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课堂教学；新方法
传统的文言文教学，一般是教师在课堂上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埋头奋笔疾书，课后按照要求进行背诵，教师检查，最后顺利通过考试。如此一来，本优美凝练的古代美文就被分解的七零八碎，不仅学生听起来枯燥无味，激发不起学习的兴趣，想必教师面对这种学习景象也难以激起太大的热情吧。面对新课程对文言文教学提出的新要求，应该怎样改进教学方法呢？下面，本人将结合教学实践中的探索，并结合案例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课前预习，引导学生发挥自主性
预习在整个文言文教学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课前预习可以帮助学生提前了解所要学习的内容，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为课堂的学习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充分的课堂预习可以使学生更好的跟随教师讲课的脚步，良好的吸收课堂知识。针对新课程提出的要求，教师可以在预习阶段起就将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改变以往一味灌输的做法，培养学生通过各种方法查阅资料，学会独立解决阅读中的难点和重点。布置预习作业时，要给学生提出明确的要求，如提出一两个与课文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去思考，并标注出疑点难点，留待课堂一一回答。
例如《鸿门宴》这篇课文，只交代了故事的原因而没有大背景的介绍，那么教师在引导学生自主预习时，就可以问学生：“这则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发生在什么时期？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刘邦和项羽的性格特点分别是什么？如何评价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带着这样的问题，学生就会自觉地查询历史材料，以了解鸿门宴发生的历史背景，并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通过故事情节的进展去判断刘邦项羽的性格，最后通过对全文的了解和自己的思考，给出各自的判断。而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就需要学生细心预习，运用工具书解决预习中遇到的难点。经过如此详备的预习工作，学生对《鸿门宴》的大背景、故事情节、一些重难点词语句子、还有课文主旨和人物形象就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
二、课堂讲解，鼓励学生活跃发言
须知仅依靠学生的自学来完成整个课程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带领学生对课文进行深入了解，帮助他们在预习的基础上更好的把握课文。首先可以让学生进行课堂诵读，一方面考察预习状况，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学生在预习中的问题，如对多音词的错误阅读、对课文的语气把握等。
如《鸿门宴》中有一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中，第一个“为”读wèi，表示介词“给”，第二个“为”读wéi，表示动词“做”。显然，这两个读音的差异，就会导致意义上的区别。同时，通过读课文的诵读，还可以让学生再次熟悉并梳理一遍课文脉络，当学生对课文达到一定的熟悉度时，教师的课堂分析会更顺利，学生也会更好的吸收消化。
文言文课堂教学的另一难点在于对关键句子和重点词语的讲解，有了前面的基础，教师的课堂讲解可以分环节并以提问的方式来进行，如此既可活跃课堂气氛，又鼓励了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不知不觉记下了知识点。课堂环节的设置可以词、句、段三个部分分别开始，词语方面包括重点词、古今异义词、多义词还有一些重要的虚词，如《鸿门宴》中“距关，毋内诸侯（‘距’通‘拒’，把守的意思，‘内’通‘纳’，意为接纳）”，“不敢倍德（‘倍’通‘背’，背叛的意思）”“项伯杀人，臣活之（‘活’是使动用法，表示‘使……活’）”“沛公居山东时（山东――古义：崤山以东；今义：指山东省）”等等。重点句子部分，包括常用的判断句、倒装句、省略句、被动句等等的分析，教师讲解这类型句子时，可以适当让学生找出并分析。再次以《鸿门宴》为例，文中“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一句，就是非常明显的一句省略句，完整结构应为：“欲呼张良与（省介词宾语“之”，指项伯）俱去，曰：‘毋从（省介词宾语“之”，指刘邦）俱死也。’”对于能够找出并解析此类句子的学生可给予适当鼓励，让学生展现主体性，使他们从以前对知识的被动接受状态自觉转化为主动探求状态，提高文言文学习能力时也提高课堂的利用率。
课文的具体分析结束后，教师应该再次从整体出发，用整体来推动部分。如讨论预习作业中留下来的问题，检测预习和课堂教学成果。前面我们以《鸿门宴》的预习为例提出的问题“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刘邦和项羽的性格特点分别是什么？如何评价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在课堂尾声时就可进行讨论，这样学生又完整的复习了一遍所学内容。教师可以结合课文内容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和说明，如张良告知刘邦项伯的通知时，刘邦问：“君安与项伯有故？”可见刘邦的多疑性格。
三、课后复习，升华学生掌握的知识
对于文言文教学而言，虽然课程讲解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想要使学生完全掌握我们渊远流长的古代知识并与现代思想相结合，课后的复习和加深是必不可少的。再次以《鸿门宴》为例，教师讲解完毕后，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相关的影片，在视觉上加强对故事的记忆，也可以推荐相关的书籍，如《史记》中对刘邦项羽鸿门宴以后的进展的描写，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也扩展了他们的知识面。而对课文中比较重要的段落，可以要求学生进行背诵，强化记忆，这样不仅满足了考试要求，也丰富了学生的学识。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趣味生动的比赛，如针对刘邦和项羽谁的性格更好的辩论赛、改编《鸿门宴》的戏剧表演比赛等等，无形中又让学生得到了复习，也收获了快乐。
也许我们在文言文教学中只需要注意些细节的改变，却能给学生带了极大的变化。让学生喜欢上文言文，实现教与学的完美统一，不能不说是每个老师都应该努力探索追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成婷.文言文教学之我见[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9期.
[2]刘滨.让文言文教学成为一道风景[J].魅力中国，2009年第17期.
课本节选时,是从项羽入关后开始(沛公军霸上……),到刘邦诛杀曹无伤结束(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而项羽派黥布击关,得以入关这个关键的事件却在节选时被忽略。其实黥布击关对于深入理解《鸿门宴》有着重大的帮助,是理解该文的一把钥匙。如果说鸿门宴是楚汉相争的序曲,那么,黥布击关就是《鸿门宴》的序曲。黥布击关对于理解项羽大怒的真实原因、刘邦的辩词、项羽对待项伯的态度,以及如何认识曹无伤,进而认识刘邦、项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详细交待了项羽入关的过程:“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当阳君即黥布)
一
教材《鸿门宴》中当项羽听到曹无伤使者的话后“大怒”,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项羽的“大怒”是由曹无伤引起的,曹无伤成了刘项矛盾的引发者。其实黥布击关,明显可以看出,项羽已经撕破了脸,对于刘邦的派兵驻守,项羽大为恼火,击关就是体现。当听到曹无伤使者的话后大怒,曹无伤使者的话,只是给项羽的怒火上泼上去的油,而并非是鸿门宴,也即刘项矛盾的直接起因。因为占据函谷关,就意味着有将关中之地据为己有的想法,而关中之地沃野千里、人民相对富足、地理位置险要,是当初秦国成为秦朝的根据地。可以说,谁占据关中,使之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谁就有了称雄天下的重要资本,也就暴露出他争雄天下的政治意图。在当时所有的灭秦力量中,项羽的实力最雄厚,那么想争雄天下的人,无形之中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项羽。可见刘邦的派兵守关,是项羽“大怒”的根本原因。
刘邦想称雄天下,派兵驻守函谷关,何罪之有?但由于他力量弱小,过早暴露政治野心,这就是他的失策。他明知自己力量弱小,却派兵驻守函谷关,可见他有依据函谷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侥幸心理。守关即是军事行动,也是传达政治理想的信号,击关同样如此。黥布击关,项羽已经发出攻打刘邦的信号,失掉函谷关的刘邦怎么应对这种困境,这是他必须要考虑的。他对项伯的解释:“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以及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辩护之辞,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后的答案,而不是临场的发挥。樊哙的辩护之辞与刘邦的口径完全一致,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刘邦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能明断形式,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是化解难题的先决条件。他清楚地认识到,守关意味着怀有争雄天下的野心,他就讲自己守关的目的是“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他知道想争雄天下就直接将项羽当成了对手,所以一再强调“日夜望将军至”,“不敢倍德”。
二
黥布击关还有助于理解项羽对项伯的态度。项伯在大战的前夜驰入敌营,泄露军事消息,本来可以认定为通敌,项羽怎么还会对他如此言听计从,并且在鸿门宴上与自己一起“东向”坐在尊位上而冷落了重要谋士范增,并且任由项伯“翼蔽”自己的对手刘邦。固然陈平所说“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史记・陈丞相世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黥布击关,已是项羽对刘邦实施的一次军事打击,再次打击只是迟早的事,打是必然,只是时间问题。项伯夜驰敌营,泄露的是军事消息而非军事机密,况且黥布击关之后,刘邦怎能不为项羽的攻打做一些安排?项伯的夜驰敌营自然就没有通敌的嫌疑,这是项羽信任项伯的前提与基础。而项羽能听信项伯之言,不杀刘邦并且放任项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项伯营救张良是出于义,从报恩的角度出发,这正好投项王之所好。项羽不但任人唯亲,而且更念旧情,知恩图报,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项羽本纪》)司马欣寸功未建,只因对自己的叔父项梁有恩,就被封为塞王就是明证。正是项伯对项羽性格的全面了解,才敢替沛公向项王解释,在解释时他正是以义为突破口的。
其次,项伯的说辞让项羽认识到,自己几乎犯了一个错误,“人有功而击之,不义”,自己差点做了不义之事,如果不是项伯,大错就会酿成,他反而开始感激项伯。“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的项羽,因为轻信项伯,进而才轻信刘邦的。
再次,项伯给项羽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刘邦守关的目的是“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并且“日夜望将军至”,刘邦原来是臣服于自己的。这一点很重要,项羽一直忌恨刘邦,因为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时,令“沛公西略地入关”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项羽为人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愿与沛公西入关”的要求却没有被怀王答应。刘邦之所以先入关,明显是占了先机,同时刘邦“收陈王、项梁散卒”又增强了实力,项羽此时却被派“北救赵”;项羽即忌恨于刘邦,又怀恨于怀王。“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其后又“杀义帝江南”,这才出了口气。
刘邦,诸将所推崇的长者,怀王引以为重的大将,自己忌恨的对手,竟然是臣服于自己的,项伯带来的这个消息,对于项羽自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这就加重了亲近项伯的筹码。鸿门宴上,经过刘邦低声下气的解释,项羽诛杀刘邦的意图已经越来越淡,在他的心中,刘邦是让自己不舒服过,可能是以后的,但绝不是眼前的敌人,况且打击刘邦又会让自己失信天下,不杀刘邦是理性的选择。项羽对项伯的“翼蔽”自然也就听之任之,或许此时,他对项伯还有几分赞赏,忠心保护自己请来的客人,多仗义啊!
