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侨乡；炫耀性消费；消费文化
[作者简介]卢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17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117―03
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上升的世界，国际移民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系纽带。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具有巨大的潜在流动人口资源，承担着国际移民浪潮中移出国与接纳国的重要角色；与源源不断的跨国迁移相伴而生的是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何为“侨乡”，学术界均认为这是当代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刘朝晖，2002；李明欢，2005)，用以标识那些曾出现过较大规模出国移民潮的乡村。
一、概念引入与界定
国内外有关侨乡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提及移民在异国他乡立足甚至有所建树后，总会在返乡时以有意无意的炫耀性消费向家乡人展示其“成功”，以提高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在对温州地区主要侨乡的实地考察以及自身在温州移民主要移居国荷兰的经验的基础上，李明欢(1999)较早之前就从相对失落、炫耀性消费等学理性层面，对温州移民现象与潜在移民群体的心理进行研究，以考察侨乡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如何对移民潮推波助澜。她认为，侨乡潜在移民群体的“相对失落感”与侨乡人习惯性地将身在异域的奋斗者作为比较群体有关，并因为后者的“炫耀性消费”而使“失落感”更强烈。而王春光(2002)则将“炫耀性消费”与“相对失落感”嵌入到移民网络之中进行探讨，并从行动选择层面来解释温州侨乡现象，认为温州侨乡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社会网络对行动路径的影响造成的，而炫耀性消费和相对失落感仅仅是表象。
以上两位学者在研究中对于侨乡“炫耀性消费”的阐述无疑为笔者进一步探讨迁移大潮下当代闽浙侨乡之消费现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也直接触发了笔者试图以“炫耀性消费”为切入点，研究包括消费结构、习俗和风尚在内的侨乡文化对于消费的多重影响，以及具有闽浙地方特色的侨乡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最终回到对“炫耀性消费”之利弊的理性思考，以期为构建侨乡的和谐理性消费提供某些参考。
在正式进入主题前，有必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炫耀性消费”的理论渊源进行简要介绍。
“炫耀性消费”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首次提出的，意即人们通过带有浪费特征的消费来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并获得荣誉；同时，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在探讨文化与消费的关系时，也将之看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本文以侨乡文化来解读消费现象、进而探讨消费文化的尝试也是有章可循的。
二、解读“炫耀性消费”
在消费文化研究中，仅仅把消费作为某一时期各消费链融合作用的结果是不够的，消费研究必须同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与许多具体的研究相互借鉴。因此，抓住“侨乡”作为一个特殊概念所体现出的特有文化特征，能够为我们更清楚地透视某些侨乡行为提供有力的文化解释。可以说，当我们将侨乡特殊情境下的消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时，侨乡文化的边缘性、草根性、跨界性等特征对于探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展现侨乡消费文化具有深层意义。
(一)炫耀性消费的经济层面解读
闽浙在地理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处于边缘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政治上的边缘性与经济上的落后性，使得侨乡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去边缘性”，期盼能以某种方式为华夏正统所接纳认可的想法，但凡可能，还想脱颖而出，引领潮流。于是，千百万普通跨国迁移者将冒险跨海行动作为他们特有的一种投资与回报的经济行为。作为侨乡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大量侨资侨汇，不仅解决了留守眷属的基本生活消费，而且为家乡的修桥修路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物质财富的迅速膨胀，因为主要劳动力的缺失而形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也在侨乡中逐渐蔓延，更有甚者，通过带有浪费特征的消费来显现自己所拥有的财富。
在侨乡，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在其活动的社会范围内形成的，人们追求的也是在这个范围中的地位和声望。那些早年出国的人，一旦回到家乡，就通过一定的消费、开支和其他做法，来显示自己今非昔比的变化，来彰显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出国前在家乡没有什么地位的人，一旦回到故里，就千方百计来提高其社会地位。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投资渠道，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将多余的钱用来“斗富比阔”。笔者在马尾亭江镇调查时，见到的最多是矗立于村庄主干道两旁的空置小洋房，据当地人介绍，这些小洋房的主人都是归国华侨或仍在国外打工的人，洋房盖得越高越阔气，越能显现这家人的经济实力。可以说，一掷千金的派头，空置的楼房，奢华的墓园，已在侨乡移民有意无意的炫耀性消费中成为他们“去边缘性”、向世人展示自己“成功”、弄潮于主流文化之中的标志。
(二)炫耀性消费的文化层面解读
从经济层面对侨乡炫耀性消费的原发动机进行探讨后，我们不禁要问：具有侨乡特色的炫耀性消费是以怎样的消费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呢?当今社会，消费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和象征性消费的文化行为，而侨乡特色的消费文化则是通过具有侨乡人文景观的特定符号得以体现。下文将围绕侨乡文化的草根性与跨界性之特征，对侨乡炫耀性消费方式与结构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
1.草根性：世俗文化之体现
自古以来，闽浙侨乡的跨海谋生者均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因而在与生俱来的潜移默化中融入其人生信仰与追求的是他们在艰难谋生中形成的粗杂浅显的世俗文化。对神灵之信仰、对祖先之崇拜即是闽浙侨乡之世俗文化的典型例证，围绕这二者所展开的民俗仪式的消费便是这种草根性的极致体现。
移民返乡的一种消费是修坟。坟墓作为丧葬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一方面体现追终慎远，事死如事生的孝道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死者的归宿之处，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温州文成、瑞安有不少华侨斥资几十万修建墓园，在谈起自己家乡的祖坟时，他们的语气中总是带有几分自豪。在福州的一些农村，不少人大修坟墓，坟前有房子有雕像有神道，还砌上豪华钢砖。笔者对亭江镇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华侨进行访谈时，参观了置于他家后花园的一尊龙头龟身麒麟足的墓前石雕。据他介绍，这尊石雕的创意源自他本人，而后请来匠工雕刻完成，兴修墓园和雕刻神兽石雕的费用自然不菲。
