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藏；双语教育；策略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主张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体的，在文化上是多元的。费教授形象的说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及特点“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主体民族外，还有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②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是发展双语教育的理论基础。
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国情所决定。藏汉双语教育是西藏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汉双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影响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民族经济的振兴。建国60年来，在党和西藏自治区的各项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新的发展又不断地向藏汉双语教育提出新的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意见》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加强双语教育。因此，藏汉双语教学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从民族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制定新的发展策略。
一、构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的课程体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性应渗透到我区民族教育的全部课程之中。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是相互交融影响的，都是多元一体双语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要避免产生民族本位教育和主体民族文化教育两个极端的、封闭的、狭隘的倾向。正如多元文化专家班克斯所说“由于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种族、民族、文化、语言和信仰多样性的日渐加深，面向21世纪的公民教育必须实现转型。多元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能够维持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忠诚，同样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共享的国家文化之中。没有多样性的统一性导致的是文化独裁主义和霸权主义，缺乏统一性的多样性则会导致文化的割据和民族国家的分裂。在民主多元文化国家，多样性和统一性共存于完美的平衡之中。”③
首先，西藏自治区应实行藏语文、汉语文并行的双语教学体系。教材编写内容应反映中华民族文化、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也应突出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在教材的编写上同样可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征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与价值，使其课程体系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也表现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课程，从课程计划来看，可以是学科课程，也可以是活动课程；从课程性质而言，既可以是必修课，也可以是一些选修课。
其次，在西藏基础教育改革中，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建立应成为学校课程改革的重要部分。以双语教育为主要特色的西藏小学教育,体现了这样一个弱点,就是在课本中缺乏与本地、本民族文化相关的内容。④本民族文化则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基础，早期的民族文化教育对学生的思维发展、个性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西藏丰富的课程资源的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实施，多元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建立，既能注重课程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适应性，又能注重课程与民族学生情感、思维发展的适应性，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学生文化背景、认知特征，最大化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双语教育的政府保障机制
（一）完善“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
国外研究发现，除非双语教育与政府保持一致，否则它们不会成功。翻开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几乎每个国家双语教育的长足发展，都与其双语教育政策法规保障、规范、激励与导向等重要作用密不可分。⑤
西藏的语言政策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一部分。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教育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我国的双语在平等、和谐的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同时这些政策也构成了西藏语言政策的主要内容,为西藏后来的双语学习和使用创造了条件。但西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还很落后，特别是西藏的民族教育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加快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制定和完善民族教育法律制度，以帮助和保障民族教育的发展。同时，应避免“一刀切”，教育行政部门应遵循双语教学的基本规律，依据当地语言、文化实际，制定符合实际的有弹性的适用与不同地区、学校的双语教学政策，使各级各类学校能依据本校实际灵活操作。
（二）继续加强对口援建工作
以先进带落后，以先进促落后，从而解决民族教育滞后的问题。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国工作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出发，决定在内地部分省（区）、市开办西藏班、校，实施全国支援西藏教育的计划，从1985年起，内地一些省、市陆续开始接收承担西藏教育的任务。教育援藏工作实行对口、定点、包干责任制。内地开办西藏班、校，这二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的作用，今后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开办西藏班、西藏中学，还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我区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地优秀教师的支教，教育、教学经验的交流，教学资源的支援等来加强文化的交流，教育的发展。
（三）加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资源管理
首先，继续加大双语教育经费投入。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在于对教育进行合理的投资。帮助西藏发展教育事业，改变西藏教育的落后状况，是国家的一贯政策，1951年至2010年，国家累计为西藏投入教育经费407.3亿元。从2006年起，西藏建立并完善了“财力省级统筹、预算核定到校、支出统筹安排、经费集中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施经费“校财局管”新模式, 免除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定量作业本；2007年，西藏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2011年秋季起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政策。除此外，将继续实施“三包”政策。1985年国家开始对西藏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和助学金制度，并先后10次调整标准，从2011年开始将享受范围扩大到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所有在校农牧民学生及城镇贫困家庭子女，标准也再次提高，具体为：二类区2200元/生/学年，三类区2300元/生/学年，四类区或边境县2400元/生/学年，使全区51.7万中小学生受益，政策覆盖面达到95%，极大地促进了西藏义务教育发展。
其次，继续加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各民族在民族语文教材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西藏自治区在和平解放就成了了民族教材编译出版机构，编译了大量的统编、协编和自编教材。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双语教材建设，尤其是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教材的建设。
第三，培养“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的师资队伍
1、加快师范院校改革。民族师范院校是培养民族教育师资的主要基地，为解决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师资缺乏的状况，扩大招生的数量，并根据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加大教育学科的改革，要加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联系，增强教育实习，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适应现今民族教育发展变化需求。
2、加强师范生多元文化素养的培养。教师要具有多元文化态度，知晓不同民族、群体的文化，利用多种不同方式传递不同群体文化，正视并公平对待不同族群学生差异，并引导学生在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族群文化，进而相互分享不同文化，帮助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文化、民族和全球性的认同，帮助学生获得跨文化能力。除此外，教师还是多元一体文化课程的设计者和行动研究者。所以，必须加强师范生职前多元文化素养的培养。
3、通过集中培训、分散培训、远程培训等多方式，加强对双语教师的理论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双语能力的强化、多元一体文化知识的丰富和双语教育理论和技能的掌握等。
4、给双语教师在工资待遇、晋升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稳定双语教师队伍。双语教师必须具备很高的专业素养、更强的教学能力才能胜任双语教学，难度比单语教学更大，付出的努力更多。所以，必须给予双语教师相对较高的待遇。政府部门和学校应予双语教师以优惠政策，尤其对长期在农牧区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双语教师，在职称评审、职位晋升、外出进修、学习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以稳定双语教师队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双语教师的队伍。
三、坚持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
在西藏自治区，几乎是全民信教。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藏族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是寺院教育。寺院教育在旧西藏有着重要的地位，寺院除了承担佛教发展、宗教活动的职责外，还承担着传递文化、培养地方官员的职责。寺院教育对藏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如以僧为荣的传统价值观念仍深深影响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国外势力的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也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因此，在西藏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要加强学生的 “四观”“两论”教育，使学生树立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促进民族教育顺利、健康发展的保证。
四、加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西藏的双语教育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对于西藏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也是少之又少，且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有限，多是一般性的事实归纳和基本情况论述及现象描述较多，缺少对民族教育的二重性的深刻理解和重视，且研究方法落后、单一，研究问题的视野狭窄，观念滞后。首先，鼓励教师解放思想，在双语教学过程中，积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教学来促科研，用科研来促教学，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其次，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是双语教育的重要特点，必须要加强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参考文献：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①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滕星著：《族群、文化与教育》，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第313-314页。
③ James A.Banks著 荀渊等译：《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基本原理、课程与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
（一）藏学研究之路
1、中国是藏学的故乡
2、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3、藏学的三个阶段：藏学的渊源－－－古代藏学；藏学的形成－－－近代藏学；藏学的繁荣－－－藏学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1、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形成
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
2、中国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1、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的鲜明特点
2、藏学研究为西藏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学术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1、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2、藏学成为国际“显学”
（二）国外藏学与现实的关系
1、竭力为西藏独立辩解
2、积极为解决“西藏”出谋划策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研究之路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的最主要的藏族聚集区，400多万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息和繁衍，中国具有辉煌灿烂的藏族文明，藏族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中国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是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藏学的兴盛时期。古代藏学具有神学史观与人文史观并存的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论。
