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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阐明了美好生活的基本属性,即美好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政治、社会等非物质领域生活的统一,劳动与生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统一。以此为观照,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活困境,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化、非物质生活的异化、劳动与生活的分离、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马克思美好生活思想的历史起点。在逻辑与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进行了设想:在实现路径上,美好生活指向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制度保障上,美好生活依赖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价值引领上,美好生活旨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不仅完成了美好生活思想的理论范式重建,而且为人类创设美好生活指明了实践方向。

摘要：社会政策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它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从国际视角与本土视角相结合、学术视角与实践视角相结合的角度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从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到形成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社会政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的社会性逐渐增强,现已具有中等程度的社会性特征。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和社会政策研究,建立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提高社会政策的社会性,使其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

摘要：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摘要：政策扩散与政策创新持续性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焦点,但是学术界对二者间的关系缺乏系统阐释。事实上,由政策扩散诱发的政策创新合法性传导过程构成了政策创新持续性的微观调节机制,后者在客观上成为政策扩散效果的外在表现形式。依据政策扩散路径的府际运行向度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可将中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扩散路径划分为象征采纳、理性学习、上层吸纳和压力辐射四种路径。不同政策扩散路径深刻影响政策创新的再生产过程,在时间持续性和空间扩散性两个维度呈现显著差异。在象征采纳路径中,政策创新通常仅在短时间内具有微弱的空间扩散性;在理性学习路径中,政策创新表现出较强的时间持续性;在上层吸纳路径和压力辐射路径合力形成的“吸纳—辐射”模式中,政策创新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扩散性相互催化、螺旋增进,整体上呈现出强持续性。

摘要：共享经济的平台主义发展改变了社会组织体制和就业模式,对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本研究从政策创新需求的视角出发,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来探讨共享经济关于劳动保障的政策发展方向。理论分析考察了共享经济就业模式下,组织体制和劳资关系的改变对政策创新的挑战。实证研究则发现,尽管新蓝领的收入水平已超过传统蓝领,但其健康状况也更依赖于经济收入,而且面临着比传统蓝领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本研究认为,政策创新需求的立足点需要从劳动权利向健康权利转变,消除平台主义的过度开放性对传统组织体制和政策保障的挑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摘要：大数据时代,网络数字痕迹成为彰显公众议题关注及政策偏好的新途径。本文以网络搜索行为为例,基于百度搜索数据采集了2011-2017年26个政策议题的2亿余条关键词指数,探索研究公众的搜索行为与公共(政策)关注度。这七年间,公众对文化娱乐议题的关注度最高,财政金融、就业、交通等财经和基础设施类议题次之,再次为教育、环保、卫生等民生类议题。同类议题关注度在省级层面具有历年趋同性,而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存在地域差异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规模、消费物价指数、网民占比、失业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可以有效地解释议题显著度的差异,即公众对特定政策的关注度受到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的显著影响。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当智能机器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时,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合作就成为智慧社会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人机合作前所未有,而人机合作能够持续进行的前提是之一就如何解决因为人机合作而产生的责任难题。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集体行为的特性使得责任很难区分。智能机器的加入,不仅增加了智慧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使责任区分变得更加艰难,到底是政府、智能机器还是生产机器的厂家来承担责任?而责任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智能机器能否与人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人类,成为超人的问题。

摘要：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学研究信息化和科学数据的结合推动了科学研究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产生,并促进科研数据管理进入一体化、共通共用的发展阶段。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信息化(e-SocialScience)与社会科学科研数据管理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存在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的滞后性。为更好地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信息化和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发展经验,本文界定了社会科学科研数据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与数据管理组合生命周期模型和社会科学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框架模型,并对上述两个模型框架实施需要的保障条件进行了简要论述。