与修豪华坟墓相配套的是：办豪华葬礼，请西洋乐队、传统乐队、流行歌手，请人做道场，然后大
摆“豆腐席”。虽闽浙两地的丧葬礼仪不至有格式化的繁文缛节，但经年积淀，同时也承载了悼念祝福、报恩孝亲、尊祖敬宗、和睦乡邻等文化理念和封建迷信、贪恋奢侈、愚昧虚荣等传统文化意向。笔者在侨乡调查时，就遇到形形的丧葬仪式。有穿梭于村庄干道的长长的“游街”队伍，由几十上百人组成，大都身穿犹如戏子般的服装或是鼓号队的制服，敲锣打鼓吹号撒纸钱；也有在村庄空地上搭建道场做法事，祈祷亡者灵魂不散，使生者与亡者精神永不分离。抱怨葬礼铺张浪费的侨乡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也承认身在其中总会不自觉地对比各家用于葬礼的费用，就连摆了多少桌酒席，给参加葬礼的人多少“辛苦费”也会成为乡亲们讨论的话题。笔者就此向当地的民营企业家询问时，他摊摊手，表示“近两年，送葬奢华之风厉害，基本上每家都要花费20～30万元，不仅要请客、吃饭、送钱，还要办很多仪式，吹吹打打，铺张浪费。但谁也没有办法，办得不够风光，会被人视为不孝”。可以说，交织在侨乡人精神信仰中的，是直接的物质世界，是世俗的实际利益。当这种精神信仰有财富作为有力后盾时，是否有能力消费与夸富是在社会上有没有“面子”的重要指标，炫耀性的消费因子也延伸到世俗文化的领域。
2.跨界性：对家的建构与认同
在中国，侨乡是在乡村人口的跨境互动中步步形成并走向发展的，因此侨乡文化的跨界性还引入侨乡人在跨界空间营建自己的家庭、维系自己的家族以及对“家”的认同的含义。频繁的跨界互动直接影响着侨乡人本应恒定不变的家庭结构，在本土一方，因男性缺失而导致的非正常家庭结构比比皆是。但传统的“家”的概念并未从他们心中磨灭，当他们赚得第一桶金后，回乡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盖屋起楼，为家中年迈的双亲和软弱的妻儿搭建坚实的家园，以弥补因常年往返两地而带来的遗憾，更是在建构他们对心中的“家”的认同。
但是，原本出于对“家”的建构与认同的消费行为，在侨乡氛围下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家”的实体重塑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同时还承担着光耀门楣、彰显成功的任务。李明欢(1999)曾问一位在荷兰餐馆打工且全家都在国外的温州人，为何将多年辛苦的积蓄买了两幢楼空置于家中。他是这样说的：“别人都买，我们不买，好像我们没本事。有两座楼在家乡，母亲脸上有光。”在闽浙侨乡中，只要与“侨”沾亲带故的家庭都会大兴土木，甚至倾尽家人在异域辛苦打拼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只为在洋房矗立的侨乡中、那个联系着生命之根的群体中求得一席之地。殊不知，这些风光无比的洋房由于主人常年在国外奋斗，并未能及时发挥“家”的实际效用，处于空置状态的居多。换句话说，侨乡人正是通过以“家”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己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
(三)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层面解读
在消费文化史的研究中，研究个人消费如何受到群体的影响，往往把消费行为看作是一种共有行为，一种同时为某个群体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文化。实际上，在侨乡社会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离乡背井，投身海外劳动力市场，返乡后为了得到家乡人的认可，采取超越于一般人需求水平之上的消费策略来引起社会的注目、羡慕，甚至嫉妒，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米勒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人门之物”。因此，当衣锦还乡的移民群体被家乡人定位为一个“富裕”的群体，他们的消费方式和价值标准为潜在移民群体提供了特有的示范效应，不断刺激这些潜在移民抓住自己人生中的“特殊机遇”将移民愿望转化为移民行动。当潜在移民群体通过“出国―打工―返乡”这个也许耗时数年的艰辛历程完成了向移民群体的转化时，新一轮的“效仿式消费”以金钱力量为后盾在侨乡继续呈现。
【关键词】日本（Japan）；华侨华人（Overseas Chinese）；文献（literature）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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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华侨海外的长期生活经历，也使得台山的思想、文化、科技等事物受到了侨居国（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和带动，尤其是台山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台山民众的思想意识得到了解放，易于接受新事物。在当时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侨对家乡的依恋和怀念之情，更能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排球运动取得的良好成绩无疑刺激了多数华侨将目光聚集到了排球的发展上，除了华侨自身本能地对体育运动的喜爱之外，民族情感的作用使得他们愿意选择排球运动来进行健身娱乐活动和对子弟开展教育。台山县排球运动简史记载：“他们（华侨）为了不让子弟染上当时社会流行的嫖、赌、饮、吹的恶习，常鼓励子弟打排球，组织球队比赛。有的还出钱或购买排球和球网，奖励优胜者，或设置球场，供子弟练球。有些华侨本身就是排球爱好者，他们在排球活动中常给子弟传授球艺。”在华侨的鼓励和支持下，排球在台山的开展迅速普及，参与人群渐渐增加。以台山端芬为例，“龙腾里华侨梅雨政从美国归来，看见子侄喜欢玩排球，便捐款在村里成立‘排球体育会’。在华侨的大力支持下，排球运动很快便在台山端芬普及起来，村村都建有一两个排球场，组建有排球队，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大小竞赛活动。春节的排球联赛使端芬中学水泄不通，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传统节目。”台山是我国的著名侨乡，有着“全国第一侨乡”的美誉。目前，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等92个国家和地区的台山籍乡亲130多万。在早期和中期（新中国成立前），台山华侨对家乡的影响除了书信往来、回国探亲等方式外，主要是通过侨汇实现的。侨汇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将自己的劳动所得，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钱寄回国内赡养父母、妻子、儿女或其他亲人的汇款。这笔钱的数额是很大的。据《台山县华侨志》记载，1946年广州中国银行解付的侨汇为国币495亿元，美元51万元，英镑608镑，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0%；台山县解付侨汇246亿元，占全省总额的50%。由此可见，台山每年的侨汇数额之巨大，对侨乡社会影响之深远。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无忧，使得侨属和在侨汇经济中富起来的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休闲娱乐需求增加，同时受当时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能够有能力、有时间、有需求地接触正在当时中国蓬勃发展的各项体育项目，其中也包括排球运动，以满足他们自身在休闲、娱乐、健身、交流等方面的需求。排球运动在当时无论作为一种简单的游戏，还是作为一种振奋民族精神的竞技运动，它在台山的普及开展，尤其是“9人制”排球作为具有较高规范性和竞争性的排球运动形式在台山广泛地迅速普及，成为台山农工商各个阶层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和健身娱乐形式，无不与台山的“侨乡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广东台山“九人排”体育文化的快速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台山的排球运动停顿。