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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应按照科研自身的规律，在充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正确引导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理论思想方面应处理好“实践第一”原则与学术理论承继的关系及中西学术会通互补问题，在文本载体方面应把握本土概念的现代转换、西方概念的本土会通、“草根”话语的吸收提炼三个途径。学术期刊应努力当好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平台。增强国际国内影响力，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摘要：现代技术主宰着世界生活并改变了人本身，也就改变了人的艺术观念和人与艺术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到艺术的发展。技术遮蔽了人类自身的真正力量。使得艺术家的创新往往徒具形式而逃避思想；但因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联，对新表达的探寻也常意味着致力于对意义和价值的改变。技术在便利艺术复制传播的同时会使艺术降格成伪艺术甚至消失．所以艺术既要渗入技术又须克服技术；艺术不应迎合时代品味，而应回归人类个体私密性，回归人性。

摘要：中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现代性与文化、审美的复杂关系研究，伦理道德的美学内涵与激进需要美学研究，美的本体论范畴与跨学科主题研究及艺术门类美学研究等基本主题。可以看出，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已经从原先捎带式、提及式的研究转向自觉的、独立的主题研究，并构成了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和基本框架之一。但是，依然存在着研究主体力量单薄、研究对象狭窄、研究方法和路径尚需进一步丰富与多元化、缺乏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比较融合思维等问题。

摘要：南斯拉夫艺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产生了后先锋艺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密斯科·苏瓦科维奇等南斯拉夫美学家将这种后先锋艺术命名为后社会主义艺术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在这些美学家看来．后社会主义艺术是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种后现代主义艺术，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关涉的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其基本表现形态是观念艺术。后社会主义艺术运用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通过模仿官方艺术来避免和揭露意识形态的操控．通过并置崇高形象和西方消费主义来展示二者的同构性及崇高形象在消费潮流中的非宣传性．通过追求一种美学（艺术）与政治的二元效果来瓦解意识形态的统治。

摘要：重视教化的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优良传统，也是传统伦理的重要特点。先哲认为，教化乃是王者的大事，是各级政权组织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孟子和荀子都提出了关于教化重要性的论断，并从人性论的角度阐述了教化的重要性。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是先秦人性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两位先哲从不同的人性论出发，分别说明了进行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而得出必须进行道德教化的结论。

摘要：宗周将乐教融入礼制、礼俗，发挥了教化万民、亲和上下、美善风俗、谐和社会、稳固政治的有效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礼乐废弛、纲纪解纽，乐教同它所驻存的文化母体即制度一起沦落也属必然。战国时期，社会人文思想文化活跃繁荣，对宗周乐教文化的反思也进入诸子百家争辨议题，突出体现为儒家孔、孟、荀对乐教的继承发扬和墨家、法家对乐教的批判。

摘要：“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它对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激烈批判。然而今天在现代性的视域中重新审视它，我们发现，“孝”是根植于人的自然亲缘秩序和传统的农耕文化之中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它的阐述基本上是符合现性法则的。应该讲，“孝”所具有的价值功能、人道精神、责任心等优点，正是疗救西方现代病症、培育中国的健全的现代性的独特资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对“孝”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阐释确实易于为后来的统治者所利用，从而使“孝”成为政治化的伦理乃至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对此我们必须坚决批判。

摘要：从波德莱尔到布莱希特是本雅明从分析时代危机到探寻文化资源展开救赎的路径特征。之所以称为波德莱尔式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本雅明以巴黎拱廊街为切入点．通过大量运用辩证意象的方法，从辩证意象批判的视角揭示出资本世界由幻境主宰的社会真理，并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展露无遗。其目标不是呈现这个幻境。而是驱散它。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凸显了他思想鲜明的实践面向。本雅明反对线性进步历史观，借助了弥赛亚救赎思想，强调历史每一时刻都有被救赎的希望，所应做的是关注当下发现重构历史的可能性，探寻救赎之路。本雅明积极寻找蕴藏在文化中的革命性力量与集体意识中未被遮蔽的感性意识。他在艺术的新变化中挖掘出了实践力量。

