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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苏共二十大后东欧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改革的共产主义对捷克的内部反对派具有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揭开了捷克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的序幕,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就是代表性作品,这本书对于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科西克理论自身的摇摆不定使这些影响被遮蔽了,锡克和乌尔也参与到了这种讨论中,他们对官僚制进行了批判,但官僚统治不足以解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问题。东德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薄弱,且表现出了较为正统的特性,比较有特色的理论家是巴罗,巴罗的《东欧的抉择》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一种重新调整,属于一种新列宁主义。与巴罗完全不同,匈牙利的康拉德和塞勒尼批判了巴罗的观点,属于倒置的列宁主义,但康拉德和塞勒尼的观点过于乐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立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释,属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延伸,赫格居什更接近改革的共产主义,他对官僚制进行了批判,但是将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归为国家环境避开了改革的内部的结构性障碍问题;本斯和吉什更看重对东欧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但他们对马克思的一些解释具有误导性;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对需要的专政,这种讨论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东欧问题的最有前景的起点。

摘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底蕴不仅在于系统阐发实践的动力、进程、目标及其价值,更重要的在于指导人类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共同活动”。“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理论结论充分肯定了作为生产力的“共同活动方式”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进一步夯实了生产力范畴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我们倡导实践自觉的目的,并非囿于理论领域“解释世界”,也不是阐释方法的某种转换,而是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活动方式”理论为指引,将“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行到底。换言之,提振国人的实践自觉,就是要凭借实践自觉的思想成果助力自觉实践的新征程。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碰撞的时期,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面临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困惑,凡是对中国文化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有识之士,都发出自己的呼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贺麟站在哲学的角度和世界文化的高度上,融会中西方文化,吸收阳明心学,同时接受了斯宾诺莎、黑格尔、格林等人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从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新心学”。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阐释上,贺麟在旧道德中提倡新道德,对传统道德的核心思想,诸如五伦观念、理欲关系、知行合一等,进行了提升和转化,这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复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的道德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冯契将孔子的哲学概括为“仁智统一的新学说”,“仁”与“知”的统一,既是认识论和伦理学的统一,也是孔子要培养的理想人格。冯契将“仁”理解为君子必备的品格和一种自然而然的道德情感,并提出了“仁”的观念有新旧之分。冯契对孔子哲学的阐发突出强调了对“知”的重视。冯契认为“知”兼具伦理学和认识论双重意义,“知”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认识,也是认识活动中体现出的智慧。仁且智不仅是对孔子人格的概括,也是孔子教育要培养的理想人格。冯契对孔子哲学的创造性阐发与其自身的“智慧说”体系密不可分,也与同时期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人不同。

摘要：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现代政党政治,都在当代面临着代表性断裂这一问题。代表性断裂难题表征于同一性的困境、代表链的游移性,以及行政合理化与代表合法性失位并存。针对这样的问题,群众路线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政治资源。再释与重践群众路线对现代政党政治有着重要意义,通过群众路线在先锋队理论、领导权斗争以及超凡魅力方面对合法性的重塑,能够在源自群众、争取群众、领导群众三个方面应对代表性断裂问题带来的挑战。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底,马克思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理论指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一方面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入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留提供了保证,并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开启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融合,形成了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样态,并最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生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无疑对发掘其精神根柢、掌握其精神实质、探寻其实践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摘要：质量兴农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为了保障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切身利益,分散食品生产者的经营风险,我国各地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保险名称使用不规范、保险性质与定位混乱、各地财政补贴政策迥异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属性偏移,一方面由于法律缺位。因此,为了促进农业保险创新发展,我国应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属性定位为农业保险,借鉴美国经验,探寻中国模式,完善相关立法,以实现质量兴农战略目标。

摘要：地方立法权扩容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的亮点,地方立法问题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地方立法的功能一直是学界忽略的研究领域。中央立法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统领作用,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也具有不容小觑的功能。实践中,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地方立法冲突、无特色、缺乏权威性等因素导致地方立法功能弱化,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法治化进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建立人大主导立法的地方立法机制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利益法律化、厘清立法权限避免地方立法冲突、以地方需要为依归凸显地方立法特色、完善地方立法主导司法机制提高地方立法权威是保证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功能发挥的有效途径。

