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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处理好政府、公民以及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人们的政治权利顺利实现，是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课题。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由于历史条件、阶级基础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必然存在局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上的相应对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派领军人物马尔科维奇在实践层面对此加以拓展，具体构想了如何建构各级自治组织，深入推进自治社会的建设，以实现公共权力真正为民所有、所用、所享。

摘要：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化曾有过积极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化，其消极后果开始显现。斯托扬诺维奇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反思正是建立在对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他首先指出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曲解．进而分析了马克思思想在整体上的连续性与内部的理论张力。斯托扬诺维奇的“回到马克思”之路对我们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非常重要的思维借鉴。

摘要：斯托扬诺维奇是较早探讨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理论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初期，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构想。社会主义实践应当创造条件使国家逐步走向弱化，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自主管理社会的能力，并为未来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国家消亡创造条件。而苏联和东欧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没有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规定性的理解，忽视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过分强化国家官僚机制，导致了政治异化，斯托扬诺维奇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主义”。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斯托扬诺维奇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把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对国家主义的政治结构进行变革，恢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斯托扬诺维奇基于南斯拉夫的实践而对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要：20世纪50—70年代，东欧对官方“马列主义”的批判经历了“真正马克思主义”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两个阶段。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在演化。后马克思主义转向是必然趋势，其转折点是放弃了马克思关于在新社会中必须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之观点，认为恰恰是这种分裂对东欧现存共产主义体制的结构性转变具有积极意义。而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经历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改革”后陷入团境。这一过程恰恰体现了共产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否定辨证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证明．全球市场经济是对共产主义中央集权制进行的一场“资本主义合围”的胜利形式。

摘要：清代之《论语》诠释，学派林立，异彩纷呈。湖湘学派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影响下，接踵常州学派公羊学余绪，形成了重夷夏之辨、尚素王之说、主三世三统论等公羊学特征。湖湘学派《论语》诠释放大了公羊学的光彩，强化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中蕴含着大量的认识论思想。认识“诚”的过程就是体认形而上的天道的过程。圣人对于“诚”是生而知之的，常人则需要通过德行的学习和实践来明晰诚道。对于“诚”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靠的是一种直觉的体验，其间存在着浓厚的神秘主义因素。但《中庸》“诚”学的认识论建构本身是以德性养成和道德践行为目的的．因此，在对这种认识论进行确证性的诘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

摘要：朱予以《中庸》之中和问题为起点，苦参未发之中的问题，提出“中和新说”而确立其哲学思想的起点与基石。朱子将中和问题分解为未发的涵养用敬和已发的格物穷理，而大力发挥格物说。阳明之学则以苦参朱子的格物穷理问题为起点，经龙场悟道而回到中和问题，从而以本体良知含摄已发未发。并在体用、先后、动静等问题上全面展开论述，对朱子中和说进行了深入的转释。

摘要：台湾新士林哲学之集大成者罗光的儒学观在现代儒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它以会通儒家与士林哲学为理论目标，在信仰源头上强调儒学与三代上天信仰之间的继承性，在形上基础上肯定儒家具有明确的形上学传统且与上帝信仰不相违背。在道德境界上主张由伦理的超越进至本体的超越。作为20世纪港台地区与现代新儒学并立的学术传统。罗光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展现出迥异于新儒学的独特致思取向，堪称基于汉语基督教传统而重建儒学的典型范例。

摘要：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广泛的意义上，更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他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包括了以往哲学中所有重要并带有本质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其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对于初步涉足这个领域的人来说，显得尤为困难，甚至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发出这样的感慨：能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逝去了。不过，黑格尔自己曾说过：体系的内容需要由体系自身来陈述。这是不是给想理解他哲学的人的一种启示呢？黑格尔哲学是一个有机的全体或整体，想理解部分则需要站在整体的高度，而整体又寓于部分之中。幸运的是黑格尔对哲学百科全书所做的导论可能成为理解和进入他哲学系统的一个关键。通过从黑格尔《逻辑学》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黑格尔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关系等三个角度．分析并阐明了黑格尔对常识思维的批判，从而找到一把可以进入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钥匙。

摘要：恶的问题是贯穿阿伦特一生运思的主题，她关于根本恶和恶之平庸的观念并非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前后矛盾．而是对同一种恶的不同层面的关切。根本恶指的是极权主义尤其是集中营的暴行，突显的是“多余性”；恶之平庸所描述的是艾希曼这个作恶者的形象，突出的是“无思性”。此外．在理论层面上，阿伦特对恶的理解是在与康德争辩，她先是对“根本恶”作出了不同于康德的理解，然后又以“恶之平庸”取代了康德在探究恶的产生上的理解。然而．在走出恶之平庸的路径选择上。阿伦特回到了康德的启蒙精神，强调思考是人的责任。

摘要：在布伦塔诺重启意向性研究之后，这一领域逐渐出现了现象学的和分析哲学的两种研究进路。胡塞尔等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把意向性和意识相结合，视意向性为一种具有超越自身性的本原性存在。安斯康姆等运用分析的方法，把意向性和实践相结合，视意向性为“为什么行动”的理由。不过，吉勒特和麦克米兰从理论上进行的思考，以及约翰·塞尔等在意向解释上的实践．均已表明这两种进路之间其实存在着互补的必要性和趋同的可能性。

摘要：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德国哲学家耶可比阐明了他对大革命的看法。耶可比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和行动目的，但也以“意见”为切入点对大革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尝试用“虔信感”这一概念来克服法国大革命理论上的缺陷。

摘要：法国左翼思想家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重释想象概念，并在想象这一范畴下建构一种激进的创造本体论。卡斯托里亚迪斯是在批判传统本体论、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语境下走入本体论建构的。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通过重新解读“不确定性”“创造”“想象”等哲学范畴。最终抛弃了以因果决定论为核心方法的传统本体论，并超越了认为历史可通约、可减化的后现代还原论话语，开创了以精神的存在方式来阐释本体论的新路径，从而保留了人类历史的未知面．赋予人类对未来的多重希冀。

摘要：针对西方社会近些年出现的宗教复兴现象，哈贝马斯提出要在世俗理性的基础上包容宗教，要在后世俗社会和商谈伦理学的基础上，将宗教话语纳入政治公共领域，以释放宗教传统依然具有活力的解放潜能。但批评者却认为他的宗教观及其调和策略不仅将信仰与知识的界限模糊．从而使西方的自我理解面临困难，而且还给信教和世俗公民以不平等的认知负担，彰显出某种现代世俗理性特权。争议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政治公共领域背后的文化背景中达成一种公共认知条件。这关系到世俗与神圣、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在新时代的解决。从这些不同立场的批判和争议声音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问题在当代世界中的复杂性。

摘要：索雷尔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科学，认为它可以对经济活动提供科学的解释并能够发现“决定”经济发展的“规律”，然而，这却并非“正统”意义上的。索雷尔对于科学方法的理解主要源自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mard）的《医学实验研究简介》（Introduction a retu de de la medecine experimental），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索雷尔其实并不坚持马克思“决定论”的说法。通过索雷尔对马克思理论的原初旨趣及其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的确切本质可以归纳出他拒绝如此评述马克思的具体方式以及他自己对科学保有的原初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