（藏族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区别。藏族传统藏学以大小“五明”为研究对象；以叙述、阐释、注疏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探索的方法；以佛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文史哲不分家；撰著者为高僧大德。佛教神学史观和阐释注疏的方法是传统藏学的两大特征。传统藏学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藏族现代藏学在（研究领域和范围）、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与藏族传统藏学都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认为，现代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分类阶段和说明阶段。说明阶段即是原理、理论指导和科学预测阶段。可以说，现代藏学已经从记述、分类的科学，走向说明的科学。现代藏学的主要功能是说明和反思批判。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是现代藏学区别于传统藏学的两大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现代藏学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藏学。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与藏族传统藏学相对应的藏族现代藏学以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藏学的特点是唯物史观、无神论、政治性与革命性和人民性。）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中国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0世纪的中国藏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民族史阶段（1900－1949）；2、藏族史阶段（1949－1977年）；3、西藏学－藏学阶段（1978年至今）。前一个阶段属近代藏学，后两个阶段属现代藏学。而在现代藏学阶段中，“藏族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初步建立；“藏学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
中国藏学事业走向繁荣。80年代以来的20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文化的发展，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黄金，表现在：地方和中央级的藏学机构相继建立，藏学刊物纷纷创办，藏学人才茁壮成长，藏学研究、出版和翻译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藏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至2000年，西藏、四川、甘肃、青海、云南5个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区都建立了省级藏学研究所。后来，这5省区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5个省区的民族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民族学院的学报和5省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刊物。其中，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立，《西藏研究》、《中国藏学》和《中国西藏》的创办，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格局，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兴盛时期。
1998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西藏硕士点的空白。1978－2000年，22年中，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学者团结协作，以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20多年来，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翻译和出版3个方面：
科研方面。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区域研究都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出版了数百部藏学专著。这些论著的特点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几乎涉及藏学的各个领域；微观考证与宏观论述相结合；站在藏学的前沿，把握藏学的动态；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国际水平。把中国的藏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翻译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汉译，外文藏学论著汉译和汉藏文藏学作品英译。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学作品的汉译成就显著，所出版的藏学翻译作品近百种。这不仅促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世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中外藏学交流，都产生了重大。
出版方面。20年来，出版了数百种藏学著作，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尤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为代表。为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末，藏学的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藏学研究独树一帜。
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中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深化了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藏学的影响。藏学的学术交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学术交流。主要渠道为：全国性的藏学研讨会和工作会；区域性（省区）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藏学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国际学术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藏学研讨会，至1998年，已主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藏学讨论会，即199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同时还在拉萨召开了首届《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家出席第六、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单位和民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藏学论著的外译，国外藏学论著的汉译，这通过《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国外藏学动态》两种刊物和出版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体现出来。
中国藏学家通过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藏学讨论会，并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藏学论著，第一次走上国际藏学讲坛和论坛。外国学者到中国藏区考察和研究。中外藏学界的合作研究。
总之，藏族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藏族聚居区，拥有浩如烟海的藏学文献和大量珍贵的藏族文物，历代藏、汉学者的藏学论著车载斗量，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央对藏学事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藏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扩大了中国藏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藏学的国际地位，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已确立起来。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具有鲜明的特点。藏学是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不同的学科理论、指导思想、方法论、学术研究宗旨、学术传统、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藏学具有与西方藏学迥然不同的特点：
藏学的理论－－以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藏学研究的方法－－第一、藏学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注重实地调查和“参与”研究，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第二、藏汉学者密切协作，形成推动藏学发展的最大合力；第三、地方研究与中央研究紧密配合，优势互补，五省区突出地方优势，北京展开全方位研究；第四、文献、档案与口碑、实地调查材料结合；第五、藏学研究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党政部门结成特殊的关系。第六、藏学研究在坚持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藏学研究的重点－－藏学研究以西藏研究为重心，以历史和政治研究为重点。藏学研究的宗旨－－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摘要：西藏地区地广人稀，终身学习者有特殊的教育需求。本文通过分析终身教育体系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及西藏地区终身教育面临的自然制约、资源匮乏等特征，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依托当地高校，以自主拍摄视频资源和译制的互联网资源为核心，以空中讨论组建设为教育过程主要手段的适合当地特点的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
关键词 ：西藏地区 终身教育资源 信息化建设
终身教育是引领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在该理念指导下形成的终身教育体系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构建及追求的目标。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的更新不断加速，对社会成员的知识技能及素质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此不断扩展学习潜力，提高全面素质水平，培养终身学习思维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西藏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尤其在以牧业为主的地方，牧民逐水草而居，与内地具有固定居住及工作场所的特点不同。因此，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方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探索如何针对西藏当地的特点，构建和发展终身教育的教育资源。首先，阐释终身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及概念内涵。其次，分析西藏当地终身教育资源的需求特点，再次分析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形式。
一、终身教育的概念界定与教育对象
学历教育是国家承认其文凭的一种规范性教育，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的重要途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我国高校学历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在校生人数保持稳定且逐渐增长，教学和科研水平也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并逐步走向成熟。而其他教育形式的大规模发展起步较晚，在教育体系里与学历教育相比还比较薄弱。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这种其他教育形式是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构成的，虽发展薄弱，但在不断改革过程中仍取得了一定成绩。而终身教育无论是在理论内涵，还是在体系发展方面，还亟待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成人教育在我国发展的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就确定了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正在各种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等均是响应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成人教育的对象既广泛，又复杂。教育对象的基础参差不齐，教育形式也复杂多样，比如函授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教育等。
在继续教育研究领域，张伟远总结了我国继续教育对象的五种界说。这五种界说均是界定了具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在职人员。相对于正规学历教育，继续教育更倾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在职人员进行远程培训。同时与学历教育也出现一定融合，比如，教育部规定继续教育既可以包含非学历教育，也可以包含学历教育。
职业教育面向社会各个方面，面向各个阶层。既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教育，同时又强调依靠全国农科技网联和中央广播电视等渠道进行职业教育。因此，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既有交叉，又有区别。
远程教育的发展更强调以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为主要传播和组织形式的教育。在我国已经发展了有30多年的时间。普通高校和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主力军。
对于终身教育，目前的发展更多的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辨析。终身教育既可以看作一种理念来指导其他形式的教育，同时又可以作为一个体系，包含其他形式的教育形式。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教育战略高度，将积极发展继续教育作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点和突破口。
在战略角度分析，终身教育作为一个体系，是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及社会各阶层人民对教育需求的现实要求。
二、西藏地区终身教育的现状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占地面积 122 万平方千米，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 48.8%，是青藏高原的主体，这里的平均海拔在4000 米以上，其中海拔在5000 米以上的地区占西藏全部土地面积的45.6%，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有“江河源”、“生态源”之称。由于高海拔低纬度的作用，西藏总体气候呈现出高寒缺氧、复杂多变的特征，是我国、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调节区”。独特的生态系统促使畜牧业、农业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同时，考虑到独特的高原特色，当地政府对旅游业的推动发展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提供特色住宿、餐饮服务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对终身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终身教育在西藏地区仍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首先，以西藏大学为代表的当地高校在发展函授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贡献突出。西藏大学1998 年只招收了函授教育人数121 人，到 2010 年已发展到 5109 人，12年的时间增长了 12 倍多，发展迅速。然而，总体人数相对西藏地区整个教育需求而言仍是较少。其次，西藏地区地广人稀，导致农村人力资本非常匮乏。2010 年，西藏农村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劳动力占 48.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7%），比倒数第二的青海（20.5%）高约28 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2.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4%），比青海（10.1%）低7.7 个百分点；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更低，只占0.7%，突出反映了西藏农村劳动力低文化程度比重最大、而高文化程度比重最小的严峻现实。最后, 西藏地区教育组织力量和资源相对薄弱。当地高校只有6所，2所综合高校，1所是医学类本科院校，1 所师范专科学校，1 所警官专科学校，1 所高职学校。除了综合高校专业相对较多，其他高校专业均比较单一。由以上可看出，发展终身教育不但面临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也面临人文环境的制约。而现实的需求亟待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并完善，为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源素质提供基本保证，为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西藏地区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介绍，2007年底，西藏已有互联网站760家，互联网用户82800多户，网民约20万，占总人数的6%。西藏如今移动基站已达8300多个，手机用户达到80万户，可享受藏语寻呼以及藏文手机短信等服务。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率、应用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由此进入信息化时代。2012年，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建立战略合作框架，将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通过打造移动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开发等举措，推动建设西藏校园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现。西藏地广人稀，仅依靠手工处理和上门服务是很难实现人民群众特别是边远地区农牧民均等享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而信息技术能够随时随地地为终身学习者提供学习环境、交流环境以及问题求助的环境。因此，构建信息化的西藏地区终身教育资源时不我待。针对西藏地区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终身教育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1.建立以当地高校为依托的教育资源信息化中心，发挥其纽带作用。当地高校在发展本地终身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但体现在当地高校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这些学生回到各个地方后能够发挥联系和纽带的作用，同时还体现在当地高校教师与西藏地区各个地方具有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便于及时发现教育需求的趋势，并寻找合适组织者及时跟进。