1945年抗战胜利，人民群众为胜利所振奋，加上当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环境，侨汇畅通，城乡经济文化有所恢复，排球活动又自发地活跃起来。”此时，“9人制”排球在亚洲已是国际化的比赛形式，当时国内举办的各种排球比赛也均以“9人制”排球为标准。台山当时排球活动的开展也均以“9人制”排球运动为主，尤其是全县统一组织的排球比赛，都以“9人制”排球为标准化的比赛形式，如1947年台山县第6届全县运动会排球赛。台山民间排球活动的组织在这一主导因素的影响下，也渐渐地选择、适应、喜爱上了“9人制”排球运动。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说是台山“9人制”排球运动开展的爆发期，无论是在台山县城、乡镇，还是农村，“9人制”排球的身影随处可见，如台山县第6届全县运动会排球赛、“镇球杯”排球赛、“程万杯”排球赛、侨声排球队赴港远征、庙成乡成务中心国民学校校友排球公开赛、四九长安乡排球赛等。这些比赛都是以“9人制”排球的形式开展和组织的。同时，台山也彰显出了它在排球竞技中的优势。1948年第7届全国运动会排球赛（“9人制”），台山代表广东排球队参赛。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历届全省县联赛排球一项，代表全省出席远东的球员，台山人亦占十分之八九。其间，台山更涌现出了不少“9人制”排球名将，如当时的著名球将扣球手黄鼎芬、快球手谭永湛、“三排王”李福申、国运球将陆耀芬等。新中国建立后，台山在排球运动领域对我国“6人制”竞技排球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1972年，总理给予台山“全国排球半台山”的美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推广普及“6人制”竞技排球。1953年，台山县成立体育科，开始“6人制”排球训练，“9人制”排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迅速被六人制排球所取代，但这并没有成为“6人制”排球在台山延续和发展的终结点。直至今日在台山，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无论是竞赛场还是休闲场所，仍能看到传统的九人制排球。受10年动乱的影响，台山全县性的排球活动基本中断。进入改革开放，随着党和国家对华侨政策的落实，台山华侨和港澳同胞与家乡的联系也逐渐增多，1982年1月22日，台山旅港乡亲朱正贤和朱炳宗先生捐资赞助了第1届“振兴杯”男子排球赛。它包括“6人制”排球赛和“9人制”排球赛2项比赛。“6人制”排球赛参赛队伍主要以邀请各省、直辖市和地区代表队进行比赛，而“9人制”排球赛则以台山各乡镇、单位组建的比赛队伍为主。由此可见，“9人制”排球运动在台山的社会公众领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欢迎的，在台山排球运动开展中占据了较高的位置。同年1月26日，台山排球运动协会成立，“9人制”排球被列为台山开展排球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台山“振兴杯”“9人制”排球赛一直持续至今，截止到2008年已连续举办了第17届，且规模和影响范围也日趋扩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广东台山“9人制”排球文化的传承
一、华侨文化的文化特质
在不同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华侨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1. 自强不息的奋斗文化。先侨们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坚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吃苦耐劳、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为屹立异国他乡不懈奋斗。
2. 敢为人先的创业文化。海外华侨华人凭借自己不甘落后，敢闯敢试，敢走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闯出了一片又一片新天地。他们创办公司、企业，或开设中餐馆、服装厂，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力量。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和拼搏努力，积累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
3. 救亡图存的民族团结文化。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需求，决定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团结文化成为革命时代的最强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广大华侨反对封建帝制、支持革命、捐资助饷，捍卫共和并为民主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孙中山先生由衷地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存的民族团结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争取国际援华，通过创办战时侨报，宣传文化救亡等，激发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爱国热情，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4. 报效祖国的爱国爱乡文化。“落叶归根”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观念，令海外华侨华人有着对祖（籍）国的特殊感情，有着对祖国和家乡割舍不掉的情结。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他们积极宣传抗日，募捐支援抗战，赈济灾民，慰问前方将士，成立抗日组织，积极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的共和国迫切需要人才、物资和资金。华侨知识分子积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他们当中不少人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后他们一如既往为民族、为国家、为家乡捐钱捐物，支援国家建设和促进家乡发展，以此回报祖国和家乡的“养育之恩”。
二、传播华侨文化，弘扬华侨精神的有效途径
华侨学校应该营造良好的华侨文化育人氛围，坚持创造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风格，让学生浸润其中。让学生“知行合一”， 通过亲身的参与和体验，更能实现华侨文化内涵的传播，使学生更好领悟其精神实质。
1. 自主探究，挖掘和利用华侨资源，感悟华侨精神。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收集、阅读专家们关于华侨文化研究的书籍文章，走访华侨家庭并收集有价值的来往信件进行自主探究。从华侨们甜蜜辛酸的亲笔文字中，读出他们的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品出他们的吃苦耐劳、勤劳节俭；赏出他们的开拓创新、自强不息与爱国情怀。此时结合专家们的研究理论成果，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疏理、提炼，去繁存精，形成体系，并在校园内进行图文并茂的专题系列侨文化展览。
