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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0年代,特别是其中期,中国小说文体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这一变化主要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可以上承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化与诗化的倾向,一是先锋派小说。小说文体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两点上：一是超脱于情节模式之外,一是模糊以至避免现实主义的“实指性”。前者表现为线性叙述的中断,情节小说、非性格人物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应的对于塑造典型人物及写出典型环境兴趣的降低乃至漠视;后者则有莫言式的写感觉、马原式的设置叙述圈套和残雪式的写梦呓。而情节模式的弃置与“实指性”的模糊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着的。先锋小说是一股形式主义的,亦即以艺术为本位的文学潮流。当先锋小说家在体式试验上愈益沿着象牙之塔新奇而精致的阶梯向着迷迷糊糊的云雾中上升时,就丢弃了脚下广袤的阅读空间。小说家们一心想当精神贵族,忘记了小说的本质恰恰是平民的。虽然在新时期小说体式的争锋中,散文化、诗化是上扬的,其势力获得急剧的扩展,但仍然存在坚持故事性、为小说结构的严密性辩护的另一种倾向。王安忆反对笔记体小说,对诗化小说也不满意。她认为小说创作走向精神的深刻宏大,靠逻辑。

摘要：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论证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理论影响。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通过全面分析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而揭示出,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物化的过程,是一个使人的生活非人化的不合理性的过程。通过这种分析,青年卢卡奇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深入至现代人在文化层面上所遭遇到的普遍的物化困境。由此,青年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理论传统,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要：人的问题,尤其人的分裂与统一,是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维度的阐发主要是从人的问题出发的。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立足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对于人的问题的分析,在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了人的问题。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们十分重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加之受卢卡奇从文化批判角度阐发人的分裂的影响,他们得出：现代性历史条件下人的问题依然如马克思和卢卡奇所分析出的,是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的分裂,只不过这种分裂的实质展现为个体与类的分裂,个体与类的分裂是现代人生存危机的全部根源。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阐释和卢卡奇对人的分裂的阐发也都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但二人都认为人的这种分裂是可以扬弃的。而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勒和马尔库什从社会人类学视角重新分析了人的这种个体与类的分裂,得出：这种分裂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正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现代性历史条件下弥合这种分裂只能是在分裂中寻求共识。

摘要：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贯穿于其思想形成过程的始终。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逻辑发展进程,构成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的主线。通过分析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可以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旧哲学的超越及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变革,而且可以清楚地阐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基本内涵,从而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观奠定基础。

摘要：经济全球化以来,社会转型和多种文化的思潮冲击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出场路径。空间转向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维度,以《共产党宣言》文本为切入点,从空间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进行重构,能够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和元理论的反思,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问题分析的新颖性和前瞻性,也有利于构建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新框架。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里,科学具有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双重社会属性。作为一般的社会生产力,科学凭借技术物化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并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科学是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成为一种解放思想的强大精神武器。资本主义制度有促进科学发展的一面,也存在将科学沦为维护制度工具的一面。要推动现代科学快速发展并切实发挥作用,必须对国家私有化制度进行彻底改造。

摘要：由于儒释道三家思想之确立根基及学术内容的不一致,因而当注家用儒家或佛教或道教思想去解读《庄子》时,其解读之结果不可避免会带有或儒学或佛学或道教化痕迹,从而偏离了《庄子》本身之思想所涵。尽管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思想的融汇与再发展,然就一家思想之根本和内涵来讲,思想间的互动与互摄是否对于这一思想本身有着更好的澄澈作用,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考察,此也是庄学史上解庄工作中不可回避之问题。