2.建立以自主拍摄的视频资源为主体的终身教育资源。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成为终身教育最合适的信息化载体。考虑到西藏地区农村识字率非常低的特点，视频教育资源能够突破文字信息的限制，使得不识字的个体也能够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些视频资源最好以当地高校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下的拍摄为主，针对工作内容，如畜牧业中的牲畜疾病特征判断、基本用药常识。具体环境下的知识讲解对终身学习者而言，具有占用时间少、学习效果高的特点。这也是考虑到终身学习者本身既要工作又要学习的特点。
3.利用互联网公开教育资源，通过译制形成本地化教育资源。由于西藏地区，特别是当地农村地区高年龄人群，难以利用通常的英语及汉语等教育资源。依托西藏地区当地大学，对能够满足当地终身教育的急需互联网资源进行译制，从而为这部分人群能够掌握当今最新的知识提供便利的通道。
4.建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空中讨论组。由于终身教育者所在的地方相距较远，难以像高校课堂那样，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相互讨论深化学习。因此，建立空中讨论组，不但能够聚集一门课程的相关学习者，同时通过开放的空中讨论组，课程负责人也可以邀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解答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也能够使相关学习者建立友谊，相互督促，相互帮助，提升终身学习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终身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以及西藏地区终身教育的现状。考虑到人力资源匮乏及自然条件的限制，提出了当地终身教育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四点建议，以期为实际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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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关 键 词】西部大开发/馆藏文献/信息服务
1 西部大开发中的馆藏资源开发
在西部大开发的信息需求方面，图书馆是提供文献信息的重要源泉。图书馆累积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成果，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多少年来，西部地区图书馆经过大量采集、整理、加工，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馆藏文献体系，从而使其成为知识存储和信息传递的枢纽。这一点也是其它信息情报单位所无法比拟的。据2001年《中国图书馆年鉴》所载：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数已达2767个，其中西部1052个，占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数的38%；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总数39538.7万册（件），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馆藏总数9213.5万册（件），占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总数的23.3%；初步统计全国高校图书馆1100多个，其中西部高校图书馆总数为232个，占全国高校图书馆总数21.%。全国高校图书馆馆藏书总数46818万册（件），西部地区高校馆馆藏总数约10777.2万册，占全国高校图书馆藏书总数23%，全国科技情报和文献机构404个，西部地区119个，占全国29.46%，并存贮大量馆藏文献资源。
面对越来越多的纸质文献信息资源、网上信息资源与虚拟信息资源，图书馆只有加大开发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力度，才能适应目前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迫切需要，才能适应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
1.1 决策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实施西部大开发，决策是关键。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离不开文献信息资源，高质量的文献信息往往是制定决策的参考和理论依据。开发和利用这些文献信息资源，才能支撑和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
面对这种机遇，图书馆必须围绕西部大开发，充分发掘馆藏决策文献资源，建立决策文献资源阅览室，配备决策方面专业咨询人员，依据政府决策部门和各级管理人员对信息的需求，对各类信息资源进行重组、整合、分析与加工，再将整理后具有潜在价值的文献信息提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还可以利用计算机将大量网上信息编制成相关的专题目录，开展书目检索与定题服务。例如，可以建立《西部开发决策论证》、《方案实施预测》、《项目研究分析》等一系列数据库，为政府决策部门与各级管理者提供高质量的文献信息，当好决策部门的“参谋”和“助手”。
1.2 法律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要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手段来保证。因此，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法律文献资源体系势在必行。
图书馆应在做好收藏其它文献信息资源的同时，下功夫从多种渠道、多种途径与多种角度收藏和发掘法律文献信息资源。例如，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制定的有关政策、法规，包括保护生态环境法规、矿产资源相关优惠政策法规、土地资源优惠法规以及西部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法规等。图书馆要根据本地特点和结合本馆的实际情况，对馆藏的法律与法规文献信息资源加大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尤其要注意收藏本地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中相关法律文献资源，提供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使用，对急需的重点法律文献要优先提供使用与参考。使执法部门做到心中有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保证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任务的顺利进行。
1.3 经济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经济文献资源是整个西部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重中之重。对于西部企业来说，更需要大量准确、及时的产品信息、市场信息、科技信息、质量信息。
西部图书馆在加强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要注意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有重点、有选择地组织馆藏经济文献信息资源，要藏以致用。例如，陕西的黄土高原农业与林业、秦巴山区自然资源；甘肃的冰川、冻土、煤炭工业、节灌农业、钢铁与石油工业；宁夏的防风固沙农业、煤炭、水电工业；青海的矿产加工业、畜牧业、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皮毛资源；新疆的干旱农牧业、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棉纺织业等以及涉及一切经济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源，都应作为本省区图书馆收藏的重点，使经济文献信息资源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发挥出潜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1.4 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我国西部地区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各种文献信息资源丰富，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西部地区储存有汉、藏、维、蒙、彝、回、傣等十分丰富的民族文献信息资源，其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其它地区无法比似的。据统计，全国少数民族藏书量已超过3000多万册，民族文学图书和音像制品累计已达到5万多种，全国除中央民族大学建立的全国民族学科文献信息中心外，还有西藏民族学院建立的藏学研究资料中心、新疆大学建立的维吾尔学文献信息中心、内蒙古大学建立的蒙古学研究文献信息中心等。除此之外，西部地区图书馆重点选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关于民族问题的经典著作与论述、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少数民族各著要籍，还有各民族特色文献精品，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大藏经》，蒙古族的《江格尔》、《甘珠尔》、《丹珠尔》，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等民族文献理论成果。少数民族图书馆学、文献学、信息学、教育学丛书、民族经济学、民族教育学、民族问题研究出版物以及国内外少数民族研究著述刊物均应作为入藏重点。
上述多样性民族文献典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图书馆要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丰富的民族文献资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服务。转贴于
1.5 旅游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例如，有震惊世界的甘肃敦煌莫高窟文化旅游资源，云南的西双版纳热带森林资源，广西桂林山水旅游资源，四川峨眉山、乐山、九寨沟、青城山、都江堰旅游资源，陕西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西安碑林、法门寺旅游资源，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等国内外著名旅游景点。
图书馆应充分运用自动化、网络化技术，建立多媒体旅游文献信息资源系统，配置多媒体光盘，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快速提供多媒体信息服务。建立具有适应西部特色的名人、名胜、名景、名产、民风民俗等多媒体数据库，例如，已建成的《敦煌宝藏多媒体数据库》、《丝绸之路多媒体数据库》、《西南地区少数民俗风情多媒体数据库》等，不断将这些丰富的旅游文献信息资源推向全世界，弘扬西部文化。
英国文学向来不乏建构超现实环境的传统，不论远离尘世的乌托邦、幽暗恐怖的哥特小说世界，还是浪漫主义小说中理想的中世纪田园，均建立在与现实世界截然异趣的想象之上。而西藏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氛围与长期遗世独立于外界的特点恰好契合了英国文学由来已久的超现实传统。在英国文学的西藏书写中，“西藏”这个标签意味着种种神奇的想象。“西藏”似乎成为一个魔术盒，人们随时可以从中拿出令人惊奇的事物。如瑞士藏学家米歇尔·泰勒所言，“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英国作家洛桑然巴在西藏神秘化书写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通过虚构自身的生平经历给自己和作品罩上神秘的面具，也借助多种叙事策略构建起一个神秘莫测的超现实的西藏。
一、神秘作者的虚构文本
1956年，作为“一名西藏喇嘛的自传”的《第三只眼睛》（the thirdeye）在英国出版，作者署名为“洛桑然巴”。这本“自传”在出版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售出了30万册，两年内仅在英国再版达9次。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它多次被印刷，成为西方世界出版的关于西藏的最畅销的图书之一。“洛桑然巴”也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一生撰写出版了20多部与西藏有关的作品，其中除了《第三只眼睛》之外，还有《来自拉萨的医生》（doctorfrom lhasa，1959）、《然巴的故事》（the rampa swry，1960）、《古人的洞穴》（cave of the ancients，1963）、《与喇嘛一起》（living with thelama，1964）、《古人的智慧》（wisdom of the ancients，1965）、《西藏活佛》（tibetan sage，1980）等。至作者1981年去世，这些作品的销售量达400万余册。
那么，这位名为洛桑然巴的作者究竟何许人呢？他在《第三只眼睛——一名西藏喇嘛的自传》的“作者前言”中宣称：“我是西藏人，极少数到达这个陌生的西方世界的西藏人之一。”“作者前言”与“洛桑然巴”这个藏族名字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位来自西藏的喇嘛在讲自己亲历的事迹。随着他的作品在西方广为流传，作者的真实身份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同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1957年1月，作者未能出示英国伦敦警务处要求的中国护照或居住许可证；在1958年，奥地利探险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1912～2006）在聘请私人侦探对洛桑然巴进行调查后，将结果公布在同年2月的《每日邮报》上。调查结论表明洛桑然巴并非藏人，而是一位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其真实姓名为西里尔·哈斯金（cyrll hoskin）。他既没有去过西藏，也不会说一句藏语，“洛桑然巴的故事”完全出自这位水暖工的儿子富有想象力的虚构。
关于作者身份的谎言被揭穿之后，“洛桑然巴”不得已为自己的“藏人身份”做这样的辩护：尽管哈斯金的肉身没有去过西藏，但是他的精神属于西藏，他被一位西藏喇嘛的灵魂附身达7年之久，因此在生命要素上，他已变成了真正的西藏人。这一转变主要通过灵魂的转世而实现。
《第三只眼睛》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以自传体形式讲述“我”（洛桑然巴）的成长经历。“我”出生于拉萨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在“我”7岁生日时，家人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庆典，两位乃琼寺（nechung）的老喇嘛在台坛上宣布了“我”的未来命运：“这位7岁的男孩将进入喇嘛庙，经历持久的磨练后他将成为一名医僧。（此后）他还会经受一系列的艰苦磨难，离开故土，漂泊异乡。在丧失一切之后又从头开始，最终功德圆满。”
庆典之后，“我”做了简单的准备就去了药王山喇嘛庙，在这里经历严格的考验并开始艰苦的学习生活。才智出众的“我”在大喇嘛明雅顿珠（mingyar dondup）的亲自指导下接受秘法修行。在8岁生日那天，西藏的3位大喇嘛为“我”做了一项外科手术来打开“我”的“第三只眼睛”。手术痊愈之后“我”受到达赖喇嘛的召见并参观了布达拉宫的神秘地道。
“我”的学习生活非常繁重，除了要学习星象、草药、解剖、宗教修身、藏文、汉语、书法、数学外，甚至还要学习香料的配制。1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通过严格的考试成为一名医僧。在快满16周岁时，“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医僧晋升为喇嘛。紧接着“我”由达赖喇嘛亲自安排“中阴”（短暂的灵肉分离）仪式。经过3个月的准备和一段时期的严格斋戒与冥想之后，“我”由3位老年住持带领，通过布达拉宫下迷宫似的地下通道，来到一间黑色屋子前，这里停放着3具黑色棺材，躺着西藏古代几位神王的金色肉体。“我”和几位神王的尸体一起被锁在这间黑屋子里。随后“我”的灵魂脱离肉体游历到了神王们所创造的伟大的古代文明，在这个时空中，外来的行星撞击地球，原是海滨之地的西藏陡然隆起为寒冷的高原……“我”的灵魂漫游3天之后返回肉体，“我”就这样经历了死而复生。此后不久，“我”再次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召见，并遵照他的指示驱马奔向了中国内地，《第三只眼睛》就此结束。