三
对待曹无伤的不同态度同样是分析刘邦与项羽性格差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项羽告密,刘邦立诛,对比何等鲜明。传统观点认为是无伤告密,说是告密,似乎不妥。曹无伤使者的话,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守关意味着“欲王关中”,不言自明。使者的话对项羽而言,没有任何情报价值可谈,但曹无伤派使者求见项羽的行为,对于项羽却显得意义重大。因为这一行为发生在黥布击关之后,就显得意味深长,曹无伤是一部分人的代表。“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高祖本纪》)。曹无伤的意图很明显“欲以求封”,打算投奔项羽,“使人言于项羽”是他结好项羽的手段。黥布击关已表明刘项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而双方实力差距悬殊,曹无伤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不想做战争的牺牲品,选择投靠自己认为力量强大,胜券在握的一方,未必是小人,古人讲良禽择木而栖,本无可厚非,但由于他缺乏对项羽的性格的了解,不幸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结果项羽告密,刘邦立诛。
鸿门宴上刘邦对项羽的言辞很高明:“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言下之意,项羽派兵攻打函谷关,完全是一场误会,将如此严峻的形势,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成是一场误会,这是高明之处。潜台词就是“其实您完全没有必要派兵击关,只要告诉我,是您项王的军队,我怎么能不会让您入关呢?我之所以守关是为您而守,您却攻打我”。刘邦将项羽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对于自己守关的原因,前面有项伯已经作过解释,击关是一场误会,是误会就可以消除。其次,误会是由“小人之言”引起的,错不在项羽,责任在于“小人”。这样就给了项羽一个台阶,好让项羽借坡下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马上找了一个挽回自己颜面的替罪羊,无意间就钻进了刘邦为他设置好的套子中。
既然是“小人”的挑拨离间引发的误会,诛杀小人,就势在必行,不但刘邦应该杀,似乎项羽也想杀。刘项两人都认为曹无伤是小人,但两人赋予小人的意义却不一样。项羽是为了推卸责任,走出尴尬境地,他认为的小人,是挑拨离间的真小人。刘邦认为曹无伤是小人,因为他唯利是图,见风使舵,政治立场不坚定,是出卖自己的小人。既然在战争年代,曹无伤的选择有一定的合理性,曹无伤代表的是一部分人,刘邦诛杀小人就有杀一儆百的意味,诛杀曹无伤成了一次铲除内奸的整风运动。项羽的告密却让那些已经归附于他的人感到心寒,让那些有心投奔于他,仍在观望的人不敢归附。最终,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南面称帝,我们不能不感慨,性格成就命运。
仔细研读《鸿门宴》文本后，又觉得此情节虽不合生活逻辑、不合情理，但它又不在吴老师指出的“空间位置上”。故说说本人看法，既与吴老师商榷且补说，以此就正于方家，也希望与广大语文教师和《史记》爱好者交流。
吴老师认为《鸿门宴》中刘邦金蝉脱壳的情节有三处纰漏，先看吴老师原文（有删节）：
第一处是刘邦借上厕所之机，想溜之大吉……只可惜这是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之后的事……如果看成是插叙，补充交代项王的醒悟，其行文位置不对不说，连应有的插入语言标志都没有，的确令人费解。
第二处是刘邦与樊哙……“于是遂去”之后，刘邦还能一一（向张良）交代留谢的事宜，这就让读者难以捉摸了。是在帐中，还是在帐外交代留谢一事？……张良又在帐外，尚且还在陈平的监视之中，这实在委屈张良了。然而张良竟能依约行事，既稳住项王，又与刘邦谋划，莫非分身有术？
第三处是“度我至军中，公乃入”。从行文上看，张良又确在帐外。……可帐中谁来应付？项王不察，难道老谋深算的范增也不察？……随机应变的刘邦应该知道他的对手的厉害，可把张良置之帐外，不知是何用心，莫非刘邦此时连半点清醒都没有了？依照事理，“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实为败笔。
对照《鸿门宴》原文仔细推敲，这三处其实并没有空间位置上的矛盾，吴老师之所以认为其有纰漏，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是陈平召沛公后，便一直跟在刘邦身边进行监督；第二点是张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大帐出来和刘邦见面。
如果以上两点果真是事实，那么吴老师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但问题是，这两点理解正确吗？
先看第一点，“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之“召”是什么意思？想来应该是“请”（或“叫”，最多是“催”之类）的意思，肯定不是“随、从”，更不是“监”之类的意思。既如此，陈平“请”后，刘邦因要与手下商议，肯定会用“先生先请，吾即入也”之类的话搪塞陈平，因项王并没有让陈平跟着或者监督刘邦（从“召”字，可明显看出项王此时已经解除对刘邦的怀疑，不大可能派人去监督，吴老师在自己第二点中认为“张良又在帐外，尚且还在陈平的监视之中”之语，明显是自己的主观臆断），陈平“召”后已是完成任务，刘邦又“回应”了，陈平还会不识时务地跟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再看第二点，张良可不可以离开大帐一段时间？我认为是可以的，并且从前后文推断，张良离开大帐的时间应该是在“陈平召沛公”回来后（就是在陈平召之前也可以离开），看到“召沛公”的陈平一人回来，张良凭自己的经验与智慧，以及与刘邦的默契，一定明白刘邦此时的内心想法，于是借口离开大帐就必然（当然用不着“分身术”）了——客人全都不在席上，虽然有些不礼貌，但只要时间不长，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
对于“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两句，吴老师认为“‘于是遂去’之后，刘邦还能一一交代留谢事宜，这就让读者难以捉摸”。其实，这两句并非吴老师所理解的“离开后再留张良”,古代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当然不可能离开后再嘱咐（倒是可以派人传达），但这里应该是省略与倒置的写法：“于是遂去。（行前，）乃令张良留谢”，这样不就很明白了吗？——我想如果吴老师有小说的写作实践，就不会有此疑惑了，小说（特别是行文简约的文言）写作中这样写倒是常见的。
至于吴老师指出的第三点，认为随机应变的刘邦不可能把张良置之帐外的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此时项王既已无杀心，完全可以利用一段时间商量一下，不会有危险，不然沛公张良们也不敢撂下主人，独自跑到大帐外去谋划了。
如此说来，《鸿门宴》此情节就没有瑕疵了吗？不，这里确有瑕疵，只不过它不是空间位置的瑕疵，而是“时间距离上”的问题。
按照生活常识，（1）项王之所以“使都尉陈平召沛公”，肯定是刘邦“如厕”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正常人“如厕”的时间（按现在时间算，想来最少也有十余分钟了吧），不然主人不会如此催促“如厕”客人的。（2）从陈平找到刘邦，一番往来对话，到陈平回到大帐中，再到张良借口出去，又一段商量的过程，如此一来二往，十来分钟无论如何都该有了。（3）商量完毕，原文写道“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大家想想，沛公一行是“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刘邦虽骑马，但樊哙四人却是“持剑盾步走”，二十来里路（汉代一尺约为现在七寸，二十里应该约现在十四里），即使走得飞快，在荆棘小路上也应该超过四十分钟吧！等到张良进得帐去，三个时间相加，刘邦最少已经离开一个小时有余了，就是从张良离开大帐算起，没有客人的宴会也都持续四五十分钟了——这样的情形正常吗？可能吗？
莫非项王酒醉糊涂了？但在原文里也看不出这点呀，仅十余分钟时间，他便“使都尉陈平召沛公”，难道现在时间过去四五十分钟了，客人(不说是敌人，但至少是对手)不见了，他能不闻不问？况且即使项王不察，正如吴老师所言，难道老谋深算的范增也不察？无论如何，一个多小时不见客人的宴会（特别是这样的宴会），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在时间问题的处理上，这句“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诚如吴老师所说，实为败笔！
还是看看《汉书·高帝纪》如何写的吧：
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羽问……
班固就没有“度我至军中，公乃入”的话，只是说“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也没有写沛公要张良何时进帐（想来不会过早进入，但肯定也不能耽误太久），这样写就符合生活逻辑、符合情理了！