摘要：对于人类来说,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和家园。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地存在着三个无法忽视的共同体形态,就是家(血缘共同体)、国(政治共同体)和天下(开放性共同体)。家庭以血缘为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形成以血缘之爱为基础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意识;国家以政权为核心,通过对政治权威的尊奉,形成精忠报国的忠诚意识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天下作为一个开放性共同体,秉持“无外”原则,通过兼容并蓄,达到“天下一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立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它通常以德性论的伦理样式塑造着人的志业追求和精神生活。然而,个体德性论视阈中的立志只是在与自我相涉层面,关联着我们做人的观念,一旦扩及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类意义上的事业追求和精神生活,往往遭遇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故澄清立志之为德性的本质,还需拓展其文化政治意义。儒家有千年一贯的立志德性传统,其德性诠释的逻辑是“以‘心’‘之’‘道’而成‘德’”。然而,其自己本位的个体德性论局限亦颇为明显。故欲超越传统德性论诠释,就需要将立志的个体德性论视角与时代总体性文化政治意义相结合。青年马克思和青年的立志范例提供了经典诠释。立志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于:立志活动只有超越个体德性论视角,才能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阈限,将个人志业的追求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

摘要：在犹太传统中,诵读《传道书》是住棚节礼仪的一部分。但当前对《传道书》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它在犹太宗教仪式中的运用。住棚节作为犹太节日,本质是犹太人的一种时间标记,而《传道书》又以对时间观的讨论而著名。住棚节与《传道书》的关联不只限于个别经文,而与文本整体的内在运思有着本质性的神学关联,《传道书》的神学运思可以说是既来自住棚节又回到住棚节。《传道书》的思想,并不是那种脱离独特的以色列救赎史传统而进行的个人思辨,就其与犹太传统的关系而言,也不是一种颠覆或背离,而毋宁说是一种传承与更新。

摘要：在封建条件下,“王在法下”指王在统治中必须尊重贵族分权的政治结构和神法观念,这决定了中世纪政治的协商性和法治的政治性。英国中世纪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对强大的王权和贵族集体多次抗衡导致协商经常化、制度化和议会的产生,“王在法下”从法律理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不经议会不能征税”“不经议会不能立法”的宪政原则。然而,由于缺少公权力的支撑,中世纪法治并没有促成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反而成为贵族混战的工具。绝对王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国家秩序和稳定,而且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合理化及法权的专制性质。在英国,议会是建议者,君主才是法律制定者,而且议会及法律只是王权统治方式之一,都铎统治由此表现为依法而治的专制。这种专制方式提升了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强化了都铎国家的基础能力,也培植了近代早期英国人的法律信仰。

摘要：传统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的"环境"概念常常指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重视。本文认为,在恶化的自然环境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学科品质,将"生态环境"之维带回社会工作,重新解读和修正主流社会工作关于"人在环境中"这一核心理论与实践议题的认知及其实践范式。进而,本文结合当前的生态发展议题,尝试从理论的生态转向、教育体系的重构、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能力提升,以及社会工作社会属性的专业本质重塑等方面提出社会工作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绿色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初步探索。

摘要：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观念,与中国传统“格致”观以及五四科学思潮渊源颇深,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体现出实用性和大众化的鲜明特征;延安时期的科技观,也与地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辅相成。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这一具有现场感和仪式感的场所传播了科学技术观念。在展览会召开之际,政府通过奖励工程师等科技人才,改变了知识分子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展览会还展示了与日常生产、生活贴近的工农业技术改良成果,显示了普通人的智慧;政府还通过展览会宣讲卫生防疫知识,把现代科技常识带到了穷乡僻壤,初步实现了科学技术观念的大众化。

摘要：探究“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与治理困境意义重大。借鉴政治过程理论构建邻避运动的分析模型,为洞悉邻避运动的“内部黑箱”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通过比较农民和中产阶层两个群体的抗争行动,可以发现,政治机会结构是公众邻避运动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从行动者社会网络互动视角观之,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体现出差异化;互联网有助于邻避抗争的动员和议题发酵。三者共同作用,构成我国邻避运动发生的逻辑链条。这一认识为其治理提供了思路: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加强风险沟通;扩大政体的开放性,建立健全邻避设施的补偿机制和重大工程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