《来自拉萨的医生》讲述了“我”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在内地帮助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军，被日军抓获并被押送去日本的故事。“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然巴的故事》——讲述押送“我”的日本船搁浅，“我”被一名年迈的法师救助后潜往莫斯科，途中被捕，后又遇车祸。康复后“我”又去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历经磨难。最后“我”决定放弃原来的肉身，将灵魂转世到一位英国人体内，这个被选中的英国人就是西里尔·哈斯金，“我”（洛桑然巴）灵魂转世后在一位出版商的鼓励下写下了“自传”。
二、被建构的神秘西藏
美国藏学家唐纳德·洛佩兹将洛桑然巴称为“西藏研究史上最大的骗子”。而这位“骗子”能在西方大行其道、招摇过市达半个世纪之久，说明这种建构起来的“谎言”恰恰满足了西方人对西藏的集体想象。洛桑然巴通过“自传体”三部曲营造出的迷宫般的西藏，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西藏人：神奇的超自然能力
在洛桑然巴的“自传”中，西藏的神秘性最集中地表现为西藏人所具有的匪夷所思的种种超常人的能力，尽管质疑洛桑然巴身份的人不乏其人，但是作品以“我”的视角讲述诸如灵魂附体、灵肉分离、开天目（第三只眼）、通神术、轻身术、传心术、隐身术等等亲历性的故事，还是很能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
洛桑然巴最奇特的经历莫过于灵魂转世的过程。作品中这位在西藏经受了各种考验和训练的藏人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后，将自己的业力植入那个被西方人抛弃的肉体，完成了灵魂附体的全部过程。而这位现实中的英国人西里尔·哈斯金在精神上成为了藏人洛桑然巴。灵魂既可以附体，同样可以与肉体分离，“我”也经历了这个《西藏度亡经》所关注的“中阴”阶段。除此之外，洛桑然巴还不吝笔墨地描述了“我”开天目（第三只眼睛）的神奇经历，并将“第三只眼睛”作为第一部小说的题目，成为吸引眼球的要素之一。
“第三只眼睛”一旦开启，就可以看到人的本来面目。每个人都有内在精神散发出的“灵气”，但只有开启了天目的人才能看到。“我”可以通过“灵气”的颜色、亮度等看出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它要比现代科技如x光照射、ct扫描更为便捷有效，不仅能看出人的疾病，还能洞悉人的内心。比如，一个心底纯真的人，他的灵气就像是一团金色的火焰，金碧辉煌；一个发怒的人，他的灵气像一股浓烟，不断地散发着红色的斑点和火花。而且，天目开启后就可以看到自己在他人心中的真正印象：“有的真的喜欢我，有的非常嫉妒我，有的对我漠不关心。”而天目的最大用途在于诊断人的疾病——肉体的和精神的。例如“我”和导师看到有人心脏上部有震动的彩线，就知道这人患有肺病；“我们”还看到一位商人的“灵气”带有时隐时现的斑点，知道这位商人想去欺骗别人；还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圣者，他的黄色的灵气上就有一些污点，说明他还是过于拘泥于经文，没有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西藏这块独具魅力的土地上生活着具有超能力的藏人。作为颇具想象力的西方作家，洛桑然巴在作品中不但描述了西藏人的种种超能力，还为这些能力设定了严格的使用限制，从而保证了这些超能力只用于正途，服务于善。他特别强调：在西藏，导师总要把他的学生人品道德放在第一位，不收邪道门徒，而这些能力都只能用来帮助别人，而不是用于牟取私利或者实现个人野心。这样，关于西藏的神秘能力的叙述也就不会演变为某些行为不轨的人利用这些超能力破坏世界之类的俗套之中。，
2、西藏：神秘而智慧的土地
在西方的神秘化书写中，西藏不仅仅生活着一群具有超能力的人，西藏本身也成为了世界的智慧中心。神秘、虔诚、向善、和平是这片神奇土地的主要特征，背后则凝聚着人类古老的智慧。西方人笔下的西藏，呈现出一幅截然有别于喧嚣的现代化世界的画面：安静、祥和、神秘、友善与和谐。西藏成为西方人心灵中的一片净土，一个与世隔绝、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奇特区域。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对西方而言，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观念群，它时而强调西方的优越性、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时而又将东方幻化为西方人眼中某种神秘的、不变的抽象存在。
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西藏是人类古老智慧的宝库。西藏人对人生的态度体现了一种对物质世界羁绊的超越。而喇嘛教与喇嘛寺院代表着一种至善的原则和理念：“喇嘛教是一种希望的宗教，相信人类有未来……佛教徒彻底忏悔罪障，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积极地改恶修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它带给众生皆可成佛的永恒希望。”“在西藏，喇嘛庙不仅是一个专供僧侣修行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自给自足、一应俱全的小镇。我们有完善的剧院为我们演出宗教剧和传统剧，有其他社区所无的乐师为我们演奏优美的音乐。有钱的僧人可以到店铺里购买食物、衣服、书籍，乃至奢侈品。有意储蓄的人，可以把钱存到僧院的钱庄里。所有的社区，不论是在这个世间的哪一部分，都会存在‘违法犯法’的人，这在西藏则由僧警逮捕，送交法庭，予以公平审判，有罪即交监牢服刑。我们有种种不同的学校，配合种种层次的心智发展，帮助聪明的男孩力求上进。”
在洛桑然巴的笔下，西藏的喇嘛是智慧和知识的拥有者。他们生性正直、天资聪慧，在经过严格的修炼后，成为拥有超常能力的人，也成为能够指导人们行动的人。他们不仅能够为人类带来并保存智慧，而且也能够将智慧传播到全世界。他们是人类的精神导师。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和现实宗教圣地的布达拉宫更被赋予神秘莫测的色彩。“布达拉宫位于一座小山之上，是个独立自主的山城，所有西藏的一切僧俗事务，都在这儿推行。它——这座或这组建筑——是全藏的心脏，一切思想和希望的焦点。院墙之内皆是宝库，城中有一块块的金砖，一袋袋的宝石，以及自古传下来的珍奇古玩。这组建筑至今虽然只有330年的历史，但系建筑在一座更古老的宫殿的地基之上。在此很久以前，山顶上面曾有一座要塞。在这座山（原本是座火山）地下的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洞穴，当中有许多小径向四面八方散开，其中一条的末端有一湖泊，只有极少几个特权人物到过那里，其他人只闻其说而已。”
然巴在虚构神秘湖泊的同时也虚构了一个位于布达拉宫下方的神秘宫殿。“我”为通过做寺院主持的资格考试而进行的短暂“中阴”之旅的地点也被选择在这里。
他们经过的甬道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又黑又窄的小径里充溢着一股霉味以及燃香的混合气味。甬道的尽头是一道沉重的包金大门。推开门“我”便进入一座隐藏的殿宇。那里弥漫着一种似乎不是人间所有的奇寒。那儿一片沉寂，细微的声响反衬出的是无边的寂静。当油灯被一盏盏地点亮时，“我”见到一些巨大的饰金雕像，其中一些被未琢的宝石埋住半身。一座佛像从黑暗中现出身来，雄伟的灯光照不到它的腰际。其他的形形色色的塑像亦隐约可见。在这个隐秘的殿宇中，还有一道掩藏得天衣无缝的暗门。进入此门，便是一条一直下行的狭窄、陡峭而又曲折的小径。在走过最后一条曲道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奇异的地洞——“一个金光闪烁的岩窟；里面尽是一层层、一块块的黄金。一层岩石，一层黄金，又一层岩石，又一层黄金：在我们的上面，在很高很高的上面，黄金的金光闪闪，犹如夜空的星星，折射着下面油灯的微弱光线。”
在这岩穴的当中，有一座闪烁发光的黑色屋子，里面放着3具黑色的棺材，棺上刻着奇异的花纹和符号。然巴就在这里开始了神秘的“中阴”之旅。
布达拉宫下方的宫殿，不仅神秘而且富有。岩壁上的奇异符号和图表，显示了古老神秘的智慧，而岩洞内的块块黄金，正好印证了19世纪之前人们对西藏“黄金之地”的描述，契合了西方人对于神秘西藏的丰富想象。无论这些描述是否真实，它都将西藏推向神秘化书写的极致。
洛桑然巴小说营造了一个虚构的神秘的西藏。而这个神秘的西藏形象在很多方面都切合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社会集体想象。西藏的宗教、秘术、黄金、地下宫殿等都是西方社会关于西藏想象的众多原点，洛桑然巴巧妙地连缀这些原点建构起西藏想象的巨大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洛桑然巴的“自传”在西方被视为了解西藏的非虚构史料，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最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对西藏的整体认知心理。
三、建构神秘西藏的叙事策略
西藏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成为构成西藏神秘化叙述的背景，但真正将西藏推向神秘的动力却来自西方自身因素。在推动西藏神秘化的过程中，《西藏度亡经》、神智会、洛桑然巴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些因素是如何共同构建神秘西藏的呢？
1、互文
关于西藏的神秘想象出现在西方不同的领域（如宗教、哲学、文学）和文本（如宗教典籍、小说、游记等）中，它们就像本文由收集整理是一张经过编织的网，共同构建出神秘的西藏形象。每个关于西藏的文本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维系这些节点的是社会集体想象。这种“集体想象物是张扬互文性的场所，因为它是有可能保存那些来自异国或本土的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序列、整段文章，并使之现实化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异文化形象总是建构在社会集体想象之上，而具体的单个文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相互吸收、相互转化、相互参照、相互牵连的关系。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和互文体系。但另一方面，关于异文化形象的叙述建构很难避免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倾向，从而很容易形成关于异族形象的套话。
唐纳德-洛佩兹在《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中指出，洛桑然巴的作品汲取了许多其它英文作品的内容作为养料，成为唯心论与神智论的一种混合体。洛桑然巴关于西藏神秘化的叙述建立在关于西藏套话的互文体系之上。事实上，关于神秘西藏的套话由来已久，诸如神秘的宗教、黄金之地、生死轮回、秘术、伏藏、雪人、和平、虔诚等等。洛桑然巴充分袭用了这些先前存在的关于西藏的套话，使其成为作品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书写西藏的一种叙事策略，洛桑然巴对互文网络中西藏套话的沿用和拓展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
在《第三只眼睛》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利用先前存在的文本作为叙述蓝本的创作轨迹。首先应该提及的是《西藏度亡经》，尽管这是一部藏传佛教经典，但是西方人通过书中的序言、介绍、前言、评论、附录和注释等文字，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这部典籍，从而使这部藏传佛教典籍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在描写西藏的互文体系中，这本书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正是该书的出版影响了许多书写西藏的文本，其中就包括洛桑然巴的系列作品。
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西方人从《古兰经》、阿拉伯文献中生发出关于东方人的形象定义，而西方书写西藏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达瓦桑珠与伊文思·温兹于1927年编译出版《西藏度亡经》之后，就有5本与之相似的著作出版。《西藏度亡经》从此成为引发西方作家西藏想像的重要来源。而洛桑然巴在《第三只眼睛》中关于生死轮回、灵肉分离、“中阴闻教”的想象明显地受到《西藏度亡经》的影响和制约。洛桑然巴的作品对这个文本进行了形象化的改造利用。除了《西藏度亡经》外，布拉瓦斯基夫人的作品也成为洛桑然巴获取灵感的另一来源。布拉瓦斯基夫人曾宣称自己通过心灵感应与西藏大师进行密切交流，而这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被改写成灵魂与肉体分离的灵魂旅行。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其它文本的影子。如西藏盛产黄金的传说、西藏雪人的传说等等。洛桑然巴将这些关于西藏的叙事全部融入到他的创作中。这种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对于大多数对西藏一知半解的西方人来说，他的作品简直是关于西藏最权威的叙述，因为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总会不经意地发现，他们对西藏的点滴认识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全部得到印证。
2、自传体
自传作为非虚构文学，其最突出的特点为纪实性。事实上，这也是自传写作与自传阅读盛行的原因之一。对作者而言，自传写作满足了作者表达自我的愿望；对于读者来说，自传阅读除了寻求人生偶像、寻求人生真理的功能外，还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或偷窥欲。因此自传写作的真实性一直是自传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伦理学角度介入自传写作和自传阅读就显得颇为重要。较之自传，自传体小说的笔调更为松弛，为了作品的艺术性可以对创作内容进行虚构性的想象。
《第三只眼睛》的副标题为“一名西藏喇嘛的自传”，同时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又郑重强调自己的西藏人身份。而且，洛桑然巴的作品在叙述上也完全符合自传的书写规则。自传往往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以“我”的身份讲话并置身于所描绘的现实之中。其中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同为一人，这时的叙述者“我”在历数“我的”经历时具有权威性。叙述者的威信一旦建立，读者在随后展开的故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为接受他所灌输的观点和解释，倾向于相信所有的叙述都是以作者的经历为根据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其真实性。这是第一人称叙事赋予的特权。洛桑然巴正是充分利用了自传体叙事所具有的可靠性叙述，使读者倾向于相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尽管这些叙述内容充满了神秘色彩，尽管洛桑然巴神秘的身份以及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世界让人迷惑。在该书第九版《出版者前言》中提到：“该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一些人怀疑其真实性，而许多人相信其基本属实，……”这就说明事实上有许多人还是对这一“自传”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是由于作者完全按照自传的叙事策略来创作，所以依然赢得很多人的信任。
唐纳德·洛佩兹曾做过一项读者对于洛桑然巴作品的信任度调查。他在没有告诉学生任何关于作者背景的前提下，让该系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阅读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在后来的研讨课上，学生们一致高度赞赏这本书。他们认为该书非常可信，令人印象深刻，要比他们先前阅读过的关于西藏的作品更逼真，更能在细节上让他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西藏”。当洛桑然巴的真实身份被告知时，学生一片哗然，但随后他们就努力想从虚构的故事中找出一些真相来，想知道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事实。他们提出很多问题：“藏人真的在做手术时不用麻醉，只需要调节呼吸和催眠术吗？”“僧侣们是否真的在一起吃饭时不能出声，而经典要被大声地诵读吗？”“是否西藏的僧侣都只吃素食？”等等。
可以看出，即使是对西藏有一些了解的学生阅读了《第三只眼睛》，都会将其看作是一部真正的自传，并且相信叙述的内容，更不用说绝大多数对于西藏只有模糊认识的普通读者了。可以说，该书受读者欢迎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它竭力让读者相信，自己告诉他们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故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这种带欺骗性的意图。洛桑然巴利用自传这种最容易建立读者对作者信任的叙事方式，成功地将这本出自西方人之手的作品变成一个来自西藏的藏人的作品。这种转变在该书的出版和销售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引起了许多藏学家对作者的质疑和批评。按照勒热讷的定义，“自传”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洛桑然巴的真实身份就很成问题，至少从侦探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得知他是一个水暖工的儿子，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英国人。
自传写作的真实性一直是自传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自传写作的伦理就显得颇为重要。作为自传，写作者就应该为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也应为读者负责。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无论是作者的陈述，还是文中的叙述策略，都表明了作者是在叙述真实的事情。当洛桑然巴的身份被公之于众后，他也就难怪会背上“骗子”的骂名，他的作品会被放置在虚构作品而不是传记的书架上。但不论怎样，应该承认作者通过自传的叙事策略成功地塑造了神秘的西藏，赢得（骗得）了众多读者的信任和青睐。