“清真饮食”，指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符合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按这种教义和风俗习惯进行生产、加工、经营的食品。其实，“清真饮食”这一叫法并非阿拉伯语的音译，也非伊斯兰教传入伊始就有，而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阿拉伯语中则把伊斯兰教食品称为“哈俩（HALALI）”，该词借鉴于犹太教的Kosher[1]一词，意为“合法的”，意指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食品。
公元6世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最早出现了“清真”一词――“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以后，直至清朝，“清真”一词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用以表示“纯真雅洁、朴素自然”之意。例如，唐代李白《五古・避地司空原言怀》中有“所愿得此道，纵然保清真”的佳句，用以表达自己素朴淡泊的尚“清”理想；宋代陆游《园中赏梅》中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的吟诵，用以赞美梅花纯洁质朴的品格；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文贵清真，诗贵平淡”之句，以表明文章贵在真实自然……自元代起，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宗教职业者渐渐使用“清”“真”“净”等字来形容礼拜寺。明洪武元年（1368），“清真”被作为一个词，用以表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汉学家王岱舆更是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用“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不二之谓真”对“清真”一词进行了纯伊斯兰式的阐释。随后，诸多伊斯兰教学者纷纷在“清真”一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专用术语。中国的清真饮食，在具备阿拉伯-伊斯兰饮食文化标准应有因素的同时，也在烹饪技术等方面参照并吸收华夏饮食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兼有两种文化体系特色的独特饮食品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禁忌性、历史的悠久性、鲜明的地域性、品种的多样性和食用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的“北京菜”实际上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官府菜三部分构成。清真菜作为北京菜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历史非常悠久：唐永徽二年（651），第一个阿拉伯使者会见唐高宗，打开双方互通有无的大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首次出现“回回”一词，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元朝时，“回回”大量涌入北京，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饮食市场上开始出现清真食品。当时的清真食品，主要是临街设摊，或走街串巷，提篮小卖；明朝时，北京清真饮食的专业厨行正式形成；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清真菜馆；民国时期，清真菜已经成为非常完善的餐饮风味，是京式菜系重要的一支；1956年底，清真小吃店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合并为校场口小吃店、大栅栏小吃店、南来顺小吃店等17个规模较大的清真小吃店。笔者曾在《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一书中看到过一组由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建国初期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商业街调整规划图纸》档案，档案形成于1957年，反映的正是当时对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两条商业街上包括清真小吃店在内的所有店铺进行调整的情况。正是经过如此经年累月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集质地脆嫩、口味醇厚、汁浓不腻、原汁原味等诸优点于一体的北京清真菜系。
由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辽金以来就云集了天下各方各族人士。因而，多种饮食文化在北京都有所体现，而清真饮食又极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其他风味菜肴的烹调技法。因此，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北京的清真菜在传统清真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了九州各地不同风味菜肴之精华：从蕴含着西域风情的油炸馓子，到透露着游牧民族率真性格的涮羊肉，再到浸透着江南细腻温情的八宝莲子粥……可谓包罗万象；从讲究气势排场的全羊宴，到百吃不腻的锅贴羊杂，再到实惠经济的焦圈、豆汁……可谓应有尽有，可以说，它照顾到了从朱门绣户到白屋寒门各阶层的问顾者，做到了丰俭由人、应付裕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约25.6万人，主要分布在教子胡同、马甸、大兴、密云等。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每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北京举办，这些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吸纳游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北京的餐饮业也因旅游业而受惠。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作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设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使馆，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或驻京办事处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主要的国家就多达四十多个。国际交流和商务往来的不断升温，刺激着北京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消费空间。仅《北京餐馆指南》《中国清真美食地图》《中华老字号》等书中收录的清真餐馆就多达500多家。其中，一些老字号的清真餐饮企业深受顾客的喜爱，如：被誉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鸿宾楼饭庄，是北京唯一一家天津风味的清真饭庄，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天津，1955年迁到北京李铁拐斜街，1963年迁到西长安街。郭沫若在一次用餐后，对鸿宾楼赞不绝口，题藏头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台赤帜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诗的每句首字联起来即“鸿宾楼好”。鸿宾楼的菜肴多达数百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鸡茸鱼翅”“红烧牛尾”“扒驼掌”等一直广受食客喜爱。
在过去，北京餐饮业被称为“勤行”。“勤行”除了包括上述各种高、中、低档的实体餐饮店外，还包括一种专门承办民间宴席的“厨行”。当时，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好的清真餐饮店，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规矩：清真饭馆只应散客，不接宴席，婚丧嫁娶的流水席要由当时北京城内的二三十家厨行世家承办，这些厨行世家主要分布在牛街、德胜门、王府井等地。厨行都没有实体店面，而是在办事人的家里露天搭建简易帐篷，应办事人之需摆出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席面。当时厨行界有一行规，叫“不串片儿”即牛街的厨子不往北，德胜门的厨子不往南，各处的厨子不轻易跨区做买卖。一般而言，每个厨行的常备菜点有150道左右，这些菜点全靠厨行世代口耳相传，强记硬背。