近代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下：旧的封建制度濒临瓦解，新的社会体制亟待建立，同时西方文化强势入侵，整个社会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中，而粤闽两省地处沿海门户，最先接触到各种外来观念事物，正是新旧思想、中西文化冲突最激烈的区域，同时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也有短暂的相对稳定的时期①，由此客观上造就了一种天然的审美环境，并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第一，有益于审美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必然容易激起生活在其中人们的情感反应，但这种情感反应向何方向发展，不同的历史情境有所区别，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由于国家贫弱，饱受列强欺辱，人们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国家能够独立自强，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因此强国富民的情感需求成为最主要的时代精神。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近代中国（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作为民族国家的自觉尚在形成当中，民众的国家意识尚不强烈，同时宗族社会尚未完全瓦解，特别是在粤闽两省，宗族和地方势力十分强大，造成动乱的重要原因是匪患和乡里械斗，因此普通的粤闽民众最热切的愿望还是生活的安宁富足，华侨也不例外。这在侨乡建筑中大部分的楼名、楹联书法装饰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大体来说，近代粤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又有喘息的间歇，这种社会环境使得人的情绪趋向于敏感易变，从而有助于形成审美态度。第二，情感活动只有通过一定的创作形式表达出来才能成为审美客体，侨乡建筑虽然不是自觉的艺术创造，但也是集体创造的，包含情感内涵的作品形式，这种建造活动也受社会环境影响决定。在风俗习惯上，“建大厝、修祠堂、兴族学、造坟墓都是华侨的人生大事”②，回乡建屋荣耀乡里可说是华侨人生中重要的仪式活动。从政治经济环境看，由于当时清政府限制女子出洋，西方各国政府又往往实行歧视华人政策，华侨难以在侨居地落地生根，这就导致海外华侨与家乡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纷纷将财富转移回国内投资置业，或兴建住房以改善生活水平，因此兴起大规模的建设活动。第三，当时的技术环境尤其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也对审美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前辈学者对侨乡建筑的各种调查研究看来，西洋建筑文化的输入除了根据华侨的亲身体验以外，还通过照片、明信片、工程图纸、模仿建造专业建筑师作品等方式发挥作用。与现代全方位的信息接受不同，这些方式都带有片段性、残缺性的特点，为建设者的自我发挥留下了很大余地，这也是产生侨乡建筑中西合璧风格的重要历史渊源。然而，与单一的社会系统内部改革或开放性的强势文化有所区别的是，近代粤闽文化作为弱势文化，更多的时候扮演着文化被动输入的角色，这导致整个社会心态上无法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要么过于保守，要么则盲目追捧，整个社会氛围在文化上缺乏自信，甚至形成崇洋媚洋的社会风气，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西洋建筑风格的流行。
华侨作为建筑审美主体的特殊性前文提到，当一个旧的审美关系中引入一个新的主体时，整个审美关系可能出现激活现象，原因在于审美客体、审美环境对于该新主体所具有的陌生化特征。近代华侨对西洋建筑的审美活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这应当归因于华侨所具有的多重社会角色。首先，华侨作为外来者，第一次进入到异国的城市建筑环境中，从视觉思维上来说，他们眼中所见与生活在其中的当地居民所看到的有巨大差异，石材、水泥、金属、玻璃所建造的房屋，高耸入云的重楼和教堂，直上直下的电梯，亮如白昼的电气照明，这些当地居民可能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象，对于早期华侨来说却是闻所未闻的，因此这些建筑景象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审美注意，同时也不易陷入日常的视觉惯性，而是达到更加真实、全面和细致的观察层面。其次，华侨又与早期出洋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往往出身于社会最底层阶级，迫于生计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出洋谋生。他们的平民文化背景使得其在审美趣味上，偏好于形象、通俗，华丽而又繁复的建筑形式。他们也没有过多的文化包袱，不会将各种西方建筑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接受各式新鲜事物，但另一方面也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最后，华侨作为非专业人士，其视角与西方建筑师也有明显区别，他们很少用专业眼光去看待建筑的尺度和比例问题，在文化内涵上，也很难理解各种西洋建筑符号如柱式、穹顶等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希腊、罗马、哥特、文艺复兴等不同的历史风格特征，加之其时欧美盛行折衷主义，这种辨别就更加模糊。总体来说，华侨对西洋建筑的观感是一种形式上的审美体验。当然，从华侨在海外观看西洋建筑到华侨在国内输入西洋建筑文化仍需要一个转换过程，在侨乡建筑的实际建造中，华侨一般并不亲自设计房屋，甚至本人都不亲临现场，而是从海外汇款回乡由亲属完成。因此大部分的侨乡建筑都是由当地建筑工匠设计和承建的，也有少部分由国内或国外设计师设计（这些设计师的作品往往成为村民模仿的对象），尽管如此，华侨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根据在海外阅历中形成的对西洋建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提出具体的设计要求，从而影响建筑物的基本性格。
在审美体验中情感的产生是因，情感通过建造的形式表现出来则是果。过往的研究往往着重于对审美结果——现存侨乡建筑的描述和分析，然而对“因”——华侨对建筑审美情感的研究也是重要的，下面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做一番分析。从审美活动的过程来看，最先是华侨对西洋建筑审美态度的形成，以及审美感受的获得，如前文所分析，近代西方城市作为非日常的审美环境，对于华侨审美态度的形成有促进作用，当建筑物吸引了观者的注意力以后，就进入初步的审美感受获得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情感特征或许可以用“惊羡”二字概括，西洋的建筑材料、建造方式、建筑风格都与国内迥异，且单体规模更是远胜国内的普通建筑，加之近代西洋开始普及电气化设备，电灯、电梯、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更是足以颠覆一个19世纪中国农民的常识概念。我们现在难以寻获早期华侨在这方面的感想记录，但同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西洋见闻或许可以做一些参考，王韬在记载他初到马赛的印象时这样写道“越两日，抵马赛里，法国海口大集市也，至此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之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③”停留在农业文明中的中国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惊羡可见一斑。华侨虽不善著述，但却以实际直观的模仿建造行为表达出其对西洋建筑风格的向往之情。审美活动的下一个阶段是审美体验的展开，在侨乡建筑审美系统中，其主要内容是在审美感受获得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丰富的联想，由此进入到异域与先进文明的建筑之境中。华侨主要通过对各种西洋建筑符号的联想来实现这一过程。建筑符号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促成了联想的可能，即使审美主体的相关建筑知识非常薄弱，这一机制仍然有效。一个饱学之士在这一审美阶段中，体会到的可能是希腊、罗马等时代的文明光辉，华侨却也可以通过对一排拱券、一朵山花、一座穹顶等建筑元素的联想进入到奇妙的异国情境中，虽然知识有深浅之别，情感却无阶级之分。广博的知识可以发现更多的联想触发点，从而引起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但华侨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往往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此外，华侨在家乡的兴建行为具有象征的意味，一位侨乡老者曾说：“我们村内的华侨，凡富有之家，都愿意建大厝（屋）、祠堂、书斋、坟墓，然后方谓完成人生的大事，倘此四样不全，即不得称为‘全福’因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都是光前裕后的意思。④”可见回乡建房对于华侨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仪式，因此审美活动也随之带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是审美超越的实现。在这一阶段，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感受到世界的辽阔与奇妙，从而激发强烈的人生感与使命感。
