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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最初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而言,他在文本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发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生命特质;同时,他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观念发现了人的感性存在的生命特质。就马克思的哲学创新而言,他在文本中精辟地阐释了生产劳动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感性生命特质统一的＂本源性＂生命活动,并依此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文本中初步确立了实践观点的新哲学原则。

摘要：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对于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哲学研究也非常重视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国内外学者通过范式的转换,已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但是鲜以马克思的社会伦理思想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尝试用社会伦理范式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建构,一方面具有方法论意义,是理论内在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对马克思哲学现代性价值的呼唤。在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社会伦理范式建构的过程中要对社会伦理与道德批判、伦理、实践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范畴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马克思社会伦理思想的特殊性。同时要运用正确的方法论,防止片面性和碎片化,消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

摘要：1862年,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里讨论了维柯的罗马法解释,这成为马克思与维柯在罗马法问题上的一次重要交集。沿着这封信的内容反复格义,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与维柯二人在罗马法精神上的一场对话。首先,他们都认为罗马法的本质乃是诗,但在对诗性精神的具体理解上却大相径庭。其次,二人都看到罗马法的形成与古代罗马人对周围事物的＂虚幻＂想象密不可分,但他们对＂虚幻＂的解释却颇为不同。再者,马克思与维柯都同意罗马法的形成与人在具体环境中的需要与用益相连,也都认为这些需要和用益还进一步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但在需要和用益的具体内容和排序上,二人又有差异。循着这些罗马法问题上的共鸣与分歧,最终将展现马克思与维柯在法的精神问题上的精彩对话,这对法制时代更好地理解法的精神尤为紧要。

摘要：文化是一个共同体历史积淀下来的特定理念、价值和规范的总和。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是通过转型实现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现在正向信息文化转型。中国文化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实现跨越式转型,走出一条新的文化转型之路。生产方式的跨越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西方近代文化转型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历程的铺垫、中国传统文化与信息文化的诸多契合点,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跨越式转型提供了可能性。

摘要：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学,而是中国先哲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思考的智慧结晶。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身心的整体和谐,蕴涵着整体和谐、厚生爱物、节用适度、尊重自然等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生态伦理智慧,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们思考在物质的时代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王守仁＂真知必在于行＂这一命题主要着眼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具有伦理学意义,它与中国古代知行观侧重于解决道德建设问题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宋明时期,知行观开始了理论化、本体化的发展,出现重知的趋势,王守仁的＂真知必在于行＂说以其实践性意义纠正了这种偏向。＂真知必在于行＂这一建立在心学理论基础上的命题未免具有道德先验性的缺憾,与王守仁＂一念发动即是行＂的表述存在着矛盾,但梁启超等人的研究从为善与去恶的不同角度,分析了其对道德修养过程具有的积极意义。就命题本身而言,＂真知必在于行＂指出了道德知识与道德认识的区别,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阐释了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和投射型异化两个范畴。笔者在施密茨依据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对素群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另一条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路径,并对两种路径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提出两种路径互补的思路。我们应该通过对施密茨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分析扩充视野,即可以从＂主体性隐退型异化＂这样的身体性微观角度、主观事实角度或者说从严格主体性角度入手,通过情境理论补充以＂投射型异化＂为基础的文化批判模式,对现代技术理性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批判。

摘要：本雅明是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提倡一种反智思维,用寓言性的意象、散文化的笔法从具体的生活细节、生活体验入手,传达自我体悟式的哲学认知。本雅明的反智思维吸纳了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的合理内核,批判了启蒙理性的确定性、同一性,给后现代思想家以很大启示。但本雅明的反智思维同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大距离,他警惕非理性激情,主张用审美的方式去重新寻觅真理,同后现代主义相比,本雅明的反智思维更具建设意义,更有启发性。

摘要：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德勒兹和马克思思想的共振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德勒兹和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态度的“碰撞”。我们通常把辩证法视为马克思批判旧世界以及改造新世界的根本方法，而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明确的反辩证法，这迫使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重新理解辩证法，并在此基础上回应德勒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本性充分觉解与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的自由辩证法。对人自身以及自由的肯定并不必然地否定“存在”、并非以同一拒斥差异，因而自由辩证法并非反动的否定之否定，并非虚无的价值，也因此并不必然地导向虚无主义。

摘要：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公正道德价值取向始终处于道德哲学的核心地位。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哲学的兴起,以卡罗尔·吉利根和内尔·诺丁斯为奠基人的关怀道德价值取向以一种不同的声音走入道德哲学。传统的公正道德价值取向从分离个体的认识论出发,以公平、互惠为人际道德关系的核心概念,在道德判定方式上强调对于普遍道德原则的理性认知,并以对公正原则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为终极目标。而关怀道德价值取向从关系个体的认识论出发,以关爱、责任作为人际道德关系的核心概念,在道德判定方式上强调具体情境中的感性直觉,并以不伤害所有人的具体行动为终极目标。虽然两种道德价值取向在道德自我认同、人际道德关系以及道德判定方式三个层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二者互为补充,是组织道德判断的两种方法,是进行道德选择的两种视角,统一于人类现实日常生活之中。

摘要：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入手来揭露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佩珀则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资本积累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得剩余价值,佩珀认为是资本的本质特性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他们都认为是资本的运作模式导致了生态危机。奥康纳提倡通过追求生产的正义性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而佩珀指出一定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来构建公平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与佩珀的思想虽都存在局限性,但对我们建设和谐绿色的社会主义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文试从选择背景、生成性质和影响意义三个角度,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性进行解读与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性表现为中国如何面向、走进、融入和参与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国道路＂中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不同于资本主义、＂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实现方式乃至人类现代性文明新形态的创生;＂中国道路＂中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实现中国现代化、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特色,是扬弃＂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面向世界展现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开放性、包容性新形象的特色;＂中国道路＂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是学会善于从普遍性视角理解、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策基础,也成为了战时政治的基本框架。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权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并逐步建立起面向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动员机制,在此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政党的结合,成为对革命的回应又包含着政治上的相互介入,根据地政权也由此展开了具有政权治理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变革和包括革命政治的观念体系、价值伦理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建构。

摘要：延安时期,在残酷的战争形势下,为克服官僚、特权、腐败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防止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以赢取群众支持、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党主要从廉洁观教育、法规制度建设、监督体系及惩贪奖廉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卓有成效地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其基本经验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加大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及执行力建设,提高惩腐防腐的法治化水平;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以铁腕决心反腐倡廉;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效能。

摘要：信仰作为独立的精神活动,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积极的信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是使社会共同体和个人健康发展并有所作为的前提和保障。信仰作为独立的精神力量,表现为引领规范作用、整合凝聚作用和鼓舞激励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部分群众信仰失落,是由于社会开放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时代进步与新旧观念冲突所致。鉴于此,构建科学的信仰,应实施并践行的基本策略为：通过严格的理论论证和准确的科学预见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使信仰令人信服;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保证信仰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主体的信仰必须与心中的愿景、与客观实际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