由于清真菜在用料做法上有很多禁忌要求，因此，这种流动家宴对主厨的考验很大，从订料、备料到砌灶烹饪，主厨事必躬亲。一般而言，清真宴上的菜品上桌顺序依次是：压桌、扣菜、汤菜、炒菜。通常“从落座到起座，一起清真宴就只有20多分钟，这一拨人吃完，紧接着就要换下一拨人。一起宴席一般要上二三十道菜，主厨要连续做出蒸、炖、炸、扣、炒等菜品，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同时开10桌以上的宴席，对菜量的要求还很大。所以，需要厨师准备充分且精神集中，否则是无法应对的。”[2]
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里平房大院儿越来越少，各类大型的清真餐饮店纷纷办起了酒席，北京的“厨行”日渐式微，如今只留下了“厨子舍”一家。为了保留这门手艺，厨子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第五代传人舍增泰收了女儿和侄子为徒，想要培养“厨子舍”第六代传人。但是，毕竟如今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厨行也许不会再恢复昔日的盛景，也许最终将归为一份珍贵的平民记忆，但是这不影响它曾经的辉煌，也不影响人们对其背后蕴含的行业精神及平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精神与文化内质是可以透过人们的情感共鸣，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被代代相传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作为行业的厨行衰落了，但是作为北京清真饮食文化和城市文化一部分的厨行文化却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生命力。
三、意蕴丰富的“清真餐饮”
曾有很多学者主张，饮食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界定“我族”与“他族”的外显标志。但笔者认为，饮食文化实际上会随着场景和赋意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固定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区别于他族的外显标志。很多人习惯用清真饮食作为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显标志，但实际上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许会有着相同的饮食选择。穆斯林、民族信仰者、普通居民均会出于对角色、身份、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而将食用清真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使得“惯用清真饮食”这一行为不具有划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意义。因此，食物及其附带的饮食行为只能被视为是主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而非将“我族”与“他族”进行区别的特定标志。
“清真餐饮”看似是一份被经营的生意，但其中浸润着的却是满满的人情，而用这份“人情”创造与书写出来的，则是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北京清真饮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部分，它通过所用食材和制作技艺的传承得以保留，并将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通过人为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当一些“老字号”因城市发展规划等原因被迫搬迁时，很多人宁愿费一些周折、花一番工夫，也要重新找到它们。因为，这些“老字号”不仅仅满足了食客们的食欲，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城市的味觉记忆，使他们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正因为如此，当昔日风靡一时的厨行在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时，会有那么多“老北京”感到不舍与难过。或许，约翰・S・艾伦说得没错：“无需生活在食物匮乏状态下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简简单单的食物就是潜在的美好回忆的来源。应当谨记，各种力量，个体的、集体的都参与塑造我们与食物相关的记忆。或许这样能帮助我们把糟糕的事抛在一边，而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美好时光的记忆。”[3]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白仲俭.北京老字号传奇[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不过，这不妨碍《王的盛宴》超越同题材的其他影片，成为其中最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一部。陆川所要表达的尽在其中。所谓观者有心，多重寓意的解读，或许也是观影乐趣之一。在这方面，《王的盛宴》倒是和《杀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是，《杀生》纯属虚构，《王的盛宴》却力求还原历史。
这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常识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也因此，在《王的盛宴》中，陆川意图此前我们早已熟识的“历史”，基于对“胜利者书写历史”本身的怀疑，在史书的碎片中，重构了一段秦汉史。
影片分成三个篇章，分别对应三个人物：刘邦、项羽和韩信。从叙事结构上营造出类似“罗生门”式的逻辑旋涡——同一件事，在不同的篇章中，因为叙述者角度的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侧面。这种逻辑旋涡一方面会令人困惑，产生“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另一方面随着剧情的层层展开，到某个节点，不时会有豁然开朗之感。就像中学时解方程式，解的过程费脑伤神，一旦成功倒是立刻便会收获满足。
在《王的盛宴》中，刘邦不再有汉高祖的威名，而成了一个满口谎言、背信弃义的人。项羽问他，你进秦王宫了吗？他咽下口水，瞪大眼睛说“没有”。然而事实却是，他不但进了宫，还见识了秦如何书写历史。于是，刘邦在进宫之后再出来，便成了一个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刘邦。
而项羽则被塑造成了一个骄傲的将军。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崇尚阳谋，自视清高，聪明武断。项羽的悲哀，全在于他的骄傲。项羽出身高贵，不知民间疾苦。一生顺畅，所向披靡，是个简单天真之人。遭遇刘邦的世俗奸滑，他怎能不败？至于那场著名的“鸿门宴”，在影片中的作用仅限于彰显项羽的光明磊落与刘邦的猥琐懦弱。这场群戏拍得张弛有度，跌宕起伏，成为全片最华彩的片段之一。
但是在项羽和刘邦之外，影片最浓墨重彩的人物，其实是韩信。看得出来，陆川在韩信身上给予了太多诉求。在他的语境中，韩信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被历史刻意忽略了的至关重要的人物，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不再是叛徒，不再有篡位夺权之野心，有的只是向往自由平等的赤子之心。
三个人物，三种命运，成王败寇，历史惯性。但是陆川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或者说，他试图展现被蒙蔽了几千年的历史的另一面。几千年前的历史拐点，有些段落，何其眼熟？皆因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古往今来，循环往复罢了。
说到演员，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吴彦祖所演的项羽和张震饰演的韩信在某些角度真的非常相似，好像两人共生一般。后来又想明白了，或许这也是导演的特别用意——项羽和韩信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内心纯净，愿意相信。可惜，他们的命运都是一场悲剧。
刘烨很用心，可惜越老年越有用力过度之嫌。相比之下，演萧何的沙溢是越老年越出彩。到最后，几乎让人忘了他是沙溢，只记得他是割下韩信头颅向刘邦讨饶的萧何。许多人都是惊鸿一瞥，比如陶泽如、聂远、李琦等等，戏很少，却足够让人记住。值得一说的还有个演员吕聿来。在《王的盛宴》中演秦王子婴，无论扮相还是表演，都有惊艳之感。
季艳妮
我一直认为冬天不代表萧瑟，不代表飘零，不代表枯萎。2011年的冬天也如此，冬季2011只不过带点怀念。
仅有的念想是在2011年的尾巴上才浮现，起因是“那”字文化。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穿着百褶裙的女生与骑着单车的男孩：