20xx年，是全面完成"十五"期间任务，为"十一五"时期发展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半年来，在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从我乡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通过全乡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上半年完成工作情况
一、加强农业综合开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我乡的支柱产业，为切实做好农业农村工作，乡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加强农业综合开发，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效益农业、特色农业，不断开拓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空间，千方百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一是坚持政策扶农。加强对农业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落实，指导农民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加大对农业粮食生产的资金、技术、政策优惠扶持力度，同时严格耕地保护政策，严禁耕地抛荒，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二是坚持特色带农。以市场为导向，以形成"一乡一品"特色为要求，我乡今年加紧开创特色农业。经市场调查和技术分析，今年在**村发展规模"雷竹笋"基地200多亩，种植"雷竹"上万株，并积极争取申报温州市级农场品基地，为创建"雷竹笋之乡"奠定良好基础。三是坚持科技兴农。强化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做早掌握农情农资，加强科技、农技知识培训。聘请专家对**村村民种植雷竹技术进行培训；大坑丰盛养殖场新引进优良种羊100只进行试养；大坑、**两村开发近200亩晚熟东魁杨梅种植试验；五月份结合"十位局长（专家）科技下乡"活动，更是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理清了我乡农业经济发展思路。四是坚持强基护农。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农田灌溉抗灾能力，保障农业生产。**村沿溪开始建造2条共200米长的堰坝用于固堤抗洪。此外，加强了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和建设。上半年，全面启动了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机制，对全乡11898亩生态公益林确认登记；彻底防治20xx多亩柳杉毛虫害；落实措施，扩大宣传力度，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有效保护森林资源。抓好畜牧业动物疫病防治工作。2月至5月份多次集中力量对全乡范围内牛、猪、羊、鸡等家畜禽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其中牛125头，羊84头，猪450头，注射疫苗74头，保证我乡农畜牧业健康发展。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集镇化发展。
我乡地处山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我们积极筹集资金，通过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克难攻坚，打好基础设施建设硬仗，加快集镇化发展。一是做好"移民搬迁"工作。上半年大坑西潭移民点建设顺利，已得到民政局批复同意搬迁建设，并完成了各项规划，已建设完成500米长防洪堤，80间房屋地基建设已完成，另外其配套设施**二桥建设也已基本完成；大竹坑简易移民点工程建设正进入开工阶段。二是做好"康庄工程"建设。*头水泥路康庄工程总长1.93公里，宽4.5米，投资45.45万元，现已经基本完工；大坑村水泥路康庄工程已完成了政策处理及招投标工作，正进入施工阶段。三是做好"千百"工程建设。今年启动了西龙村村庄整治工作，加上去年启动的大*、**两村，我乡列入"千百"工程村庄达到3个。上半年三村共投入288万元，拆除旧房350平方米，新建房640平方米，新建道路6700平方米，新增绿化2300平方米。**村完成了一座危桥重建；大*村完成了岭下1000米长的绿化带建设，开始了生态型骨灰墓建造前期工作；**村完成了700米长的绿化带建设，村办公楼建设完成，水泥路、文化宫建设正在继续。此外，上半年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工程还有**省道和**公路的柏油路工程，**乡幼儿园的建造，**的水泥路建设，**的卫生公厕等工程。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提高我乡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增强我乡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为我乡加快集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深"政侨"联系，侨情调查试点工作结硕果。
我乡的特色是侨乡，各项事业加快发展的优势也在于充分发挥了"侨乡"资源。今年4月份，我乡被确定为省侨情调查试点单位，以这项工作为契机，我乡完善了各项便民制度，深化了为侨服务意识，加深了"政侨"联系，对我乡的侨务工作具有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较全面准确地掌握了我乡侨情，为更好地为侨服务建立了一个完备的数据库。这次的调查安照上级的要求，涉及面广，范围大，不但涉及到国外的华侨、华人，也有国内的侨眷，各人的信息包括文化程度、所在国别等等，信息完备。通过调查，比较全面的掌握了我乡的侨情，包括现我乡有在侨人数为1122户，5468人，其中华人214人，侨领20人，以及各自分布的国别，另外侨眷2275人， 从此我们服务对象更为明确。
二是宣传、完善了各项便民制度，为政府服务工作深入人心。这次的调查其主要形式是走村入户，具体联系到人，做到不漏户、不漏人，所以工作面很大。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做各种政策的宣传解释，不仅使这项工作深入人心，也使我们的一些为侨服务的便民制度得到广泛的宣传，如"三头"办事制、"便侨服务制"等制度，同时也收到许多有益的意见建议，完善了我乡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有效推进了政府工作。
三是充分发挥了乡侨联的作用，加强了同上级侨联的联系。这次侨情调查，乡侨联不论是入户调查，还是资料整理总结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且加强了同上级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努力解决因历史原因导致华侨在办理有关手续时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半年来，乡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以改善人居环境和经济环境发展为着力点，努力构筑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1、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推进。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教育，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和"四五"普法法制教育，不断开展广大干部群众政治觉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