摘要：“鱼乐之辩”中庄子和惠子都没有诡辩,庄子的“知鱼乐”也并非美学上的某种判断或移情。鱼乐之辩实质上是庄子与惠子围绕物我关系问题展开的精彩讨论。惠子从“我”的主体性出发,是“以我观鱼”;庄子则反对主体性认知方式,从道域性思维出发,是“以道观鱼”。惠子将“鱼乐”把握为“我”的对象性;庄子所说的“鱼乐”则是道、天、地、人、鱼共在于濠上的道域性关系,是敞开的动态意义生发过程,所以庄子最后说自己是“知之濠上”。惠子认为不同主体对同一物的认识不能沟通,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则认为不同主体的认知在道域中可以互相确证。庄子站在主客统一、天人合一的立场上,从原初的共在道域性思维出发,“以道观鱼”,来认识“鱼之乐”,在根本上超越了惠子主客二分认知模式的局限。

摘要：社会进步必因群体的动力性,即动力人格。而中国传统文化,部分性地具有压抑性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这种压抑来自“三纲”、“礼”和世俗文化,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这些思想家还对动力性质的中国精神进行了倡导,提倡个性精神、竞争精神和勇敢精神,在理论上扭转了中国文化的性质,在实践上推动了民族精神的进步。

摘要：蔡元培融合东方的传统道德与西方的伦理思想,提出“德”源于义务的论说,在其一生的道德实践中,继承传统,接受新知,在融合东西文明的基础之上,发生一种新义,使得天然道德之“纲常名教”与人为道德之“自由、平等、博爱”达到完美结合。蔡元培一生致力于培养人们公德与私德兼修,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并养,遵循良知,行善去恶,以塑造国民完全之人格。他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对“道德”的实践与思考为我们找寻“修德”之路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摘要：作为形成道德问题或不道德现象的不道德者,理应是道德治理客体。但如果不道德者是道德治理客体,就与其在道德治理中以主体身份而自由行动的事实不符,并且会导致道德治理僵化。事实上,不道德者在道德治理中具有主客体二重性。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看,不道德者与道德治理者之间存在着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通过提出在道德治理中人与人之间进行平等交往、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使道德治理重新回归到其本真上来,从而为道德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因此,主体间性是道德治理的根本要求。对于道德治理来说,主体间性具有本体意义。

摘要：道德风险概念目前最为人所熟识的,主要是经济学上的定义,指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为自身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风险。在伦理学视野下,道德风险概念有着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内涵与外延。广义上,只要跟道德有根本联系的风险都属于我们讲的道德风险,它包括社会带给道德的风险以及道德带给社会的风险。狭义上的道德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原则和规范发挥作用不确定导致的风险、个体道德表达不确定导致的风险、社会发展变化给道德带来的风险。三种狭义上的定义构成了道德风险的三个基本向度。此外,道德风险还有其他非概念意义上的表述,它们只是“道德风险”在词语上的一般表达与陈述,并不属于道德风险概念的外延。

摘要：权力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文化研究和政治学中的重心之一,所有对于社会机制、法律和政治的思考都不可避免地导向权力。卢克斯的三维权力理论和福柯的微观权力观都探询了权力被建构的方式,以及在后工业社会中,对它的探讨趋势如何从宏观走向了微观。卢克斯对它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规范性的功能以何种方式作用于现实秩序,而福柯的探讨则逐渐走向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关系网络研究,从立足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中心化权力导向了国家机构与法律制度之外的更复杂的存在。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领导者思维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思想性,把为人民服务、保障和促进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领导思维的基本出发点与目标追求。同时,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管理体制要求领导思维必须充分体现宏观性、系统性、开放性,立足领导本质与领导责任来思考领导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实现领导思维思想性与技术性的有机统一成为保障和提升领导实践科学性与有效性的首要因素。

摘要：在努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中,人性尊严既是构成性条件,也是其实践目标,并且需要得到成文宪法的保障。但根据昂格尔的分析,在当前法律理论与实践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化法律分析却有可能使这套宪法保障机制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去。罗伊诉韦德案显示出理性化法律分析的重大缺陷。法律分析必须具备制度想象能力,在个人自由实践和作为社会治理的民主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紧张,从而为双方同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动力,有尊严的生活因此才能获得现实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