3、陌生化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技巧是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知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知觉的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予以延长。艺术是经验对象的艺术性的一种方式，而对象则是无关紧要。”他认为，研究文学的价值就应该研究文学的文学性，而文学性则体现在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技巧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已经熟知的事物熟视无睹，在感觉上近乎于一种麻木的状态，最为艺术的手法——陌生化就是要让人们从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中重新获得新奇感。比如不用大家熟知的名称去称呼事物，而是像第一次看到事物时那样去描绘它。因而“首次”和“描绘”也就成了陌生化的关键。
在洛桑然巴的作品中，陌生化的叙事策略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第三只眼睛》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展示然巴第一次进入布达拉宫所见到的新奇的情景：
明雅顿珠喇嘛打开一扇窗门，拿起一只裹着皮革的铜管，看来好似喇叭的一部份。他将这只铜管拉开，现出它的四个部分，一个套着一个。他看了我的表情不禁笑了一阵，然后将那个管子的一端伸出窗外，而把它的另一端举向他的面部。啊！我在心里想，他要吹奏一种乐器了。可是他却将它的这一端伸向他的一只眼睛，而不是放进他的口中。他转动了那个管子，然后说道：“洛桑，从这儿瞧瞧看，闭起你的左眼，用你的右眼。”我看了一下，几乎吓昏了头。一个人骑着马冲着管子奔向我！我向一边跳开，朝四下里看了一眼。房里除我之外，只有明雅顿珠喇嘛一人，而他正笑得前俯后仰。我怀疑地瞧着他，心想，他已把我吓住了。“法王说你是位秘术大师，”我说，“但你何必拿你的弟子开玩笑？”他笑得更加厉害了，示意叫我再看一次。我以相当的疑虑接过那只管子，而他则帮着略为转动了一下，好让我观看另一个景象。
作品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在洛桑然巴眼中，望远镜最初被误认为是一种吹奏的乐器，而通过望远镜中看到的景象则被看成是一种秘术的演示。第一人称有限视角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使得主人公的形象越发生动，越发吸引人，也极大地增强了叙述的真实感。
在这个从没有出过西藏的男孩眼中，玻璃和镜子同样带给他相当奇特的感受。
吃罢，明雅唐达普喇嘛带我走出我住的房间，走进这平屋顶另一端的另一个房间。让我深为讶异的是，窗子上面竟然没有油布，只是充以仅可目睹的挡风状的细致物质。我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了摸这仅可目睹的细致物。使我更为惊讶的，它是冰凉冰凉的，而且滑溜滑溜的！
这里，玻璃是“仅可目睹的挡风状的细致物质”，它的手感“冰凉”、“滑溜”，视觉上“清澈如水”。作者通过主人公充满惊奇的双眼，将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描绘得非常新奇。关于镜子的叙述也是一样，在男孩第一次看到镜子时，竟然没有认出镜子里那个面色苍白、鼻子显得突出、额头上还有一个大大红疤的“怪物”是谁。作者试图用这种陌生化的技巧使读者确信，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确实是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藏族男孩。
人们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复杂的，包括感受与体验。感受与体验的把握与传递是语言交往的一个基本内容和必备条件。感受的把握不同于理性的分析和经验的认定。后者凭借的是一种习惯化规则化的方式与途径，它使人们的感觉与知觉形成一种惯性与惰性。在这种惯性与惰性的支配下，客观事物与语言作品在人们的眼里都会变得熟视无睹了。感受则不同，它具有独特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感受；它还具有敏感性，客观世界的任何一点细小变化都能被人们体察入微地捕捉到，并通过修辞活动在语言上表达出来。正是这种语言表达，作者与读者才对世界对语言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新鲜感。
通过陌生化的叙事策略，洛桑然巴的作品在读者看来显得更加真实，加强了作品的“现场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使得作品及其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同时，陌生化增强了读者的审美感受，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可以说，陌生化是洛桑然巴在神秘化西藏的过程中运用的另一项重要叙事策略。
4、差异化
差异化表述也是许多书写西藏的作品所共用的一种叙事策略。文化的差异性使西藏形象以文学、电影、摄影等不同的形式为西方人提供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人们与一个迥异于自身的社会或文化相遇时经历的震惊性心理体验，被人类学表述为“文化震撼”。西藏壮观奇丽的地理特征，以及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人文表征所产生的“文化震撼”，既能捕捉文本接受者的想象，又能成为读者或观众与其遭遇时的内心预期。“文化震撼”正是西藏形象为众多读者喜爱的心理动力。毫无疑问，西藏引发人们普遍的兴趣、被人们迷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西藏形象所呈现出的地理的、族群的和文化的差异性魅力以及人们借此展开的想象，而对西藏差异性的渲染成为书写西藏的基本方式。
在关于西藏形象的神秘化书写过程中，与西藏地理的、人种的和文化相关的差异性表象及符号被挑选、判断、汇集和展示。西藏在这一过程中被各种文本表述、塑型，赋予各种自身无法归纳的意义。实际上，“再现”西藏的过程，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将“西藏”从其现实语境中抽离开来、接受文本的叙述策略重新审视的过程。“西藏”不再作为具体的真实的存在，而是文本叙述策略的创造物，散发着“差异性”的巨大诱惑。
当我们超越差异表述的具体文本，拨开笼罩在西藏之上的炫目光环，进入到对叙述策略的审视时，就会发现西藏的差异性是在与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相互参照关系中被凸现出来的，西藏被表述为西方文化的对立物，同时也作为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补充而存在。在西方书写西藏的过程中，西藏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在时空上，西藏作为一个远离西方世界的东方存在，这里永恒不变的是雪山、湖泊、牧民、僧侣、寺院、牛羊等等和谐静止的画面。西藏的叙事往往停留在过去。“传统”、“古老”、“神秘”等词语在反复的袭用下成为关于西藏的套话。西藏被赋予了与“现代社会”截然相对的意义。东西方的对比被放置在时间轴上展开，形成一种时间的落差感，对西藏的关注在很多情景下被置换为“现代社会”对自我的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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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前锋；知识界；康藏边疆地区；治理方案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5-0133-06
东北沦陷后，康藏边疆地区的战略位置显得格外重要，而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又非常紧张。如何治理康藏边疆地区，恢复中央政府与康藏边疆地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时成为国民政府和知识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来，学界在康藏边疆地区治理问题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权力博弈等方面，而对于知识界提出的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①本文试图以《康藏前锋》②作者群体为中心，分别从“康藏边地区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几个方面，对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疆地区治理方案作些梳理、分析和评价，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的康藏危机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的边疆便闹出不少的岔子来。”“在康藏方面，有藏军与刘文辉军队的交战，藏军的入犯青海省境，达赖喇嘛死后内部的纠纷等。”③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边疆地区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升级，加上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国民政府的无能，使康藏边疆地区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危机。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西康地区的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为争夺庙产发生争执，并很快演变为第三次康藏纠纷。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和中日矛盾的升级，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为迅速解决康藏纠纷，国民政府决定派刘赞廷等人到甘孜进行调解。国民政府的急切举动不但没有平息争端，反而促使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在康藏纠纷调解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将康藏边疆事务交给刘文辉处理。然而，刘文辉无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政府审查和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与地方政府签订《冈拖条约》《汉藏协议安置大金寺僧民办法》等协议。而国民政府不但没有追究双方的责任，反而默认了这种地方政权之间背着中央政府签订协议的行为。这不仅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而且体现了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在处理康藏纠纷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不仅为地方武装提供军火，而且在地方武装处于劣势时，居然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使得康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而复杂。为达到将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英国以充当调停人为幌子，唆使宗教上层势力中的亲英分子制造事端，试图将中国在地区的改称为“宗”。康藏纠纷的不断升级使康藏边疆地区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局面。东北沦陷后，为避免中英矛盾的激化，国民政府对英国的干涉居然采取沉默的态度。“属于中国，自然也是在中央政府手中，但不幸二十余年来，的旁落于帝国主义手中，至今尚未能恢复。”④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英国企图扶持达赖喇嘛建立一个受英国势力控制的傀儡政权――“大国”，使康藏“脱离中国之羁绊，然后可恣所欲为”⑤。由于内地与康藏边疆地区之间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国民政府和内地人士对康藏边地的情形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解。正如时人所指出那样：“除数十百年前所遗之几部古书，如《蒙古游牧记》、《圣武记》、《图志》、《卫藏通志》等外，一无所有。至近人著述，类多日记随笔，然亦寥寥三数册，且语焉不详，间有专著，亦不过辗转抄袭已耳。致事事隔阂，反成秦越相视之势，嗟嗟！自弃若此，藏事之败，非无故也。”⑥
为加深对康藏边疆地区的了解，彻底解决康藏危机，知识界纷纷通过创办专门研究康藏边疆地区问题的学术刊物，试图探讨康藏边疆地区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康藏前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众多学术刊物中的典型代表。“边疆问题之于今日中国，是非常严重的，它的问题的严重性，近几年来，是正在与日俱进着，而这种严重性的演进现象，促成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今日国难。”⑦知识界普遍认为，要解决康藏危机，必须首先了解康藏边疆地区的现状，不断消除汉藏民族之间的隔膜，寻找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
二、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清醒地认识到康藏边疆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把“化解康藏危机”“建设康藏边地”“团结康藏边民共同抗日”等视为当务之急，并从“康藏边地行政建制”“政教制度改革”“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
1.康藏边地建省论
为有效解决康藏危机，建立稳定的抗战后方，知识界从国防安全、国家政权统一、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系统论证西康建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康藏前锋》作者群体普遍认为，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门户，西康不仅是联系汉族和藏族这两个民族的天然枢纽，在汉藏文化传播和政治保障上均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加强汉族与回族之间的联系也有很大的关系。⑧“西康存，则中国安，西康亡，而中国危。”⑨《新亚西亚》作者群体认为，中华民族同为一家，沟通汉藏两族之感情，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促成中华民族的团结，实为当务之急。鉴于西康在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必须从速建省，谋求西康行政建制与内地同一，确保“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实行平等，待遇上不得歧异，以收民族团结之效”⑩。藏族人士江安西在《蒙藏周报》上发文指出，西康地处长江上游，进足以控制，退可以为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屏蔽，而由于、四川之间相距遥远，交通不便，一旦发生事变，四川却鞭长莫及，从“内保四川、外应”的策略来说，西康改省“尤不可稍缓者也”。董之学也撰文指出，西康位于四川与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英国加紧侵略康藏边疆地区之际，唯有在西康设省，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康地区的直接治理，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确保西南国防安全。彭丰根在《边事研究》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由于西康没有完成省制建制，中央政府对西康地区的治理能力非常有限，以致地方官吏、地方军阀横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为此，他建议中央政府应加快西康建省步伐。
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康藏建省的必要性，而且从“康藏划界”“康汉民族合作”“健全政治”“增加西康省区辖地”等方面，提出了西康建省的具体操作方案。一是康藏划界问题。康藏划界问题是历次康藏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划界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将来之纠纷，必有随时爆发之可能。”《康藏前锋》作者群体对此提出：依照清朝的《边藏定案》和康藏两方面协商通过的《冈拖条约》规定，凡呼图克图所管辖的地方全部归于管理，凡土司所属的地方全部归西康管理，同时将毗连于西康的云南、四川部分地区划与西康，以补西康的不足，完成其省区。这样的划定办法，虽然与西康原有领域相差较大，但兼顾到了康藏双方的利益，不失为解决康藏问题的折中办法，有一定的可取性。二是康汉民族合作问题。《康藏前锋》作者群体认为，加强西康与内地民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是西康建省中的一个重要前提。为此，西康建省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西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使边疆民众与内地民众平等并融为一体。三是健全政治问题。《康藏前锋》作者群体指出，中华民国建立后，西康一直缺乏健全独立的政治，其政治发展走向始终受制于四川政局，以致造成政局的长期混乱。因此，他们建议，通过西康建省刷新西康政治，推进西康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西康的政治局面不为其他邻近省份所牵制。四是增加西康省区辖地问题。叶秀峰、萧铮、洪陆东、黄季陆等人指出，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西迁，“外控”“内附川滇”“北通青新”的西康，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西康不仅面积不大，而且人口数量太少，这就严重阻碍了西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他们提议，将西康邻近的、经济基础较好的部分县划归其管辖，以此扩大西康管辖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促进西康经济发展，确保中国西南边疆的国防安全。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英国企图采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方法，在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使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殖民地化。与此同时，少数宗教上层势力也加紧分裂活动，并纷纷要求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与地区的关系因此变得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是实行“省制化”还是实行高度自治，这就成为舆论界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格桑泽仁、华企云、熊禹治等人赞成建省。