2、计生工作常抓不懈。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计生工作，抓重点，攻难点，促管理，加大计生政策法规知识宣传，充分发挥计生协会作用，积极开展未婚男女青年查访，加强孕环检工作，健全各类卡册档案资料，做到底子清、情况明。通过全体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很好地完成了半年度的计生工作任务。据统计，全乡育龄妇女913人，已婚育龄妇女691人，已有一孩妇女214人；应扎3例，已扎2例，应放3例，已放1例；全乡环检234人，第一期实检225人，环检率96，第二期孕环检已进入扫尾阶段。
3、民政工作全面推进。深入开展扶贫结对和贫民救助活动，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上半年为39户73人低保户发放扶助金2.4万，发放春夏荒救助款8100元，"三老"人员补助金7.2万元，为实施"双百"工程拨款3.9万元。继续深入殡葬改革，倡导文明新风。为搞好青山"白化"治理工作，紧按上级要求做好登记、调查、整治工作，调查出78座1999年以来新建、翻建坟墓，深埋、绿化整治78座；倡导丧事简办，移风易俗，完善告知制等各种制度，严厉杜绝出大殡现象，上半年我乡遗体火化率达100。
4、社会大局保持总体稳定。切实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抽调力量做好综治中心筹建工作，社会治安持续好转，上半年无发生社会治安案件；继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开展用电安全、经营场所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积极开展禁毒各项工作，加强宣传，认真开展毒情排查工作，全乡无种毒现象，对吸毒帮教人员实行了分类帮教工作；加大对打击力度，上半年出动53人次，打击现象5次，净化社会风气；继续开展"四五"普法宣教工作，抓好"四五"普法验收考核工作；认真做好信访和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上半年无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
五、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党的建设全面提高。
上半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为做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乡党委政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按照《党章》和有关法律法规的章程办事。通过近几个月的努力，至3月30日，圆满完成了9个行政村"两委"的换届选举工作，顺利选举产生新一届村"两委"成员65名，其中支部委员33名，村委会成员32名，交叉兼职4名。通过选举，使一批政治觉悟高，思想素质好，群众威信高，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两委"，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基层组织基础，增强了我乡党员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加强学习，切实转变机关作风。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通过周前学习会，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认真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廉政文化"月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班子及其家属认真参加有关廉政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宗旨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认真开展"第二批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按上级要求，我乡下基层干部11名（包括市下派干部2名），到9个行政村调查摸底梳理基本情况和发展中的问题，理清思路，开展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效能革命"活动，严格各项工作制度，切实转变机关作风。
上半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乡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薄弱环节，发展中还存在许多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农产品科技含量低，调整力度不大，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村级集体经济相当薄弱，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村民觉悟不高，自力更生精神不强等等，针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下半年乡党委政府将继续发扬成绩，知难而进，团结协作，真抓实干，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断取得新的工作业绩。
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继续加大发展效益农业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结合本乡实际，发挥本地优势，依托科技，立足市场，积极引导，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集中资金，出台优惠政策继续培植雷竹笋基地和晚熟东魁杨梅，努力将其打造为我乡的特色产业。全面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方针，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的各个环节中去，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依靠科技出效益。此外，进一步拓宽农业资金投入渠道，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我乡农业各方面的产业效益，进一步着重做好抗旱与防汛工作，力争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
以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开展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一是积极开展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要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学深、学透、学好，把各精神要求统一于带领全乡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二是要全面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实践活动。下半年7月份市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将要在我乡全面展开，为此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创新形式，依托各种学习载体，突出整改中心环节，确保活动实效，推动活动向纵深发展。三是坚持学教活动与实际工作双结合。紧紧按照"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要求，强化工作干在实处的作风，切实改变工作思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学教干，以干促学，在实践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三、继续发挥侨乡优势，推动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下半年基层设施建设任务依然很重，这需要我们理清思路，加快工作。从我乡侨乡实际出发，要进一步发挥侨乡优势，做好"侨"字文章，打好"侨"牌，必须继续深入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加强同海外侨胞、侨眷的密切联系，知侨情、护侨益、聚侨心，创新载体，通过迎春茶话会、侨眷代表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加强沟通，增加了解，增进感情，激发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热情，争取更多侨资投入，加快**美好家园建设。
