法技术和票据权利类型规则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中国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能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先进的票据法律制度就应当改变传统法律观念，摆脱陈旧的法律思维的束缚，向美关票据法的典范——美国的票据法律制度学习；要完善票据权利人类型划分规则就要先行修改现今的票据权利类型规则。在此基础上，应当明确票据权利人包括三个类型：完全票据权利人、占有票据但是不享有票据内容权利的人和丧失票据的占有但是根据票据法享有票据权利的人。

摘要：目前，各国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自愿标识”与“强制标识”）的分歧一直存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不尽相同。由于该制度的冲突，导致了原产地标记功能的局部失灵。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食品在现有的转基因标识制度下无法达到分离，其后果不但是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不享有知情权，而且冲击了原产地标记的原有含义，甚至进一步冲击着市场的自由贸易与贸易的公平性。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求实施“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在这些国家中，以欧盟建立起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框架制度最为严苛，其框架总体由一系列法令组成。实行“自愿标识”的美国和加拿大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比较宽松，只要求与传统产品有着实质不同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各国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农业发展程度和国家利益考量，但无论是采取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国家还是“自愿标识”的国家，其政策都无法将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彻底分离。目前，《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建立起专门针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新的风险评估制度，对当今的食品市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转基因食品市场进行规范和约束，指导消费者有选择地购买商品，也有一定意义。我国应当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尽快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