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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历史观中国化存在着“规律说”与“人学说”两种认识。当前对马克思历史观中国化认识的困境,在于如何克服马克思历史观的规律说与人学说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如何解决马克思历史观所蕴含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理路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实践合理性反思。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指导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要：第二国际理论家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独立阐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经验（实证）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由于遗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国际理论家陷入了实证主义、折中主义、经济决定论和达尔文进化主义。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走向了经济决定论;考茨基从达尔文进化主义和抽象自然主义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机械决定论;普列汉诺夫虽然意识到马克思哲学的重要价值,却未能从实践存在论的角度理解这场根本性变革的实质,陷入了抽象物质本体论的窠臼;拉布里奥拉从独特的历史（人本）主义实践论出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全新解读,却无意识陷入了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梳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不同理解,不仅是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逻辑入口。

摘要：通过研究并呈现马克思哲学理论范式中的社会语境及其社会思想史视野,进而切入马克思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可以指认实证社会理论传统、解释社会理论传统各自的启蒙语境,并通过分析马克思和启蒙语境之间的关联,阐释“社会存在”实现了对启蒙理性精神和理性原则的超越,以此来表明唯物史观所开创的批判社会理论范式既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史的分析,也离不开比较研究和交锋对话,通过澄清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基本语境,可以明确马克思思想何以实现对韦伯、迪尔凯姆思想的批判性超越,方便进一步回应迪尔凯姆和韦伯对马克思的诸多误解,并为澄清马克思的方法提供前提性准备。

摘要：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是自我规定的,即以“意识的内在性”为基本建制,它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解构了现代主体概念,他把主体性设定在“实践”“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洞穿了“意识的内在性”。人向对象世界的原始敞现使人成为主体,但也包含了异化的可能。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主体性异化的现象,并提出消除这种异化的主张。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中隐含着一种生态维度。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以承认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为前提,他洞察出由于主体性的异化导致的人对自然的破坏并且设想了人对人-自然关系进行的控制。解决当代生态问题不能完全抛弃人的主体性,而应吸收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营养,重建负有生态责任的实践主体。

摘要：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繁荣与衰落不但反映了俄罗斯在政治领域的波诡云谲，同时也折射了中国国力的变化。从明朝开始，俄罗斯通过宗教组织对中国远东地区实行宗教渗透，进而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华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士不仅仅担负传教的使命，还负责收集有利于俄罗斯帝国对华战略的情报。在清朝时期，派驻北京的俄罗斯宗教使团除了收集情报外，更是俄罗斯在华公民利益的保卫者．还起到了驻外外交代表处的作用。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正教活动及发展历史拥有自己的体系和脉络，这种脉络主要与中东铁路的建设和投入运行密切相关。东正教在哈尔滨的传播和哈尔滨教区的成立、繁荣、衰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摘要：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来认识和分析民族理论及现实问题是俄罗斯宗教哲学最典型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类型源于浓厚的东正教文化底蕴,并被宗教哲学家不断赋予新时代内容。整体性思维模式的逻辑前提是建立在宗教世界观基础上的有机理论;实现途径是人的第三种认识形式,即信仰与直觉;最终理论指向是俄罗斯新文化模式的建构。

摘要：在科耶夫看来,索洛维约夫的形而上学自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和自圆其说的整体”。它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上帝的学说,其中又可细分为绝对存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人-神观念;另一部分则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科耶夫从神秘主义与哲学来源两方面对宗教形而上学这一贯穿索氏思想的核心进行批判,以“非实存”为自己建构形而上学的“对象”,并试图解决索氏形而上学中的自由观念问题。他的目的在于思考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这两种传统整合为一体的可能性。

摘要：哈贝马斯通过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理论探讨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无限膨胀体现出的一个鲜明现实结果就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破坏。造成这种状况的观念上的误区,主要在于人们混淆了科学技术与生活实践的关系。解决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途径是重塑理性的民主对话机制,以政治民主的实现来约束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哈贝马斯思想的反思,为我们对科学技术当代功能的认识及我国的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

摘要：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研究推进到文学批评和审美分析中,以意识形态作为连接审美与政治的切入点,探究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伊格尔顿提出文本是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中呈现不同的结构和状态,批评的任务就是发现文本生产的要素、结构之间的联系,觉察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形式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通过发掘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形式要素进入文本以及文学形式如何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重构,伊格尔顿深入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运作模式和社会权力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由此,将文学研究的重心由学术引向政治,体现出文本批评向文化政治批评的演进,批评成为另一种方式的政治。

摘要：马克思阐释了工人阶级以个体式的理性进入社会化的生产关系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幻相的现实,并指明这正是因为个体的人在遭遇社会层级时产生的跨级悖论。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史上以低层级视角去解决高层级问题的乐观还原论。在层级方面,意识形态总是社会的和群体的,作为一种言说（logos）,意识形态拥有个体层级的人,而不是相反。意识形态更主要是悬设在个人理性之上的元语言,在哲学史上,塔尔斯基的封闭语义悖论以隐喻的形式呼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问题批判背后勾连着的是一个整体性的西方哲学反思思路,从笛卡尔的“我”到胡塞尔式的“互主体性”,笛卡尔的“思”走向荣格式的“集体无意识”,个体式的“人”在尼采那里演化成“超人”,现代西方哲学在社会层级上识别和解构个人层级的社会言说或生产叙事,乃成为一种集体共识。

摘要：随着空天技术的发展，空天空间日益人化、政治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家史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史。在历史上他们就是以空间生产为先导，压缩、侵占国内和国外族群与国家的生存空间．而后进行重组以获得最大利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复制着传统模式，但是其重点转向了空天空间。因此，空天空间的法律、科技、文化、军事和政治角力日益激烈。

摘要：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具基础性地位的：诚信是实现其他价值诉求的基本前提,所贯穿的领域也最为广泛,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本文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是多维度的：既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又是内在的精神需求;既不欺人,也不自欺;既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为政的原则;既是静态的目标,也是动态的实践;既是形下的规则,也是形上的本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有效的价值支撑和思想启迪。

摘要：地方政府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需要智库的参与,地方高校也需要通过新型智库建设锤炼队伍,打造服务地方发展的新载体,不断提高综合实力。不论是从对地方高校和政府的外部要求还是从两者的内在需求分析共建新型智库的动力机制,地方高校与政府合作共建新型智库都是务实创新、互利双赢的应时之举。地方高校与政府合作共建新型智库要高标准定位,使之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的咨询中心、扎根地方人才的培养基地、地方先进文化的推介平台。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地方高校与政府应逐步建立稳定供需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协同创新机制、利益保障四大机制,为新型智库产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营造良好的环境,保证合作共建新型智库的长期性和有效性。

摘要：当代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出现较为明显的文化转向，一是文化价值层面政治精英治国理念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利用传统价值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尊重和回归传统文化成为俄罗斯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二是法治发展中注重俄罗斯特有的权力传统合法性基础与现代国家治理相结合，采取渐进式方式，在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治理传统中融入和提升法律权威。实践层面的两个转向在深层次上则是传统的“宗法-专制”型文化模式向“威权-法制”型文化模式的转换．东正教仍然是团结社会的核心力量，但现代法治因素不断提升，正在从人神共治走向人法共治。

摘要：“法治反腐”是世界各国打击腐败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政策层面确立推进反腐败立法。俄罗斯在“法治反腐”之路上先行一步，建立了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但是，俄罗斯“法治反腐”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国应在借鉴俄罗斯“法治反腐”经验的同时，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夯实反腐败的社会根基和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