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本乡区域自然条件出发，积极实施统筹发展战略，发展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努力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多渠道地筹集资金，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切实提高村民道德素质。加大对文化设施投入力度，积极开展系列群众性文艺和教育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实施"农村环境净化"工程，继续做好改水改厕和环境卫生工作。加强社会公共卫生管理，大力开展卫生健康教育，普及医疗保健知识。深化殡葬改革，巩固"青山白化"治理成果。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搞好生态公益林建设和维护，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深化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整体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关心支持妇女、青少年、老年人等事业。
五、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构筑和谐社会。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帮困救助力度。强化低保对象分类救助，扩大最低生活保障面，实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继续巩固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确保供养率达100。整合各类帮扶资金，切实解决好"孤寡残疾"等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确保社会弱势群体不失温饱、衣食无忧。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标本兼治，协调发展。
打造"平安**"，维护社会稳定。一是加强安全生产，重视基层基础建设，健全监管体系，严格落实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治。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二是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打防控并举，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完善社会治安安全防范体系。三是妥善处置各类矛盾纠纷。做好信访、调解工作，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努力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共**乡党委
一、认真学习“侨”的业务，努力提高侨务队伍素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侨务工作迫切需要一支熟悉业务、思想觉悟高的干部队伍，但我镇的村级侨务干部，大多数身兼多职且人员变动大，对侨务工作的性质、任务不明确，而且业务知识水平参差不齐，难以适应侨务工作发展的要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办坚持抓好业务学习，于上半年组织侨务干部学习《广东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及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通过学习，使侨务干部更深入地领会各时期的中心工作，明确侨务工作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牢固树立为侨服务和为我镇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思想。
二、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为xx镇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今年，我办充分利用“龙舟节”、“三禾宴”等传统节日，邀请了港澳人士、港商、台商200多人回乡参加各种活动，通过请进来，密了关系，增进了情谊。我办还不失时机地向港商、台商宣传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宣传国家的侨务政策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介绍家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成就，介绍我镇良好的投资环境，组织他们参观镇先进企业、文化体育设施、文明村，使他们重新了解家乡。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宣传联络活动，既增进了双方的感情和友谊，又激励更多的港台同胞参与和支持家乡现代化建设。
三、依法做好侨务工作
1、加强信访工作，依法维护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合法权益。半年来，镇村两级侨联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落实清退侨房产权、使用产权案件有1宗，为侨办好事办实事有2宗。在信访工作中，做到来访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难必解，来信必复，件件有落实，从而得到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好评。
2、为摸清本镇归侨侨眷的困难情况。我镇开展了困难归侨、侨眷调查摸底工作，通过各村委会调查了解，我镇的归侨、侨眷不存在特困户。
半年来，我办在服务群众、维护侨益、海外联谊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也存在不足的地方：
1、镇侨务工作对外宣传联络开展较少。
2、没有做好推荐侨界知名人士参政议政。
3、侨务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在下半年，我办将紧紧围绕市外事侨务局和镇委镇政府的工作布置，以深入贯彻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按照 “一城三创五争先”的发展战略，团结进取，寻找侨务工作发展的新途径，重点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的新理论
我办将继续组织侨务干部和归侨、侨眷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提高认识，积极投身于精神文明建设中去。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侨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加强宣传联络工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1、主动开展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发挥海外关系众多的优势。
通过联谊、交流、合作、服务等形式加强与海外侨胞、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及其社团的联系，特别是密切与港澳地区社团的联系。重视与海外华侨华人年轻一代的联系，在联络活动中，注重宣传国家的侨务政策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介绍家乡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投资环境，让世界更加了解xx，让xx走向世界。
