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贤形象是《白鹿原》的核心。白嘉轩是治理有效的乡贤代表,朱先生是乡风文明的乡贤代表。小说与电视剧中白嘉轩的形象得到读者与评论者的褒奖;电视剧中朱先生与白嘉轩同样光彩照人,但小说中的朱先生却被认为是败笔。'朱先生悖论'具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精神性乡贤形象的成功塑造需要与之契合的时代氛围。小说对朱先生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这是电视剧中朱先生形象饱满的基础。但是小说创作时代,物质性需求的满足是乡村的时代主题,文化氛围不能与具有崇高追求的精神性乡贤形象契合。电视剧创作时代,精神性需求的地位得到提升,文化氛围基本能与朱先生代表的崇高精神层面的乡贤文化契合。白嘉轩兼具物质性与精神性,30年前与30年后,都能契合乡村发展的时代主题。第二,白嘉轩与朱先生具有不同的乡贤特质。白嘉轩的乡贤功能更多表现在'治理有效',朱先生的乡贤功能更多表现在'乡风文明'。30年前的乡村离不开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则近乎奢侈。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目标位于'治理有效'之前,体现了新时代其重要性得到提升。朱先生形象契合了新时代的历史需求。第三,朱先生的形象塑造具有前瞻性。陈忠实冒着极大的风险,超越了注重物质的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聚讼纷纭的时代跨度极大的人物形象,这既是引发'朱先生悖论'的症结,也体现了陈忠实创作垫棺作枕之作的先见之明,使小说更具经典性,使《白鹿原》的影响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