西康人士格桑泽仁在其提出的《康藏设省建议书》中主张实行行省制，将改为前藏和后藏两个省，分别由达赖和班禅主持政务。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华企云赞同格桑泽仁等人的主张，认为康藏建省有利于巩固西南边防。他指出，因受英帝国主义压迫，达赖与一般藏民都有与内地改善关系的意愿，中央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机会，恢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正常关系，然后再徐图实现建省。他说：“康藏民众，对于改康藏为行省一节，已若久旱之望云霓！吾国为巩固国防计，为杜绝外人觊觎计，则西康虽已改为行省，而亦实有即刻建省之必要。”熊禹治也指出，为了抵抗外部势力的入侵，必须加快康藏建省步伐，否则康藏边疆地区将和外蒙古一样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新疆地区的回族势力不亚于外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地区的藏族，但其分裂现象并没有像外蒙古和那样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新疆已经实行行省制度，外部势力视其为中国之领土。东北三省如果没有建省的话，早就被日俄瓜分完毕了。他认为：“无论两藏建省，事实上能否于最短期间办到；但名称上，不能不及早定决。”然而，《康藏前锋》作者群体认为，英帝国主义者早已对远处西部边疆地区的虎视眈眈，面临着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巨大危险，因此，中央对于自治宜及早调查研究，确定基本方针。为了笼络上层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他们建议在实行高度自治。很显然，这种制度安排有可能激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削弱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之所以没有公开提出建省，而是建议中央政府尽快考虑自治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团结藏族人民共同抗战，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2.佛化教育治边论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纷纷建议充分利用边疆地区宗教的力量，采取“宗教的手段，教育的方式”，团结康藏边疆地区的宗教界人士，推动康藏边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万腾蛟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边疆教育应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通过发展宗教教育使康藏边疆民众了解边疆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无论是开发边疆经济、发展边疆社会还是巩固边疆国防，都离不开宗教教育。开发边疆的关键是获得康藏人民的大力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非从宗教教育方面入手不可。他认为：“边疆之开发，徒腾为口说而已，我们对康藏同胞信仰佛教，既是没有法子叫他们不要信仰，只好因势利导，在他们信仰当中想法革除他们的恶习，或渐渐减少他们的信心，吾人认为欲达此目的，由非从教育入手不为功――即是在喇嘛信仰宗教里面，加一种教育的意义，以取得他们的信仰，渐由信仰而改革他们的恶习，诚易举而收效宏。”
马裕恒在《康藏前锋》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要改进地区的宗教教育。他认为，为现代佛教之重心，要想发展地区的国民教育，必须首先解决的宗教教育问题。他指出：“盖教育略似往者西洋希腊罗马之经院派，喇嘛即学生，喇嘛寺即学校，且其教授方式，初级者均采注入式，高级者方始采辩论式，多不合教育原理，且政府又系政教合一，其课自仅佛学一项，又不能应用于政治方面，作者自不敢主张政教分野，但教育制度之应改进，课目之待增添，系事实之必需者也。”同时，马裕恒也就如何发展西康的宗教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除泸定之外，西康各县均在喇嘛势力范围之内，为发展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各县应积极创办宗教学校，经费由就地寺院支付，学生除学习佛经外，还应学习内地文化知识。他建议以康定巴安为试验区，渐次推广各县，并以此项宗教学校为推进地方行政之中心，以便减少施政上之障碍，并进而使一般边疆民众了解宗教上的真义，进而谋宗教上的革新。
此外，《新亚西亚》作者群体也赞成在推行宗教教育。他们指出，没有普通学校，教育完全属于佛教的事务，藏民子弟送入喇嘛寺学佛念经就是受教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教育方式。因此，他们建议，要在推进教育发展的同时，不但不应与藏族的发生冲突，而且要在教育内容上紧密结合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
3.康藏边疆地区政教制度改革论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纷纷宣扬“佛化教育治边论”，利用边疆宗教的力量来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团结全民族抗战。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边疆宗教与中华民族复兴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和谐之处，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格桑泽仁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的宗教势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革命的发展进程，但是长期处于外部侵略势力的觊觎之下，仍能维持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宗教的力量。他指出，喇嘛是社会的中心势力，几乎所有政权组织、经济事务和军事力量等无不为他们所操控，用政治力量强制藏族同胞不要信奉佛教不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会惹起他们的极大反感。他认为：“若能为他们解除痛苦，不用激烈的手段去干涉他们对于佛教的信仰，慢慢的领导他们走入国民革命的道路，他们一定会倾心服从的。”严格里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康藏边疆民众的、风俗习惯与内地人士不同，采用过激的手段立即改变其是行不通的。因而，他建议采用渐进的方法改革边疆宗教，内地人士应极力与边疆宗教势力合作，谋求边疆教育的发展，逐步提高边疆民众的文化素质，化边疆宗教改革的阻力为动力。他认为：“康藏同胞素来信仰宗教，我们起初改进教育切不可违反其信仰心理，失得彼等之同情，而起一种坏的印象，致使改进教育发生障碍，吾人知宗教在康藏同胞心理中视为神圣，吾人正宜利用此种心理以为改进教育之媒介，用缓进方法，以取此种迷信之心理，非谓不用革命手段即在斯也！”徐息澜在《边事研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西康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数千年来过于尊重神权。为促进西康社会的进步，必须对当地的宗教进行改革。同时，他又指出，为了国家的稳定又必须尊重宗教，并在此基础上培养边疆民众的内向心理，逐步改革边疆宗教。他认为：“今后治康形式上仍依组织，精神上实施欧美文教，不然全康社会及人民生活，必致根本动摇，为顺其心理，安其心灵计，尤须尊崇佛教，移其信仰宗教之心，而信仰政府，苟与之心理背驰，或从而摧残蹂躏，欲得康民之心悦爱戴，则忧乎难矣。”
4.康藏边疆民众改造论
从总体上看，康藏边疆地区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康藏边疆地区民众的国民素质相对比较低。这不仅不利于其国家观念的养成，而且成为严重阻碍全民族抗战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界，系统地提出了改造康藏边疆民众的一系列主张。
其一，增强康藏边疆民众的国民素质，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有署名“幼愚”的论者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康藏边疆民众因居住于落后山区，民性较狭，“又因文化落伍关系，不知政治为何物，更谈不到政治活动”，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不实行边疆民众的国民性改造，灌输政治知识，消除其狭隘思想，无法引领其走向参政议政的轨道。他认为，康藏边疆地区是国家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藏边疆民众理应享受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切权利，然其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参政议政能力，必须经过对“政治知能”的扶持、训导等程序，诸如振兴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改善边疆民众生活等，才能提高边疆民众参政议政能力，为边疆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淡化康藏边疆民众的族群意识，增强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刘景温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一个没有前驱意识的民族必定落后于世界潮流，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康藏边疆地区处于国家的西部边陲，康藏边疆民众浓厚的族群意识不利于康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康藏边疆地区和内地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差异：“非但有地域上之隔阂，而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各方面，既悬然有所不同。后此倘能开前进之途，使达于行径光明之道，若非培养而育成民族思想。”黄举安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康藏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相对比较落后，康藏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相对比较淡薄，而要想促进康藏边疆民主政治发展，实现康藏边疆社会的繁荣稳定，必须努力普及边疆教育，提高康藏边疆民众的文化水平，启发康藏边疆民众的爱国思想。他认为，只有加强康藏边疆民众训练，康藏边疆民众的生活欲望才能提高，康藏边疆社会才能进步，“且国家观念亦赖以养成，而民族意识亦可滋生发展”。凌纯声在《西南边疆》发文指出，康藏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比较缺乏，容易受外部势力的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为何物，对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他认为，中央政府应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思想教育工作，凝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志，以增强全民族抗战的力量。胡嗣春在《边疆半月刊》发文指出，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迁移固属必要，而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尤为重要，鉴于各民族之间的不同，很容易引发民族冲突，因此，开发边疆，实现边疆政治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通过“加强边民训练”以“启发他们的国家观念”。
其三，加强康藏边疆民众训练，提高他们的自治能力，防止外部势力干涉。有署名“文斗”的论者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西方侵略势力多年来对我国康藏边疆地区处心积虑，鼓吹自决自治，其目的在于奴化康藏边疆民众。而康藏边疆同胞受其麻醉者，“心目中几不知与内地有若何联系”，倘若我们不加强对康藏边疆民众的教育，提高康藏边疆民众的素质，训练其自治能力，就不可能唤起康藏边疆民众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马鹤天在《边事研究》发文指出，为了促进边疆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边疆民众自治能力，谋求边疆民众的实际利益，改善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必须“防止外人之煽惑，揭破侵略者之黑幕”。
三、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边疆治理方案之评价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结，加上中央政府与康藏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紧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为中心的知识界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加强边疆治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且有助于构建抗战大后方，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抗战胜利。
知识界提出的西康行政建制主张，为完成西康建省提供了理论和智力支持，打破了外部势力企图将西康划入“大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和领土完整。虽然知识界的建省论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付诸实践，但毕竟强化了与内地的一体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大康藏人民的国家认同程度，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知识界提出的“佛化教育治边论”，对康藏边疆宗教势力既借重又改造，试图采取分阶段的循序渐进方式来稳步推进康藏边疆宗教改革。他们主张加强对边疆宗教上层的笼络，利用其影响，将全民抗战观念逐渐渗透到康藏社会。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知识界的主张，对康藏上层政教领袖施以怀柔政策，对康藏宗教寺院、僧侣进行布施，对班禅等宗教领袖进行优待。知识界提出的“佛化教育治边论”，既坚持了最终禁止宗教干预政治与教育的原则，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可行性，在今天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知识界的边疆宗教改革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推动了边疆宗教的近代化进程，具有正面意义。国民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他们的建议，注重加强对康藏边疆宗教事务的管理，注重优崇康藏边疆宗教领袖，力图借宗教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康藏边疆地区的宗教改革，而不是采取立即废除宗教的办法。国民政府对康藏边疆地区的进步僧侣采取的一些优待政策，受到了康藏地区上层政教势力的欢迎与认可。这对于挽回中央政府在康藏边疆地区的政治权威，消除历史积怨，凝聚康藏边疆民众的向心力，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国民政府的边疆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知识界的舆论和主张。
知识界提出的改造康藏边疆民众国民性的主张，一方面是对五四启蒙思想家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启发康藏边疆民众“民智”，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民族危机的思考。这对于提升康藏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全民族抗战意识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西陲文化院；张怡荪；《藏汉大辞典》；藏汉民族
中图分类号：G12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79-06
西陲文化院是四川知名学者张怡荪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成立的私立藏文化研究机构，它与抗战前后成都、重庆两地成立的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并称民国时期四川“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张怡荪因实现其编纂藏汉辞典、“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1]的心愿而创办西陲文化院，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西陲文化院时期，张怡荪主持完成了包括编撰《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在内的多项学术研究，不仅奠定了建国后出版的《藏汉大辞典》之基础，也推动了内地人士对藏族文化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众多学者纷纷投身于西部民族研究的洪流中，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各科人士皆谈边疆” [2](P1)的风气。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在僧俗学者太虚大师和陈寅恪教授的影响下，张怡荪的学术研究重心由文学转向藏学，于1936年在北平约集一批愿意从事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和学生，筹备成立了西陲文化院，1937年5月开始工作。[3](P5)正当张怡荪等人决心在北平有所作为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失陷，西陲文化院的工作不得不中止。在院长张怡荪的带领下，西陲文化院同仁南下上海、香港，后在四川省政府刘湘的支持下，于1937年12月底从香港来到成都，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