在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的阳光与荡漾着微笑的雨露中互抽单词；在夕阳的迷彩与晚风的拂袖下讨论函数；在夏天的灿烂与冬天的低迷中度过年年岁岁花相似的青春。
走廊的角落里踏着他们的阳光步子、斑驳的围墙上印着他们写下的不规范字体、教室里游荡着他们的模糊背影······
年华如梦，在彼此的“欺负”中却遗忘了最美好的情感；岁月如歌，才如梦初醒了当初的“喜欢”；人生过往，也只剩下令人唏嘘的叹息与换来对方释然的一笑。
那场有霸王与刘邦的鸿门宴。
这里的“那”字文化无关正史，消失了霸王的傲慢、残忍与嗜血，抹去了刘邦的感性、爱才与惜情。
飘荡着传奇的鸿门宴，项羽与刘邦来开始交换角色、历史开始颠覆。
一位失去穿上龙袍的机会，却拥有了人人羡慕的真情；一位掌王印、坐龙椅，却在岁月的压缩中孤独终老。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终也逃不过常理的轮压。
这场鸿门宴的中，无关对错：
项羽错怪范增、张良谋害忠臣、刘邦弑杀盟友，都是在保护自己或是在保护在乎的人，只不过他们的特殊地位导致特殊结局罢了。
思绪里总想着项羽与虞姬在乌江对望的眼神——透露着对霸业的绝望，也包含了对爱人的疼爱；
脑海里总回放着刘邦喘着气与张良交谈话语——这真是你要的结局吗？
结局中，拥有友情、爱情的死总比失去真情、信任的生来得要好。
毕竟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怎样活？
那两位老男孩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他们一起追女孩，一起迷迈克、一起弹弹吉。
就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梦想会是让人发笑的科学家、政治家、宇航员，
我们会在疯玩一天后指着脏兮兮的衣服顶着老妈警告的眼神傻笑，
也会在桌子上与同桌画上“三八线”，谁“越界”就会用削好的铅笔刺对方。
对于小时候的梦想，就像经典会慢慢沦为信仰。梦想在老男孩的笔锋的形容下，我们写出的任何字节、词汇、短语、句子都显得苍白无力。
志在四方的少年仰望天空，看着南飞的燕，讨论着遥不可及的梦想。
转眼多少年已经过去，当初的少年也在各自奔向前程后经历了多少的离合悲欢。
许久以后——在经历了白天的繁华与金迷后，能否在只剩下自己的晚上发送一条短信、一封邮件问问当初陪伴在身边的人：“你当初的愿望实现了，还是你的梦想也已变成祭奠？”
答案会是什么？是实现梦想后的洒然一笑？是对梦想与现实差距的辛酸？还是只剩下麻木的你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那”些过后。
“那”字，总与过去相关，对于刚刚结束中学时代的人儿，总显现得那么的齿轮附和。
很多的人现在已没有了不适应、没有了大起大落，有的只是些骚动的回忆；
很多的人现在也湮灭了抱怨与情绪，剩下的不过是过得无关痛痒。
无论怎样请一直相信上帝在跟你关一扇门时，会开一扇窗。
被“武打”化的古装片 过去五年里，古装片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在中国继续发展。顾名思义，古装片是以20世纪之前的古代中国为背景，体现了对古代中国的某种想象。综合考察这五年内的古装片，会发现这种想象在很多影片中表现出较明显的共同倾向。 其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大多数古装片是与武打、动作紧密相连的，是“武”的中国，而“文”的中国则较少出现。古装片似乎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武打片，而且是“大片”。当前的中国古装片，纵使故事情节放置在真实的历史时间，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会有武打成分，带有武侠的色彩。所以，大部分古装片的演职人员表中都有“动作指导”的位置。 重武轻文的倾向，也体现在近期古装片的题材选择中。就四大古代文学名著而言，三国是最热门的题材，不仅有徐克的上下两部《赤壁》（2008，2009），还有关于赵云的《见龙卸甲》（2008）、《关云长》（2011）两部三国人物片，以及围绕曹操的《铜雀台》（2012）。而在过去五年，并无以《水浒》、《红楼梦》为基础的影片，而《西游记》已经基本成为周星驰“大话”风格的专属领地。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三国中有战斗，尤其是有大量人员参加的战斗。“赤壁”是三国故事中的一场大战，关云长、赵子龙也都是武将，而三国中大量“文”的成分并未得到近期中国电影的关注。一人对多人的战斗，多人对多人的两军对垒，在这些影片中都是重要成分，反复出现，而且占时较长。从近期以古代女性为主角的影片选材来看，近期中国电影选择的也是具有“武”的特征的女性，并且仍然以战斗为素材和背景。过去五年中，有两部这类影片出现——《花木兰》（2009）和《杨门女将》（2011）。而描写宫廷政治的《锦衣卫》（2010）、《血滴子》（2012），其选择也概不例外，文臣在电影中很少出现，一开场就马上顺利地进入了武侠模式。 胡玫导演的《孔子》（2010）表明，在近期古装片风格的范围内，即便“文”的题材，也要被处理为有动作，有视觉冲击，也要“身体化”和“武化”。孔子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与“武”的联系应该说是非常少的。但电影《孔子》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本时期古装片的色彩。片中的孔子出奇计、善奇谋，仿佛三国题材片里的诸葛亮。孔子击鼓指挥平叛的战斗，场面也是近期古装片中似乎很难缺少的大队兵马厮杀、大规模屠戮。而孔子与他人的意志较量，也要在决斗一般的射箭比赛中进行。经过这样的选材和处理，孔子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一面淡化了，作为行动家的一面被突出，其军事成就被强调，勇敢、有谋略成为孔子的突出品质。 总之，在张艺谋的《英雄》之后，拍摄古装片似乎就等于拍摄大片。常常以“视觉盛宴”进行自我宣传，《龙门飞甲》更使用了3D，体现了对视觉的突出与强调。而“古装大片”的“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具有大成本、大场面、大明星。“武”是这些“大”乃成其为大的核心因素。目前，这种古装大片已经发展出一种套路或风格，既是其成熟与流行的标志，也成为很难跨越的壁垒和羁绊。 暴力与虚无： 当代信任危机的投射 古代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中，近期的电影表现哪些时段，不表现哪些时段，是具有文化史意味的选择。完全的神怪片一般并不标明具体的时间，《画皮2》（2012）就发生在《画皮1》（2008）的“五百年后”。而近期的其他大部分古装片，常常以片头字幕的形式，将自己锁定在古代中国历史轴上的某个时间点。如果把过去五年的古装片集合起来看，会发现很多古装片都是在描绘乱世，如三国、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五代十国。《见龙卸甲》的开头字幕就写道，“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乱世，史称三国时代”。乱世为“武”的故事上演提供了方便的舞台，“乱世”二字也仿佛是古代中国的缩影。较和平、较愉快的时期，仿佛难以进入影人们的视野。 在强调“武”的电影中，暴力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其实“武”未必等同于暴力，暴力可以注目于其结果而略去其过程。古希腊悲剧中的暴力场面就并不呈现在观众眼前，而是在舞台之外发生，然后由一个叙述人对观众讲述出来。黑泽明的《影武者》遵循了类似的原则。在该片的最后一场血战中，观众并没有看到战斗的过程，只看到了旁观者的反应和战斗的结果。黑泽明把战斗的过程留给观众去自由想象，而且，就对战争的思考而言，战斗的过程也并非是最重要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中国古装片中充斥着暴力，而且集中在暴力过程，关心的是暴力“怎样发生”。冷兵器对肉体如何切割、穿透，鲜血如何喷涌、流出，成为慢动作镜头有意停留、加以延长的地方，也就是电影制作者希望观众慢慢看清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过程往往体现在大群人马的厮杀、屠戮中，最终营造出一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画面和气氛。 暴力也常与酷刑联系在一起。此前几部有开创意义的古装大片，已经为此树立了榜样。冯小刚导演的《夜宴》（2006）用大量时间表现一个大臣被杖毙，慢镜头的使用，舞蹈般的动作，为观众细细品味这一酷刑做了全面准备。这样的场景似乎旨在表现施酷刑者的嗜血和残酷，但在把酷刑推到观众面前请其观赏的时候，其心理过程也有残酷和虐待的成分。在最近五年中，暴力除了虐人外，还包括自虐，有时会达到挑战极限的程度。《史记》所记载的鸿门宴中，樊哙在项羽面前吃生肉，以表现自己的彪悍勇武，而在电影《鸿门宴》（2011）中，同样为了表现彪悍勇武，樊哙就咬下了自己的一个手指。 就整体倾向而言，近期很多古装片中呈现的古代中国，都是充满危机、暴力的，在价值观上是虚无的，人失去了信任人的能力。这与其说是古代中国的典型特征，不如说是当代信任危机在古装片中的投射。在这类影片中，对权力的欲望和对女性的欲望（两者可以合一），常常冲淡或勾销了其他价值观。以讲述三国故事的《关云长》和《见龙卸甲》为例。同属于刘备阵营的关羽和赵云在传统故事中都有忠义的特征，并因其忠义而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尊敬。