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宗在武周回归李唐之后被奉为“中兴之君”,其与夏少康、汉光武帝同列的政治光环十分耀眼。从武则天退位到去世之间,中宗于神龙元年二月下令天下诸州置大唐中兴寺观,并曾御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武则天去世之后,中宗朝廷从洛阳回到长安,其对中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神龙三年二月,张景源上疏引发中宗对“中兴”定义进行重新反思,最终决定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寺观,且内外奏事禁言中兴,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从盛言中兴到禁言中兴,中兴寺观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但中宗对中兴盛誉的自我否定,暗含的历史语境却是当朝所谓的“中兴”与少康、光武“理异于兹”,不能类同;而中宗也在禁言过程中完成了由肩负中兴使命的圣君到重拾亲情伦常的人子的角色转换。极具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睿宗、玄宗朝,中宗的中兴形象又被重新塑造起来,这种复杂的轮替直接推动了后世(如元和中兴)中兴观念的变化与界定标准的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