一、西陲文化院正式成立
1937年12月，张怡荪携李荫亭、金鹏、李鉴铭、隋廷莹等人从香港辗转来到成都，在厅署街217号，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后来，院址多次迁移，先是迁至苦竹林街2号，后又迁至江汉路2号。[4](P169) 1939年春，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西陲文化院又被迫将院址迁到距成都八十华里的崇庆一个祠堂内。[5](P33)
西陲文化院挂牌之初，院内设备甚是简陋。文化院所用房屋是租用的，为了开展工作，添置了必要的图书设备，如从德格印经院购得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全套，同时购得《萨迦全集》一套，以及历代著名喇嘛的文集和重要著述。此外，还购置了全套汉文铅字，浇铸了一套藏文铅字，并且委托明光印刷厂代为培训了数名能排藏、汉两种文字的排字工人。至此，西陲文化院有了自己的小型印刷厂，其研究成果可以及时铅印，而不必求助于其他印刷厂。[6](P169－170)
西陲文化院的组织情况在《私立西陲文化院章程》[7](P839－840,440－441)中有明确规定。《章程》规定：文化院设董事会，由发起人及赞助人推举董事五人至十五人组织。另由董事互选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常务董事三人，主持院务。董事会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文化院设院长一人，由董事会聘任，掌管全院事宜。院内分研究部和事务部，研究部主持全部研究事宜；事务部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部设主任一人，部内分经籍、语文、地理三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各有研究员一人至三人，编辑员一人至三人，助理员二人至五人，均由院长聘任，组长由研究员兼任；事务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二人至五人，分掌文牍、会计、庶务、图书事项，均由院长聘任。文化院可招学习员训练。在征求社员前，以现有之发起人及赞助人为社员，所有经费由发起人、赞助人负担。经过推选，西陲文化院的董事会名单为：董事长兼常务董事为刘湘，常务董事为傅常和刘航琛，董事有乔毅夫、能海、张煦（即张怡荪）、熊训启、屈慈仁，张煦兼任文化院院长。
从《私立西陲文化院章程》规定的机构设置与所附董事会名单来看，西陲文化院似乎人才济济，但事实并非如此。西陲文化院的主要成员除刘湘、刘航琛、能海等挂名人物之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仅有院长张怡荪及少数人员。先后到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大概有：北京大学毕业的金鹏、王沂暖、李荫亭，清华大学毕业的贺华予，山东大学毕业的隋廷莹、李鉴铭以及四川大学毕业的祝维翰、张安住等人。廖廖数人对于研究部及事务部各分项工作的展开造成了很大困难。
国民政府时期，凡一学术研究机构成立，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立案，西陲文化院也不例外。西陲文化院在申请立案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帮助。早在1937年7月，刘湘为了促使张怡荪尽快将西陲文化院迁至成都，便授意四川省党部代西陲文化院向中央民众训练部申请立案。但民众训练部迟迟未予批准。一年以后，遵照中央宣传部《文化团体组织原则》及《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暨施行细则》之规定，西陲文化院向社会部申请备案，1939年1月得到批准。[8](P445)此后西陲文化院又呈请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9](P439－440)与其他西部科研机构相比，西陲文化院规模较小，在国内的影响也有限，对贯彻政策方针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而且，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忠实于政府的干部，西陲文化院则是要培养纯学术的人才，二者培养目标不一致，以致教育部对文化院的立案申请迟予批准。
二、西陲文化院的经费来源
西陲文化院的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自筹，此外还得到院董屈慈仁等人的资助，[10](P277)但更多资金是来源于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补助。
1938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遵照刘湘生前留下的指示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1.8万元。[11](P39) 1938年，在四川省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中，对省内学校及文化团体的补助总共14.25万元。[12](P39)在所有的补助中，西陲文化院获得了全部经费的近八分之一，不难看出四川省政府比较重视文化院的发展。
1939年四川省政府根据1938年按年补助的规定，拨给西陲文化院1.125万元。[13](P3)1940年四川省政府补发1939年欠西陲文化院的9000元，并拨给1940年度补助费1万元；[14](P443)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2万元。[15](P445－446)
1940年11月5日，张怡荪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当时的工作进展及编纂计划：（1）“本期可完成”编译的有《气象观测记》、《雅鲁藏布江流域勘测记》、《玛那萨罗瓦尔湖区域勘测记》、《梵文文法》、《辽金元史藏梵语溯原》、《藏文异名录》等书。（2）《蒙文大字典》之“初稿已就，正待修改完成”。（3）《藏文大字典》（《藏汉大辞典》之前身）则为“年来中心工作”，“即在明年全期，亦复专力从事。”西陲文化院并拟以若干工作人员，“亲赴康藏地域采取参定字典之书一百五六十种应用，以求完善”。张怡荪又向教育部叙述西陲文化院的经费状况：以前领到的教育部的经费补助，使“上年勉强度过”，但“下年百物更形奇涨，每石米价，由二三十元，涨至二百元左右，其他可以想见。纵使将钧部第二次补助费领到，尚差数千元，实在难以弥补。似此情形，明年一年，更难度过”。根据实际情形，张怡荪在呈文中向教育部申请补助拟定的三项预算开支，计达10.6万元，其中用于“维持最低生活”之经费达7.2万元，[16](P441－443)占总预算的67.9%。由此可知，尽管西陲文化院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自筹，但在战时特殊经济条件下，自筹资金不能满足各项工作之需，故更多的是依赖政府补助开展研究工作并维持生计。
张怡荪报告工作情形及申请补助的呈文提出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1年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2万元，四川省政府补助1.2万元；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陲文化院补助2万元。[17](P446)这些补助金额不仅与张怡荪的预算总额相差不啻霄壤，且仅就用于“维持最低生活”之数而言，尚不足预算的三分之一，其悬殊之大可以显见。况且，受战时物价变动关系之影响，当时纸币的面值与实值之间的差额甚大，因此这些为数极少的补助，根本不能满足西陲文化院研究人员的生活之需，更不用说顺利开展编译、编纂以及出版等工作。
从1942年开始，西陲文化院的研究人员因生活困难，相继离开以谋出路；加之经费不足，致使西陲文化院未能照原计划编译、编纂并出版成果，然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是否继续提供经费补助之借口。1943年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呈文中说：“编辑工作虽难急遽著效，顾三年来竟无相当成绩表现，本年度本部对该院是否补助，正考虑中。” [18](P445)所谓“正考虑中”，实为停止补助之委婉语。
由于得不到资助“以维持最低生活”，并开展各项编译、编纂、出版等工作，到1943年夏，西陲文化院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张怡荪在严重危机中亦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经任乃强引荐，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
三、西陲文化院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西陲文化院在成都正式挂牌前，已出版《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这也是西陲文化院出版最早的两本书。它们的出版，极大地鼓励了张怡荪及西陲文化院同仁，继续努力开展各项编纂和研究工作。
在厅署街办公不满一年，因形势需要，西陲文化院迁至苦竹林街2号。由西陲文化院编辑的《藏文书牍轨范》一书就是在该地于1938年7月出版的。8月，由张怡荪领头，西陲文化院同仁将外国人所编之字典整理编辑为《汉藏语汇》出版，此书“为说汉语者习藏语最方便之语汇”。[19](P48)
《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以及李荫亭主编之《汉藏字典》，是西陲文化院1938取得的主要成果。同年底，在西陲文化院将院址迁往江汉路的同时，出身于北京大学的王沂暖加入西陲文化院。[20](P32－33)他的加入对文化院的编纂出版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11月，日本空袭成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皮房街春熙路全被炸毁。江汉路与皮房街相距咫尺，西陲文化院自是无法继续工作，被迫于1939年春迁至距成都80华里的崇庆县一祠堂内。尽管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受时局影响西陲文化院屡迁院址，但这种情势并没有对所有人员的工作热情造成太大的影响。1939年西陲文化院得到四川省政府的补助费1.125万元，依靠这些经费和文化院同事自筹的资金，西陲文化院在该年出版了《藏汉译名大辞汇》，绘制了《西康省地图》。
《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汉藏字典》、《藏汉译名大辞汇》等书的出版，加上此前付梓的《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为以后编纂《藏汉大辞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西陲文化院还积极投身于编译外国人藏地探险书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野心的暴露，国人尤其是从东西洋留学归来者纷纷翻译西人所写藏区的著述，如晚清《外交报》对英、俄报刊涉藏新闻报道的翻译，“四川调查会”对日本人太田保一郎所著《》[21]等书的翻译，民国中期四川大学教授李思纯对民国早期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Gore）的游历著作《川滇之藏边》的翻译等。这些翻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藉翻译以揭露西方列强之行径，熟悉外国人了解之概况，使国人明白有何处可受启发及借鉴。张怡荪、祝维翰等人积极编译外国人藏地探险书籍，也是出于类似的忧虑。经过西陲文化院全体研究人员的努力，于1940年底大致编译成六本书：《气象观测记》、《雅鲁藏布江流域勘测记》、《玛那萨罗瓦尔湖区域勘测记》、《梵文文法》、《辽金元史藏梵语溯原》、《藏文异名录》。[22](P441－442)
西陲文化院编辑这些书可为研究边疆者提供方便，进而为巩固边陲略事借镜之功，凸显其致用之目的。但终因经费及战争等缘故，未能正式出版。虽然这不过是他们所完成的工作中的一部分，亦足以向世人展示其突出成绩。
四、《藏汉大辞典》“脱稿”初成
正当西陲文化院的工作取得初步成绩时，院内工作人员李荫亭和李鉴铭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开，给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增加了难度。为了早日编成《藏汉大辞典》，西陲文化院急需吸纳有较深藏学修养的学者。1940年，经过张怡荪的缜密考察，曾经就读于四川大学的祝维翰被吸收到西陲文化院工作。[23](P42)祝维翰的加入，对隐现人才危机的西陲文化院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祝维翰到文化院后，院长张怡荪便委以重任，即将印度藏学家达斯编成的《藏英词典》之英文部分译成汉文，并制成卡片。当时抗日战争转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日本飞机对后方城市狂轰滥炸，工作环境异常艰苦，而祝维翰“潜心致志，努力工作，不为恶劣的环境扰乱工作情绪。每当空袭警报时，他就收拾稿件背着辞典，跑出城外暂时躲避，待警报解除后，又回城继续工作”。[24](P42－43)恶劣的环境下，祝维翰完成这项工作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既体现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又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西陲文化院之“精力所萃，尤在字典”。[25](P442)至1940年，编辑已久的《蒙文大字典》初稿已就，正待修改完成；而作为中心工作的《藏文大字典》（《藏汉大辞典》之前身），院长张怡荪决定从1941年开始专力编纂。
西陲文化院编纂的《藏文大字典》资料来源有：其一，搜集清代所成之“汉藏文字对译文书”；其二，翻译收集的多种外国人所著之藏文字典，；其三，“采取学术上习用术语，将藏文典籍，择其术语广博之书，推求汉文，详录采用”；其四，“将密教典籍与汉文对勘”，“择取其中汉文所有者数十部，将术语对出采用”；其五，补充以上诸书所没有的“民间习语及地理经济等用语”。西陲文化院要将最近十年来收集到的藏文、外文书籍与辞书进行翻译、对勘，历时之久，工作难度之大不难想见。尽管张怡荪对已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以现成书籍、辞书为基础编纂藏汉辞典。他认为编纂《藏文大字典》，非“亲赴康藏地域，采取参定字典之书一百五六十种应用，以求完善”不为功。其原因在于，“字典工作，包括万象，所有疑难，势非到彼，觅人咨询，难求解决”。[26](P443)有鉴于此，张怡荪决定以西康之康定、巴塘、甘孜、德格等地为中心，派西陲文化院内熟谙藏文人员亲赴各地调查，搜集资料以充实辞典内容，希冀克期完成编纂《藏文大字典》的任务。
其实早在1940年夏，张怡荪已派王沂暖等人前往西康地区搜集编纂《藏文大字典》所需之材料。王沂暖等人于6月中旬到达西康，在克服高原气候带来的不良反应之后，对当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于1941年返回崇庆县，继续编纂资料。
不过，此时西陲文化院也逐渐受到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的影响。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受战争影响，国内经济状况总体下滑。这年是抗战以来全国物价变动幅度最大的一年。在成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物价大幅上扬，纸币贬值，物价总指数较1937年上涨了近17倍，到1942年又比1941年上涨了2倍多。[27](P310)一方面物价在暴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陲文化院的资金补助却相当有限，以致西陲文化院已经面临“断炊之虞”。[28](P33)这种情况影响到了西陲文化院工作人员的生计，有家庭负担的人纷纷离去，辞典编纂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由于现实环境的逼迫，张怡荪不能阻止研究人员的离开，但他仍然处处以身作则，鼓励同仁坚守自己的岗位，期以完成余下的辞典编纂工作。1941年4月张怡荪又派祝维翰等五人入康考察当地民风民俗。[29](P446)1942年，考察人员回到成都，带回了大量实地考察资料，他们用这些资料补充《藏文大字典》，终于使其在1942年“脱稿”。[30](P33)
五、西陲文化院活动结束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藏汉大辞典”的脱稿初成是西陲文化院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标志。但自1942年《藏汉大辞典》初稿完成后，西陲文化院的研究人员便因资金不足相继离开，影响到辞典编纂工作的正常进行。1943年夏，针对人员不足、经费无着等现实处境，为了维持其继续存在以期完成编纂藏汉辞典之心愿，在友人任乃强的帮助与张罗下，张怡荪决定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同时，为了解决学员们的学习问题，张怡荪不得不放弃“西陲文化院”之名，以“西康边政干部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办理学员班，“西陲文化院”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
不过，在1943年到1945年间，原属西陲文化院的四位研究人员――张怡荪、祝维翰、隋廷莹、张安住，为了不使《藏汉大辞典》无疾而终，在人员不足、经费困难的不利条件下，在以前编纂的辞书基础上，继续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汉双语词典，于1945年12月汇编成一部《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成十大册。[31](P109)《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因西陲文化院资金不足终未出版，但此书价值不容忽视：它既是解放前运用语种资料最为丰富的藏汉辞典稿本，为建国后张怡荪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之蓝本，又与民国时期其他藏汉辞典一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科学意义上的藏文辞书初步形成的标志。
张怡荪等人编成《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后，不仅《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告一段落，且“西陲文化院”的各项工作也因研究人员不足及经费枯竭而无法维持，遂于1945年底宣告结束。
尽管西陲文化院存在时间不长，研究人员也颇少，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如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等川内藏学研究机构大，但其在推动汉藏民族学术文化交流、培养藏学研究人才以及编译外人书籍等方面的意义重大，对于今天民族研究或可提供某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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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29] 教育部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过．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9] 丁实存.康藏书录解题续辑[J]．康导月刊，1943.5（7，8）．