这两部影片中的关羽和赵云依然忠义，但他们成了别人在权力角逐中加以利用的、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忠义”显得无谓而且虚妄。两片中的关羽和赵云都表达了对战争的厌倦，以及对和平的、普通人生活的渴望。从张艺谋的《英雄》开始，中国古装片中就重复着一个词——“天下”。“天下”一词也出现在《关云长》与《见龙卸甲》中，但其中的“天下”无关乎正义、只关乎权力。《见龙卸甲》中的赵云被诸葛亮利用，以引开敌人的兵力，最后战死。他的结局虽然英勇，但他不过是斗争大局中的一个棋子，他的牺牲也是酸苦的，甚至是不值得的。没有谁是正义的，连在片中一直充当叙述人，扮演老大哥角色的赵云的老乡，也背叛了他。《关云长》中的曹操则说，“这个天下是狼的天下”，关羽“本是一匹狼，却是羊的心肠”。此片也暗示，关羽可能被刘备、诸葛亮所利用。在权谋、诡诈的世界上，讲忠义的人总是被背叛。忠义是单方向的。忠义者甚至是幼稚的，既无力回天，也无法实现和平或做普通人的理想。 李仁港导演的《鸿门宴》同样讲述背叛与无法信任的故事。在这个版本的楚汉斗争、刘项角力中，反间计使用最多，因为仅有的信任都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稍微受到冲击就要崩塌。此片体现了在当下社会里，构建与想象信任的困难。这一个楚汉故事的版本远比实际发生的历史更加残酷。片中的刘邦不信任人到了极端病态的地步，就在登基的同时，他杀死韩信，追杀张良，最后变成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他垂死的时候说：“我每天都心惊胆战”，鸿门宴就是“用尽方法去算计和猜度对方，代价就是你失去能力去信任任何一个人”。 围绕曹操展开的影片《铜雀台》，基调更加阴暗、荒凉、冷漠，描绘了金宫玉殿里的阴谋，锦衣玉食后的恐惧，其中多病态、猥琐的人物，而无辜的孩子也被残酷地训练成刺杀曹操的杀手。在这一个充满刀光剑影、杀机四伏的世界里，人们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阴谋和欺诈是常态，忠诚、恩义则极其少见。这个世界里没有英雄，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片中刘亦菲扮演的是一个本来被训练去刺杀曹操的女刺客，她最终自杀。她几乎是片中唯一单纯的人，而在那样的世界，对单纯的人来说，死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古装片： 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故事 古装片或许不应是披着古装外衣的现代故事，而更应给当代观众带来“历史感”，让观众闻到历史的气息。但在近期的大多数古装片中，我们看到的更多不是历史，而是当代。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政治与战争的厌倦、信任的缺失，这些品格与其说是历史上的楚汉、三国时期的特征，毋宁说更是当代情境的反映。我们看到的是熟悉的当代价值观的轻易嫁接，而不是试图接近、理解历史的努力。 吴宇森的《赤壁》是“软性穿越”的一个很好例证。与前述一些影片中的黑暗三国不同的是，《赤壁》中的三国是热闹、兴奋、欢乐的。赤壁之战被描绘为诸葛亮（金城武）、周瑜（梁朝伟）、孙权（张震）、孙尚香（赵薇）等一群青年偶像，齐心合力共战曹操的故事。复杂的历史人物与过程被缩减为善恶分明的简单逻辑。孙刘一边由众多君子构成，曹操一边由单独的恶人曹操率领。为确保孙刘的正义性，影片把民族国家的爱国情怀加于三国时代，将赤壁之战描述为保家卫国的斗争（保护“我们美丽的乡土”）。孙刘两家的将领结成兄弟同盟，内部的纷争与较量被淡化甚至消除，传统故事中脍炙人口的瑜亮之争被改写为二人惺惺相惜，共同作战。而作为侵略者的曹操则暴虐自私，理当失败。 这样，电影《赤壁》就可以放心地集中精力于战斗的大场面。片中的战斗如同斗法，体现出游戏般的杀戮快乐。《赤壁》上部集中于新野、三江口两次战斗，下部则是赤壁之战。新野之战用时约20分钟，三江口之战的八卦阵也大约是20分钟。这几个长时段的、连续的、不假思索的战斗，专注于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战术技巧、排兵布阵，有时如同团体操表演，在成为新的视觉奇观的同时，让人几乎忘记战争的复杂与残酷。 《赤壁》中的当代内容到处可见。在大战的紧张气氛中，诸葛亮、周瑜、小乔用了较长时间为一匹难产的马接生，并为小马取名“萌萌”，这不仅是当前关爱动物主题的超前出现，“萌萌”也令人在古代语境中联想起现代的网络词语。而关羽当志愿的老师，小乔当志愿的护士，又是“志愿者”主题在古代的提前投影。 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2010）同样更多体现了当代的价值观。此故事的原型在《史记》已有记载，说的是程婴、公孙杵臼不顾自己性命，挽救赵氏孤儿。《史记》中，程婴、公孙杵臼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讨论二人中哪一个该为赵家而死，哪一个该承担起保护、抚养赵家孤儿的任务，二人达成的结论是“死易，立孤难耳”，于是公孙杵臼先死，程婴抚养孤儿。孤儿长大成人后，程婴自杀，以报朋友于地下。元代纪君祥据此撰写的杂剧《赵氏孤儿》，全名是《赵氏孤儿大报仇》，将叙述的重点放在“报仇”上，并按照忠臣、奸臣的传统标准，把赵家的仇人屠岸贾处理为奸臣，赵家处理为忠良，以彰显善恶有报，天道并非“微茫”的道理。 从基本情节的一些安排上看，陈凯歌版本的《赵氏孤儿》是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为基础的。但更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也更体现当代古装片征候的，则是此片与纪君祥版本不同的地方。在纪君祥的杂剧中，程婴与公孙杵臼的忠义形象与《史记》相比已经有所淡化，陈凯歌的电影更显出呈现古代价值观的无力甚至无能。这个电影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把为“忠义”而毫不犹豫地主动献身的程婴弱化，使之成为一个被动的主人公，一个无意卷入上层纷争的草民，一个阴差阳错地进入历史的普通人。他的最大优点是普通人的善良。他有些渺小，有些懦弱，有些仓皇，缺少决心与悲壮。他只是在情势所迫下，被动选择了较正义的一方。影片《赵氏孤儿》一定程度上显示，对现在的人们（包括影人）来说，古代的“忠义”已几乎无法理解，甚至无法令人相信其存在。 《史记》与纪君祥的版本强调人物对朋友、对家族的责任。在陈凯歌的版本中，核心家庭则凸显为一个重要价值。这也是近期大量古装片的特征，电影《赤壁》中有恩爱的周瑜与小乔，电影《孔子》有恩爱的孔子夫妻，都同样是这一“核心家庭”观的写照。“核心家庭”观可以说是一种当代价值，是与古代对君主、对家族、对父母、对朋友的责任截然不同的。在这些电影的“核心家庭”中，男子要爱护、照顾自己的妻子、孩子，而屏幕上很少出现他的父母、兄弟，也就无从论及他对父母兄弟的情感与责任。“朋友有义”同样较少出现。在这类影片里，男主人公之所以是一个好男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好丈夫、好父亲，所以电影版的《赵氏孤儿》中有程婴给孩子晾尿布的场景。在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关系，所以程婴与自己抚养的赵氏孤儿如何相处，成为片中的重点。关于赵氏孤儿是如何长大的，《史记》和纪君祥的杂剧都几乎一笔带过，陈凯歌的电影则主要拉长和填充了这一段时间。 《赵氏孤儿》还体现出近期古装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们常常需要有至少一个重要美女的存在（此片中，范冰冰出演赵氏孤儿的美丽母亲）。《赤壁》中的曹操就对小乔迷恋已久，赤壁之战可以说就是为了一个女人，电影中还安排了曹操与小乔的一次会面。《赵氏孤儿》中，赵家的敌人屠岸贾对赵家的妒恨，就包括对赵朔拥有美丽夫人的妒恨。《鸿门宴》中的虞姬早早出场，贯穿始终，而刘邦也对虞姬有欲望。《关云长》中的关羽痛苦地爱上了本该属于刘备的女子。《孔子》中的孔子与南子只有一次会面，却几乎一见倾心，南子成为唯一能够赏识、理解孔子的高层政治人物。近期关乎历史的古装片中少不了美女，这与很多因素有关。现代电影已习惯于有男女主人公，有女明星，爱情或者欲望的故事是不能缺少的。此外，美女不仅为观众的视觉消费提供对象，也是片中主要男性人物的欲望对象。这样的结果就是，古代历史和政治被简化为多个男性对一位美女的向往与争夺。 结语 勾勒了近期古装片的这些典型叙述特征与策略之后，在文章最后，让我们转移目光，看一下2012年的影片《王的盛宴》。这部影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历史的探索，或许指出了银幕历史书写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楚汉的故事是中国影视作品钟爱的题目。在过去五年中就有两部以鸿门宴为题材的电影，一部是李仁港导演的《鸿门宴》，另一部是陆川的《王的盛宴》。与此时期对历史资料的不信任或自由改编的风格一致的是，两片都显示了对古代官方历史的怀疑，都认为在这一历史的后面，有另一个被遮蔽和埋藏了的真实故事，一个已不为人知的版本。两片的基本主题也是政治的虚无与无聊，以及人物在获得权力过程中的强烈异化。两片中，李仁港的《鸿门宴》属于近期古装片的主流风格，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自由组合（刘邦爱上虞姬，范增死在张良怀里），将楚汉之争化简为张良与范增的一场棋局，主角从刘项两阵营缩减为范增、张良两人，战争与权力斗争缩减为下棋（如同两大高手比内功），情节安排离奇甚至离谱。 陆川的《王的盛宴》比较文艺、小众，在票房上并未成功，但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王的盛宴》与《鸿门宴》一样，也体现了历史的虚无、苍凉、宿命、残酷，也强调刘邦集团的内部分裂。