摘要：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经济下行周期与全球利益失衡产生的共振效应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阻碍。“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全球化战略的优化布局,引领世界迈向包容普惠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良好机遇,但也需要注意一些关键要点和所面临的阻碍。应该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战略协调对接、自贸区网络体系建设和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等方式,深化东北亚经贸发展,构筑互信互助、包容并蓄合作之路。

摘要：产业集聚引发的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引发的金融外部性通过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企业竞争和劳动力共享,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效率;高技术产业集聚引发的技术外部性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技术创新。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但仍然面临着区域集聚不均衡、集聚外部性效应被政策过度干扰和本土企业主要集中于低技术领域等问题。因此,在以产业集聚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重视基于市场机制而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加强企业研发投入和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和高质量发展。

摘要：与传统农业产业链相比,“新零售”参与的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构成和利益分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新零售”引导下的农业产业链主体包括农业合作社、物流商、电商平台及实体零售商。考虑农业产业链各主体的风险、技术创新能力与合作程度三个因素,运用改进夏普利值法利益分配模型分析“新零售”模式下的农业产业链主体利益分配得出:“新零售”引导下的农业产业链总体利益有所提升,第三方物流商及电商平台的重要性凸显,农业合作社的利益亦有明显提高。为促进“新零售”参与的农业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保障各主体利益稳步提升,农业电商平台技术即服务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溯源系统及冷链物流建设还需加强,零售环节各渠道还需进一步融合,农业合作社凝聚力要进一步提高,进而使农产品及服务质量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摘要：茶产业是我国重要的特色产业,在对我国茶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梳理的基础上,可以明确三产融合是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发展契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创新和运用、商业模式的变革以及政府管制的放松和政策的推动是茶产业“三产融合”得以实现的三大主要驱动力。进而从做优一产、做深二产、做强三产、三产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思路提出我国茶产业三条主要的转型升级路径:一是大力发展茶机械自动化种植和茶业深加工工业,由传统茶叶向现代茶业转变;二是发展茶文化生态旅游,由现代茶业向生态茶业转变;三是深度整合三产资源,从生态茶业向品牌茶业转变;四是对三产融合与茶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作总结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摘要：精准扶贫是中国探索的一条独具特色的扶贫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扶贫实践进而创造性地推进社会经济新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精准扶贫机制通过设立精准的脱贫目标、构建了涵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精准考核及精准管理等精准扶贫全过程的有机统一且高效运行的扶贫体系,创新性地解决了多年来扶贫制度设计中存在的贫困户底数不清、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扶贫责任不明、措施落实差、考核不对标等突出问题,大大提升了扶贫的精准度和帮扶效率,为中国扶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村改居”社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的产物。在当前“村改居”社区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和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市场治理机制不完善、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弱、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参与度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社区治理的实际效果,甚至还包含着导致社区治理“失灵”的风险。对此,可以考虑引入元治理理论来进行分析,将党组织作为元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构建“村改居”社区治理新格局,同时加强外部治理主体的培育,不断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摘要：吟咏作为一种口头的诗学艺术,也从一个方面呈现了晋人的文采风流。以永嘉末年北方士人南渡为节点,晋人吟诗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以“洛生咏”为核心的北音吟咏,后期则是“洛生咏”南下,与南音之吟咏并存,各放异彩。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南方土著世族在文化上的碰触、交流与融合在吟咏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洛生咏”已经绝响的时代,“洛生咏”作为晋人的口头诗学符号,已经凝结为一个美好的诗学典故,彰显着一种簪缨世家的贵族气质,成为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意生活的象征,一种旷达情怀的个体呈现方式。赏音、吟咏和作文,乃怡情养性、抒发情怀和表达心志的三种方式,它们是为艺术审美之主体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