摘要：自由资本主义向后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对社会批判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霍克海默来说，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已不适应改变了的社会状况。在此语境下，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发生了转向——“跨学科唯物主义”行动纲领被一种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理论研究所替代，这是一种批判极权主义的新文化理论，即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而这一转向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论根源，即对理性的批判——正是理性的自我持存与走向毁灭导致了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

摘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将“反犹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病症，认为其病灶在“启蒙理性”和“非家异感”。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人类对知识、技术的一味依傍，“启蒙理性”逐步丧失其价值维度，成了宰制犹太人的工具；弗洛伊德的“非家异感”，是指人类在孩童期就已形成的对陌生、异在的恐惧心理，在此心理机制的影响下，“无根”的犹太人饱受敌意、屡遭排斥。当今仍然存在着不少“反犹主义”的变体，故须时刻保持理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让启蒙远离极权、回归正途。同时应该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作为异在、他者的一重身份，我们可以通过接纳、融入或创造新的文化。逐步消除由“非家异感”而引发的隔阂与敌对。

摘要：对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讲述的“关于塞壬事件的寓言”，维尔默认为可以从三种不同角度或意义层面进行解读：其一，这是一个关于同一性自身、内外自然抑制和社会统治压制同时发生的故事，也是作为“无能为力之美”的艺术发生的故事；其二。这是一个关于父权制家长秩序和与其相伴随的需要将具有威胁性的女性性欲权力置于控制之下的故事；其三，这是一个关于一方面是反思性自我，另一方面是艺术之美和感性愉悦同时出现的故事。前两种解读是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关于塞壬事件的寓言的理解中明确表达出来的。第三种解读乃是维尔默本人从本书更加宽泛的文本中间接地引发出来的。这种解读的结论是：“塞壬之死就是艺术作品的起源。”

摘要：非言语外交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政治敏感性，这是由外交的政治属性和非言语的特点所决定的。非言语外交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具体表现有三：一是高度的政治隐喻化表达；二是高度的政治语境化解读；三是不同的政治隐喻化表达和政治语境化解读对外交关系的不同影响作用。由此可知，非言语外交不是小事，不可小觑，它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敏感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它的研究。

摘要：现行国际法体系中，《联合国宪章》中所暗含的不干涉原则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在国际法与国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该原则的历史演进来看。不干涉原则的产生主要基于主权原则的逻辑推论。应在联合国宪章体系下审视当前不干涉原则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并着重讨论对于条款的不同内涵解释。尽管联合国宪章机制对于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及武力干涉做出了明确制约，但仍给予联合国对其干涉行为充分自由裁量的空间。国际社会对不干涉原则的坚持源于联合国宪章对该原则的指导，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不干涉规则对维持国际和平安全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我国历来不愿意接受国际司法管辖权的立场凸显了我国参与国际司法的现实困境，而这种状况与我国软实力不足的现状直接相关。国家软实力经常通过对国际法律规范的形成．对国际司法裁判者文化观、价值观的作用来间接地影响国际司法。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内敛性、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等方面的因素．导致国家软实力水平与国家硬实力相比明显不足，在这一情势下我国显然无法对国际司法以及国际司法裁判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目前我国拒绝参与国际司法的态度应该是避免不可预知后果的当然选择，以防止对我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从长远来看，我国很难完全回避国际司法，因此，需要适时调整思路、采取措施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增强我国在国际司法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摘要：截至2015年7月，中国共与17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审视中国对外关系的定位时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即双边关系的亲密度、双边合作的深广度和中国的重视度。三个维度的分析依据分别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好”的定位反映的圈序认同、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体现出的层次性和中国驻外机构代表的行政级别。从三个维度对中国建立的每一对双边关系进行量化分析，能够较为直观和准确地看出一个国家在中国外交中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