片中的刘邦最终也成为一个凄凉、孤独、无法信任别人的老皇帝。但与这一时期的很多古装片不同的是，《王的盛宴》基本与武打片没有瓜葛（而《鸿门宴》中的韩信显然是武林高手）。它的情节没有过度夸张和戏剧化，影像比较质朴，布景不甚花哨，人物服装较简洁，仪式也没那么繁琐。同样的一个道具——秦朝的玉玺——在《鸿门宴》里硕大无朋，放在机关重重的盒子里，在《王的盛宴》里就很不起眼。这部电影里也没有历史的女花瓶角色。在这些方面，陆川都表现得克制、低调，力图与当代的“古装大片”潮流拉开距离。 同时，比较可贵的是，《王的盛宴》体现出一种对历史的真诚探索态度。近期古装片中流行的是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的自由改编，少有重构历史的努力，所以众多的翻案也只是噱头而已，被消费后就被迅速忘记，很多甚至容易变成笑谈（比如影片《孔子》中，为拯救冰水中的书简而淹死的颜回）。而如何接近历史、书写历史，是内嵌在《王的盛宴》中的一个困惑和问题，使《王的盛宴》体现出一种自反的品质。片中的萧何对史官们说：“我看了你们写的鸿门宴，有太多的谬误，大汉建国史是给后人看的，不能出错。”史官回答说他们是找当事人樊哙讲述的，萧何说，怪不得史书里樊哙那么英雄了得。萧何的话表明，谁说出的、谁写下的历史，就对谁有利，对历史的解读必须包含这样的体察。萧何说：“修史的人要对得起历史，否则我们的后人会在你们的历史中看到什么？”片中的这些段落说明，陆川对历史的书写问题、历史真实问题，是有较清醒的意识和焦虑的。影片中可以看出，陆川对楚汉时期的历史做了很多研究。相比之下，拍摄吴宇森版本的《赤壁》，其实不需要研读《三国志》或《三国演义》，而拍摄李仁港版本的《鸿门宴》也不需研读《史记》，只需随意的想象就够了。这样的改编与重写，目的仅是娱乐，也将被以娱乐的精神淡忘。 过去五年的古装片如果从数量上看，可以说经历了一个辉煌时期，但蜂拥而上的结果就是题材、影像等的重复、僵化与套路化，常常是一个又一个视觉炸弹袭来，却并未造成应有的反响。2012年末，小成本当代喜剧《泰》在票房上的意外成功，或许表明这种古装片类型已有没落之势，接近武打的古装大片模式已经走向了尽头。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具有丰富面向的古代中国文化，其实还远未在银幕上得到应有的再现。这也让我们对未来可能会有的、与现在不同的、多样的中国古装片，充满了期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高三（3）班共有学生44人，其中男生18人，女生26人。学生整体学习习惯较好，上课听讲专心，作业质量可以，整体水平统一。但对于基础知识，普遍掌握的不够扎实，有一定的学习积极性，分析能力却欠缺。
【教学目标】
1. 理解和掌握宾语前置句句式及其用法，归纳规律。
2. 通过相关练习加以巩固和提高，延及高考。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掌握宾语前置句
【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归纳积累。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考点解读
考纲内容
考纲阐释
考查形式
(3)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理解 B)
“不同的句式”主要有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等。
高考对文言句式的考查，主要放在翻译题中进行。文言句式往往隐含在翻译题中作为“采分点”，通过翻译和断句的命题方式进行考查。
二、高考真题
（2015年高考新课标I）
越五日，无肯承其事者，傅曰：“吾为太子傅，当同生死。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酋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遂从太子出。金守门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预？”傅曰：“我宋之大臣，三太子傅也，当死从。”是夕，宿门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朝廷，绍兴中，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定。
（节选自《宋史·孙傅传》）
问题：把中文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酋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
【解析】翻译文言句子的方法：要在准确把握文意的基础上，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要重点理解文中关键性的词语和特殊句式。
翻译时需要注意句子的关键点：这个句子中有一个宾语前置句“不吾索”，这是一个否定句，代词“吾”作宾语，宾语前置，要翻译成“不索吾”；还有“虽”，即使；“俱”，一起；“面”，名词做状语，当面；“庶或”，或者；“济”，实现、成功。
【答案】金人即使不索求我（这个人），我也应当与太子一起前往（同行），请求拜见两位敌军将领酋长并当面斥责，也许万一可以成功。
三、合作交流
1、现代汉语语序：
（定语）主语 +〔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
示例：﹙高中﹚学生〔应努力〕学〈好〉﹙语法﹚知识。
可以说，在现代汉语中，主谓宾，是主干，而在文言文中，宾语放在谓语前面，就属于宾语前置句。从语法功能上讲，前置的倒装句主要起强调的作用，翻译这类句子，就要理顺表达顺序，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
2、宾语前置句
（1）
如：“大王来何操？”（《鸿门宴》）
译文：大王来时带了些什么礼物？
如：沛公安在？ （《鸿门宴》）
译文：沛公在哪里？
如：籍何以至此？”（《鸿门宴》）
译文：我（项羽）凭什么到这个地步呢？
规律一： 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格式：A. 主十宾【谁、奚、胡、何、曷、安、恶、焉】十动
B. 主十宾【谁、奚、胡、何、曷、安、恶、焉】十介十动
（2）
如：秦人不暇自哀（《阿房宫赋》）
译文：秦王朝的统治者来不及哀叹自己。
如：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寡人之于国也》）
译文：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规律二： 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格式：主十否定词【不、未、无、莫、毋、弗】十宾【余、吾、尔、自、之、是】十动
（3）
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说》）
译文：不了解句读，不能解决疑难问题。
如：无乃尔是过与？（《季氏将伐颛臾》）
翻译：恐怕要责备你吧？
规律三：“之”或“是”作标志的宾语前置
格式：主十宾十之（是）十动
3、练习
1）、找出下列句子中的宾语前置句。
A、何以伐为？ B、具告以事。
C、游于赤壁之下。 D、唯兄嫂是依。
E、恐年岁之不吾与。 F、师不必贤于弟子。 G、君患何焉？
答案：A 、D、E、G
2）、选出下列各组中不是宾语前置的句子 ( )
A 何以知之？ B 未之有也。
C 安得广厦千万间……？ D 弗之怠。
答案：C
3）、选出下列各组中不是宾语前置的句子 ( )
A 其间旦暮闻何物？ B 君何以知燕王？
C 莫之或止。 D 未之多见也
答案：A
4）、选出下列各组中不是宾语前置的句子 ( )
A 沛公安在？ B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
C 唯才是举。 D 尔何知？
答案： B
5）、选出不是宾语前置的句子( )
A君安与项伯有故? B唯余马首是瞻
C君何以知燕王？ D寂寥而莫我知也
答案：A
四、作业布置
1、下列句子中，与其他句式不同的一项：（ ）
A、臣实不才，又敢谁怨？ B、豫州今欲何至？
C、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D、而今安在哉？
答案：C
2、下列句子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 ）
A、居则曰：“不吾知也。” B、受制于人。
C、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D、城中皆不之觉
答案：B
3、下列句式不相同的一项是 （ ）
A、唯才是举 B、夫晋，何厌之有？
C、唯余马首是瞻。 D、甚矣，汝之不惠！
答案：D
4、与例句句式不同的一项是( )
例：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A. 何为其然也？ B.吾尝见笑于大方之家
C. 何以伐为？ D.沛公安在？
答案：B 例：宾语前置句 A C D宾语前置句 B.被动句
5、翻译下列句子
1）、孔子云：“何陋之有？”
2）、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
答案：
1）、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
2）、好像把肉投给饥饿的老虎，有什么功劳！
五、板书设计
宾语前置
（定语）主语 +〔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
