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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马尔库什在研究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卢卡奇两个时期是相互延续，还是彼此断裂？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答。现在我以同样的问题向马尔库什提出来。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提出过。他告诉我，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他首先对现代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认识论感兴趣，还没有对文化更不要说对艺术理论感兴趣。只是到了澳大利亚，他才开始涉猎这些问题，

摘要：为什么只是碎片呢？也许我也不知道有谁能够比马尔库什·久里（Markus Gyuri，其中Gyuri是Gyorgy[乔治]的呢称。

摘要：马尔库什的（现代）文化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启蒙计划以深层的、明显不可解决的悖论（antinomies）而告终。但是，与大多数“后现代”思想家不同，马尔库什认为启蒙的承诺不能也不应该被放弃。这种张力存在于启蒙的失败与不能放弃启蒙的承诺之间。一方面启蒙想要创建自由的社会和平等的人，使每个人都能借助于理性高雅文化资源自律地生活，然而失败了；另一方面完全抛弃启蒙的承诺又是不可能的、不理想的，我们可以在马尔库什的“晚期现代性的悖论”中找到这种表述。本文对于马尔库什的概念进行了一种解释；认为马尔库什运用的“悖论”一词具有某种歧义性（在三种不同意义上的“矛盾对立”、“价值冲突”和“概念的非连贯性”之间来回摆动），同时指出马尔库什的追求与前两种意义一致，但是与第三种意义不一致，因此，第三种意义应该被抛弃。

摘要：马尔库什于20世纪70年代从匈牙利流亡到国外，这种经历使得他从一个流亡者的特殊认识论立场去对待现实世界，他往往容易注意到现实中的危险过程和趋势，并警觉地反对其现实化。马尔库什移居国外以后的著作由两个并非各自独立的部分构成：第一个时期的论文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撰写，第二个时期的论文则是马尔库什作为一个批评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消极趋势进行批判。马尔库什以一个流亡者的立场表达了对于现代世界缺乏稳定性的焦虑．他的外来者身份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导致其批判带有某种夸张性和片面性．但流亡知识分子这一观念无论是对他的理论发展本身还是对研究者而言。都是极具意义的。

摘要：当代社会，随着外部机器的制约和束缚的增多，人们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也有所增加。鉴于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机器论的思想反思当下社会中的由机器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异化现象，有助于更好地认清事实和厘清关系。人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是机器产生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同时机器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分工的变革。勘察机器与工人、机器与分工的双重关系．可以辨析机器在人与自然、人与劳动过程、人与人的本质、人与人自身的异化过程中的作用，批判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人的戕害，最终确证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内才能实现。

摘要：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丰富的，从他的自然观中折射出的哲学思想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尤其是在环境问题、生态建设日益重要的今天．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是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然观。而对于马克思是否有生态学思想，生态学思想又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都是学界一直颇有争论的问题，也同时为我们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透过马克思文本中关于自然的阐释，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和自然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位置，以及马克思对于自然的态度。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是我们解答生态问题的关键和起点。

摘要：在文化哲学视野下研究文化变迁机制，应该聚焦于作为精神体系的狭义文化，从一般形式层面把握意义体验机制中稳定性和变易性的辩证关系。价值理性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稳定性因素，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而产生的对实践自由的追求则是推动文化变迁的变易性因素。意义认同可以区分出从具体到抽象的不同层次．因此具体的变易仍可以包容在原有的较抽象的意义框架中，由此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才使变化得以现实的发生。意义认同向抽象层次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包容人的自由创造，正是文化进步的实质。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经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的现象学方法．是真正理解人与文化所必须采用的方法。

摘要：以新旧文学之争为始，“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场涉及文学、历史、文化、哲学等诸多领域的论战。后者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学衡派”不应被简单划入落后守旧阵营。双方都是为了解答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是在所选方式和道路上有所分歧。究竟谁更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谁更有资格掌握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权，这才是论战的焦点。双方对于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国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深思。

摘要：“学衡派”学人面对当时功利主义盛行的学风和教风，从职业与志业之辨入手提出了他们的学术道德论，主要包括求真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严密之训练、审慎之态度、现实之关怀、人情之讲求。其论虽有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和过分强调道德而忽视物质经济环境重要性的偏向。但作为对学术道德一般问题的理论探讨，其合理元素不言自明，对当今学术人格建构仍有重要启发，尤其独立、求真、健康、积极的学术人格建构格外可贵。我们应反对急功近利的摇摆性学术人格，培养自主性学术人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20世纪20年代是东西方皆面临“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学衡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反思现代性、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为己任的学术派别。作为“学衡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和《学衡》杂志主要作者之一，柳诒徵在此阵地中秉持“学衡派”的学术宗旨，从儒学与史学相结合的视角，以逻辑和理性的思考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过激行为，反思西化理论，力图阐扬儒家思想之精髓，并主张在继承儒学精神的基础上融通中西文化、创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新文化。

摘要：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缪风林是“学衡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四书》人生观的研究建立在反思西方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缺失的基础上。他通过系统梳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人生观思想，认为《四书》所启示的人生观是“健全之完成主义”，即“先求个己之完成，因以完成个己者，完成人人，完成物界”。这种“健全之完成主义”以个人主义为起点，以人道主义为归宿，可以补救两派思想的弊端。缪凤林还探讨了《四书》中的自反和自得问题，认为自反即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是实现由个人到物界完成的重要路径，而自得指不屈从环境、不惧怕挫折、为实现道义百折不挠，是实现由个人到物界完成的重要境界。研究缪凤林有关《四书》人生观的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学术贡献．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认识。

摘要：当代中国，价值自信具有丰富的内涵逻辑，是人民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如今，中国人民在中国价值的指引下不断创造奇迹，中国价值的能量受到世界瞩目。值得我们继续坚守、创新和弘扬。文化强国战略下，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要以价值自信作为精神支点，这既有助于激活中国价值精髓和促动价值自觉．也有助于在国际交往中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价值自信视阈下探索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发现其是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的统一，新时期又迎合了回应世界话语诉求的衍生逻辑，在具体实践中，要坚持把握民族化、世界化、时代化和发展化四个维度，坚持价值自觉．坚定价值自信，不断提升国家话语的内聚力、破解力、创新力和生命力。

摘要：人不仅要在价值世界中寻求生存意义，更要在生活世界中实现生存意义。从马克思历史生存论的视域审视，人的“本质”只有通过社会历史的原则才能得以解释，才能实现人的价值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本源共生。价值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内在统一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逻辑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也依赖于生活世界的体悟与实践。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必须以生存论为指导，遵循“理论认知——价值共鸣——自觉践行”的价值认同规律，通过建构基础性机制、过渡性机制和生成性机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路径。

摘要：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导致传统国家治理模式难以满足新时展的需要。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其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解析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商民主发展演进展开梳理具有重要意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以保障主权在民为旨归。力图提高公民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努力通过自由而理性的公共对话使得公民的偏好更具反思性并发展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实现。

摘要：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法治中国开始驶入快车道。以当事人司法程序参与权缺失导致涉法涉诉信访泛滥、司法人员职业伦理沦落导致司法人员弊案频发和正当法律程序运作失灵导致冤假错案不时发生为表现形式的司法公信力现状已然严重影响到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与稳定。以程序正义理论为导引，将程序正义理念注入司法体制，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彰显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自治性和效益性，重塑司法程序性权威，进而提振司法公信力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可行性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