[21]（日） 太田保一郎.[M]（原由日本秀光社出版，“四川调查会”汉译），为四川调查会印刷本，光绪33年9月15日印刷，17日（1907年10月23日）发行，22开，共107页。
[23][24] 黄显铭.《藏汉大辞典》副主编祝维翰[J].辞书研究，1986.（6）.收入：黄显铭文存（未刊本）．
[关键词] 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经济系统；乡村旅游地；西藏
1 国内外经济效率问题研究趋势
2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研究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研究逐年升温，然而已出现的相关报道中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切入，例如关于旅游城市经济效率、酒店业经济效率、景区经济效率测评等。需要指出的是，西藏旅游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应当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因素，例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方面。因此西藏乡村旅游问题研究同样应当关注矛盾的特殊性，不应以经济的增长为导向、在经济增长方面追求与内地相赶超的模式。本文从西藏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梳理，同时述评了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是否构成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进一步构建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2.2 实践意义
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藏陷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相比，西藏经济发展滞后，GDP总量与人均GDP水平很低；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16]，乡村旅游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大；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生产方式与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幸福指数水平较高[17]。总体上看，西藏农牧民对于物质生活的欲望较低，但对于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注较高。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积极鼓励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研究有助于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与乡村旅游经济是否良性运行；将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纳入经济效率测评理论模型，旨在探讨和解决西藏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是关注经济的片面增长，而是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绩效水平。
3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1 生态效率
在政策方面，世界各国都已重视生态文明问题；在我国，党的十八大首次在政治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单独成篇部署并写入《党章》，提出塑造“美丽中国”的理念，阐释了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的内涵。西藏自治区“十二五”科技规划也明确提出“加强西藏生态保护，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延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农牧区旅游创收。
无论何种类型的西藏旅游目的地都要以生态环境为依托，西藏乡村旅游的开发在西藏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背景下不断演进的，迄今为止西藏乡村旅游实践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目前西藏自治区虽然没有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进行过专门统计，但是从西藏全区的旅游接待人次数方面可以看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接待设施逐渐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也逐步提升。同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方面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旅游旺季时期过多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旅游垃圾污染、交通工具尾气污染、噪音污染；游客对目的地植被的践踏、采摘等方面的破坏。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应为乡村生态旅游，目前无论是在实践层次还是理论层面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该问题。从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来分析，西藏全区的生态十分脆弱，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目的地也打出了“乡村生态旅游”的旗帜，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造访乡村社区的外来旅游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伪生态旅游者”。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效率研究过程中必须关注生态效率问题，因此生态效率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首先要提高目的地的生态效率。 一直以来，生态效率作为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在生态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领域被不断推广。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焦点集中在生态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方面，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所处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旅游研究领域，关于目的地自然生态的研究着墨较多，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生态足迹的测算与模型的优化、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率研究以及生态旅游目的地碳足迹测算成为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态研究领域出现较为频繁的关键词。
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以及不同领域中一些新兴问题的萌生，生态效率测评方法也得以丰富与发展，其中典型的测度方法例如：经济/环境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和生态拓扑方法）、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等。在内容方面，生态效率延伸到了农业生态效率、工业生态效率、旅游生态效率等方面。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在生态效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区域、国家、省域等大尺度以及城市、企业、景区、社区等中小尺度的生态效率测评中均有体现。尤其是研究小尺度范围的生态效率问题时，生态足迹研究方法可以弥补统计数据不足所带来的缺陷。从研究尺度方面来看，旅游生态足迹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研究较为适用。由于绝大多数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缺少统计数据，因此自上而下的通过查阅地区统计数据调查方法不再适用。
3.2 幸福指数
从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来看，西藏许多地区的人文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缺乏较为系统化的研究。学者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等角度探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带来的影响，人文生态系统虽然与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但在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人文生态系统更为脆弱，人文生态系统所遭到的破坏往往表现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人文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研究工作比较困难。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反应了旅游目的地居民身心是否正常，其精神文化生活是否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幸福指数是诊断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的研究人员提倡将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引入到藏区经济发展评价之中[18]。与GDP相比较，GNH更加注重综合地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倡均衡增长与生态保护，强调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和学习的热潮。因此关于GNH的研究经历了从“主观幸福感”到“幸福指数”的历程。关于“幸福”的研究逐渐趋于客观化、定量化发展。出现了关于GNH核算体系的构建研究、GDP与GNH的有效性比较分析、基于研究个案讨论的实证研究等。所以，西藏经济的发展应当考虑非传统的发展模式，摈弃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走跃迁式的发展模式。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应当遵循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适度开发的旅游开发模式，关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情况，在经济效率测评过程中关注人文生态健康情况，将幸福指数纳入经济效率测评体系之中。实践表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现象，即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与同收入水平之间并非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经济效率研究不能追求以GDP为导向的模式，而应当重点关注人民的幸福，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GNH替代GDP，构建经济效率测评模型。
3.3.1 旅游产业技术效率
如果将旅游产业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那么该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即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衡量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管理与技术水平，同时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目的地来说，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目的地的经济效率水平。
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相对国外的研究较晚，且研究重点与国外有所差别，主要侧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如何将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测评相联系，是经济效率应用研究与旅游产业研究领域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纳入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评模型，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对提升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优化目的地生态环境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测度方面，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基本停留在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技术效率测评方面，较少的研究提及旅游产业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作为“绿色生态经济”和“体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改善目的地民生具有积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等特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实现农牧区产业的合理转型，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3.2 农牧业技术效率
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同时，农牧产业通过产业耦合和产业链增加了满足游客需求的观赏功能和餐饮功能，农牧产业一部分价值通过旅游活动运营以及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耦合联动得以实现。因而，农牧产业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运行系统中不可或缺。
合理平衡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兼顾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保证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健康发展是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根本目的。因此，农牧业技术效率同样构成了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成分。
3.3.3 农村基础建设水平与经济效率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建设水平对旅游活动和农牧民生活都有一定影响。对于旅游活动，大量游客涌入乡村旅游目的地，必然需要完善足够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要；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会翻修或重修部分民居和其他民族建筑，并保持村容整洁；设施的质量是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消费水平，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济收益。对于农牧民，通过旅游经营使得他们走上致富之路，为自己的生活改善各设施的条件和档次，让自身在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逐渐增加从事旅游经营的动力。 4 结语
总的来说，乡村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以乡村旅游产业为中心，以农牧业为支撑，以生态系统经济和谐发展为健康监测指标的系统。该经济系统中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存在双向耦合作用，因此合理调整乡村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比例、优化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提高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也是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的重要举措。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系统中存在生态系统循环过程，因而提高生态效率也是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乡村旅游活动对人文生态系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该影响可以通过幸福指数来体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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