规律一：
A. 主十宾【谁、奚、胡、何、曷、安、恶、焉】十动
B. 主十宾【谁、奚、胡、何、曷、安、恶、焉】十介十动
规律二：
主十否定词【不、未、无、莫、毋、弗】十宾【余、吾、尔、自、之、是】十动
规律三：
主十宾十之（是）十动
影视剧节奏张弛得当，给人的感觉才会不拖沓。看文学作品，惊险场面让人血脉伸张，比如《史记》中的“鸿门宴”、《倚天屠龙记》中的大战光明顶、《天龙八部》中的大战少林寺，让人不忍释卷。如果影视剧也能如此，会相当好看。但是，国内影视剧却对此类场面表现不足，让人很是遗憾。以“鸿门宴”为例，国内诸多版本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因为，他们忽略了鸿门宴的一个主要人物：樊哙。《史记》中的樊哙：“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有勇；“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有胆；“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有智。可以说，樊哙是“鸿门宴”的转折点人物。近年来，《鸿门宴》《王的直宴》《楚汉传奇》等影视作品都对“鸿门宴”有所展示，可结果呢？《鸿门宴》中的樊哙在吃自己的手指，野蛮；《王的直宴》中的樊哙被卫士们压在了身下，无能；《楚汉传奇》中的樊哙，吃着“生肉”讲着兄弟义气，不大气。无“张”，则无“弛”可言，怎能不拖沓？
影视剧在编剧过程中有很多素材，如何取舍、剪裁是很难的问题。什么材料需要，什么材料不需要，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整体观感，尤其是历史题材的作品更是如此。以最近比较火热的美国影片《林肯》为例，作品并没有纵贯林肯的一生，而是截取了林肯人生的最后四个月，展现了他最光辉的那一点：“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在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不准有奴隶制或强制劳役存在，惟用于业经定罪的罪犯作为惩罚者不在此限。”与此相比，国内众多影视剧的“拿了玉米忘了西瓜”式的取舍手法往往难以把握，以至于失去平衡。该舍的不合，不该丢的乱丢，效果自然不好。像《楚汉传奇》，对平民时代的刘邦的“渲染”严重不足。比如他如何不凡、如何赢得吕公赏识等等，《史记》中的铺垫几乎全部被舍弃了，很是影响了观众对刘邦这个形象的认识。
杨天真走出一条新路 云飞扬
最近几年，国产电视剧进入抗日剧和生活剧两大主流板块，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奇葩”、“虐”便是家常便饭，编剧们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虽说同为生活剧，但是翘楚编剧、刘新导演的《天真遇到现实》在题材上却有所突破，是内地首次深度展现再婚男女的婚恋，表面上剧情有着快乐欢笑的包装，内在里其实折射出再婚^士的酸楚、苦痛与无奈，七大姑姨的意见、成见和主见纷纷扬扬，不能不听又不能全听，一旦价值观纠结在一起，主人公便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沼之中。然而，陈数饰演的杨天真却没有把自己安放进泥水浊流的家庭混战之中，以其对家庭的良性感知，在传统伦常与现代教养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带领一个奇葩之家走上正路。
杨天真延续着《夫妻那些亨儿》对女性的平视和关注，传递道德感和正能量，小小弘扬着正确的三观。杨天真的诠释方法，采取的就是有些“傻”和“二”的内敛，对待他人总是很天真，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存在于世的基础，搞不定前夫和闹腾着随时准备让父母复婚的小女儿，直到遇到外在张扬的郑现实。林永健饰演的郑现实夸张的真热情，却也能与陈数毫无违和感，尽管鸡飞狗跳却也很有互补性。中年人的再婚，更应该出于“初心”，越是计算和算计，越容易把自己坑进去。
《天真遇到现实》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杨天真对于再婚的选择和勇气，既要面对老人和孩子的杯葛，更要直面对于未来是否幸福、和谐的判断，本剧成立的前提便是当代中国大都市即使发展到信息时代，也依旧处于传统社会亲情影响爱情的阴影之中，结婚之后物质和精神都独立的男女很是匮乏，这与浮躁的社会，对成功的焦虑，对理想的扬弃和放弃都是正相关。绝大多数中国人身在当下物质社会，精神却在传统构成的网中沉浮着。杨天真尽管天真，然而其本性纯正，能够正向争取现实的家人。
中国传统式家庭，主要矛盾在婆媳，妯娌之间，本剧则是婆媳、姑嫂制造的勃豁，杨天真与郑现实同为再婚，会遭遇加倍的摩擦，颧顸和无助。在新时代走老路的人看来，杨天真不可能得到平等。陈数必须要演出这份无奈，杨天真与郑现实的价值观，当然并不相同，这其中不仅有男女的区别，也有社会历练的差异，也是性格路数的不同。尤其是申年人的“上有的老、下有的小”都随时变化为X因素，局外人进而牵涉到再婚主人公的生活质感。新时代的家庭成员走邪路，除了亲情绑架再就是各种狗血式考验，对于钱和孩子，对于心存善意的女性造成进一步的困扰。杨天真面对这些难关，处处忍让、为他人考量，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知性女人遭遇烟火气的困境。其实编剧对杨天真和郑现实都很关怀，没有将杨天真描写的更“二”，郑现实也不是那么现实的可恨。
历史的经验——看电视剧《楚汉传奇》随感 废墨
大约是在高小时代，我就读了有关楚汉的传奇。当然不是通过阅读《史记》，那样文言文的历史著作我那时自然是读不懂的，是看一本通俗读物。书中的各个章节差不多都是用成语或者典故来命名的，比如：指鹿为马，学“万人敌”，破釜沉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韩信受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等。最使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本书里还有许多插图，就像经典的连环画系列《杨家将》《说岳》里的手绘，活龙活现，栩栩如生，那一匹霸王的乌黑坐驾，连长长眼睫毛里都透着英气。我想，这也许就是时下我留连于《楚汉传奇》这部电视剧的原因了。
电视剧《楚汉传奇》里，上述那些成语和典故都有，这等于让我温习了一遍历史。然而，温故而知新，这新便是让我对刘邦和项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少时对楚霸王是佩服和崇拜至极的。道理很简单，他符合我当时认知的英雄概念，而哪个男儿没有做英雄的梦想呢？
仅以项羽青少年时代的一“言”一“行”，即可见证这位力能扛鼎的异人是一位真英雄。一“言”便是：“彼可取而代之。”秦始皇出游，旌旗蔽日，声势如虹，少年项羽夹杂在人群里，目睹此情此景，本应屏声静气、目瞪口呆，嘴下流涎才对，不想这小子竞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口气大得很，声音也不低，吓得叔父项梁赶紧把他从人堆里拉出来，匆匆离开。一“行。”便是“学万人敌”。项梁让项羽读书，他不愿意学那“没用的”。项梁无奈，只好尊重他的意愿。他的意愿是要学“万人敌”。万人敌就是敌万人，就是古代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万夫不当之勇”。在我少年的脑海里，以一当十就非常了不起了，以一当万，简直难以置信！所以，英雄非项羽莫属。
然而，项羽是真正的英雄吗？英雄就是像项羽这样仅仅只是个“万人敌”吗？电视剧让我思考得更多。
其实，勇猛只是英雄一个方面的表现，且还要分场合，在某些场合是英雄，而在另外的场合可能就走向英雄的反面了，勇猛的行为是要具体分析的。项羽“破釜沉舟”那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反秦各路人马的斗志，使暴秦的士气顷刻间分崩瓦解，其勇猛是英雄的表现。而后来一切靠武力说话，谁不服他，谁反对他，他就以自己的勇猛去征服，甚至因为勇猛而好战，因为勇猛而滥杀无辜，这就连懦夫都不如。懦夫至少不会残暴，也不会去屠杀。而残暴和屠杀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吗？如果这就是人类生活目的的话，我宁愿“英雄”都死光，因为他们破坏了人类生活的和平和安静，他们使得人类生活变得不太平，这样的“英雄”要他们何益？
英雄，究其本质来说，应该是和平的卫士，是人类生活平安、幸福的捍卫者，是消灭残暴和屠杀的正面力量，而决非是残暴和屠杀的制造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项羽正好应该和刘邦换个位置——看上去像英雄的项羽并非英雄，而看上去不是英雄的刘邦却是英雄。刘邦懂得战争只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战争的目的是要去促成和平，如果和平能以非战争的形式解决，干嘛非要战争不可？因为战争是要死人的，刘邦不希望死人，如果非要死人不可，刘邦希望以少量人的死亡换取更多人的生存。在张耳与陈余打得死去活来，各自要置对方于死地时，刘邦就公然提出，以—个人的脑袋换万千人的生命，这件亨值得做。而项羽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愿意以万千生命换一个脑袋的人。这就是刘邦和项羽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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