2、根据“侨”的特点和优势，积极为我镇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当前，全镇人民正在镇委镇政府的带领下，紧紧围绕突出“一个主题”发展“两大园区”建设“三大干线”营造“四大环境”培育“五大经济新亮点”的指导思想，密锣紧鼓地为建设美好新xx而奋斗。镇侨办要深入了解我镇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布局，主动协助镇做好有影响的华侨华人、商人、港澳同胞、财团的穿针引线与中介服务工作，并大力协助有关部门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信息、人才、先进管理经验和开展对外市场工作，热情协助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回来投资经商、兴办文教、医疗、体育、卫生和其他公益事业。
三、继续做好为侨服务工作
关键词：戏曲营销；华人华侨；情感认同
0 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戏曲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艺术文化形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标准。山西戏曲在中国戏曲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四大梆子、耍孩儿、二人台、道情戏、秧歌戏、皮影戏等剧种。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促进它的传承与传播。在戏曲团体转企改制之后，出现了“公益性”事业单位与“盈利性”企业单位并存的情况。如何改变戏曲的命运、拓宽市场、将更多的戏曲潜在消费人群转化为实际的戏曲艺术消费者成为需主要探索的问题。山西籍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全球，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尽管由于居住国的文化同化，部分华人的某些习惯会有别于国内人，但其与生俱来的情感认同使得他们仍保留着以群居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的核心价值观。虽身处异乡，他们对家乡的文化仍具有极强的认同感和接受度。由此可见，如何使山西戏曲文化产业更好地发展，将目光放在有着极强的情感认同的海外山西籍华人华侨群体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1 山西传统戏曲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1.1 山西传统戏曲地域性特征
地方戏是中国戏曲之源，汉语方言的一体而万殊则是地方戏诞生的特殊“语境”。地域性特征是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山西位于黄河中游，历来有着“戏剧之乡”和“戏曲摇篮”的美称。山西地方戏曲活动历史源远流长、剧种繁多、剧目丰富。山西传统戏曲由著名的四大梆子和地方小戏组成。具体的区域分布如下：
蒲州梆子，又称蒲剧，是中国古老而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晋南和陕甘豫部分地区。约产生于明末，清末曾称“山陕梆子”，在北京享有盛名。蒲州梆子音调高亢，擅长于表现慷慨悲壮的历史题材故事。
晋剧，主要流行于山西中、北部及陕西、内蒙古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因产生于山西中部，故又称中路梆。传统剧目有《打金枝》《小宴》《卖画劈门》等。
北路梆子，流行于晋北及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传统剧目有《王宝钏》《血手印》《金水桥》等。
上党梆子又叫东路梆子、上党宫调。相传明末清初起于泽州（今晋城）一带。流行于山西东南部古上党郡地区。
雁北耍孩儿，又叫咳咳腔，流行于晋北大同一带。渊源古老，据考证可能是金元时代的《般涉调・耍孩儿》演变形成的戏剧。
此外，还有灵丘罗罗腔、孝义碗碗腔、朔州秧歌、繁峙秧歌、道情戏、二人台、锣鼓杂戏、孝义皮影等具有山西特色的传统戏曲。
山西戏曲的地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空间归属地大多在山西境内，或者是与山西相邻的少数地区；主要声音特点为山西各地本土方言；戏曲内容表现大多与当地民间习俗有关。
历史上，明清时期山西传统戏曲在全国流传及表演场次呈上升趋势，主要活跃的地区有辽宁、汉口、张家口、内蒙古、上海、宁夏等，此现象的成因与当时晋商的崛起有关。虽然明清之际山西戏曲在全国传播态势高涨，但仍是建立在山西本土移民所提供的经济环境、语言环境和民俗节日环境之上的。换言之，山西戏曲的对外传播，其服务对象仍是山西本土移民，它的传统特征依然没有改变。
1.2 山西戏曲文化行业目前发展遇到的问题
（1）剧本创作跟不上时代主题。剧本历来对戏曲本身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一剧之本”。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观众的审美需求不仅局限于传统曲目或者名家名角，更倾向于故事性强、内容丰富的作品。但山西戏曲剧本创作更新有待提高，老戏新排情况较多，大多数新编剧目的剧本中规中矩，难以满足戏曲爱好者的观演需求，在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戏曲的剧场上更为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一些颇受欢迎的现代剧目无不是直面当下生活当中的真实困境和焦点话题。例如，晋剧《麦穗儿黄了》表现取消农业税后的喜悦，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此类优秀剧本创作不多，有待进一步加强。
（2）戏曲作品缺乏有效的营销手段。戏曲产品作为文化产业商品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成功地让潜在消费者成为实际购买者。这种文化产品营销则需要有效的宣传，使目标人群能够从感性上认识戏曲作品，接近戏曲，最终成为戏曲固定的消费者。而目前山西省戏曲行业在作品宣传方面力度明显不够，戏曲营销人员数量和素质及手段有所欠缺，作品宣传的主要途径仍然局限于政府相关文化部门发文、固定演出场所海报、相关文艺圈的口口相传等落后的宣传模式，使得广大潜在观众很难了解戏曲作品的最新动态，导致戏曲产品在商业营销的导入期不能有效地被潜在消费者关注。
（3）固定消费者日益老龄化。在20世纪70年代前，戏曲在山西处于主流文艺地位。但随着现今信息时代来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元文化日益繁荣，外来与现代化的文化消费品种日益增多，更多的年轻人追求时尚的文化生活方式，如电影、电视、电脑和网络等不断更新的视听感受艺术；同时，一些传统习俗发生了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使得戏曲赖以生存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这必然会导致戏曲观众断层的现象发生，新的戏曲爱好者还没有来得及培养，老戏曲爱好者又部分流失，致使目前戏曲爱好者呈老龄化趋势。
（4）经费紧张形成恶性循环。经费紧张，导致演员，尤其是一些年轻演员的流失。随着山西省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众多戏曲戏剧单位改为企业，推向社会，自负盈亏，多数剧团演出收入在担负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演出和创作经费时捉襟见肘，更难以负担专职编导和设计人员费用。缺乏优秀的作曲家和编剧，造成山西戏曲创新能力薄弱，剧目难以推陈出新，剧团生存能力减弱。同时，资金的缺乏，也大大限制了剧团硬件设备的更新。
（5）获奖误区导致资源浪费。山西省戏曲近年来在文化部“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全国性会演中斩获颇丰，然而投资几十万、上百万的获奖剧目，却很少在目前演出市场上流行。而因为大赛的权威性，政府在此类比赛中往往投入大量资金与技术，剧团演员也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参赛剧目排演上。由于缺乏后续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支持，参赛后，演员并没有很多机会演出这些剧目，难以投入市场，使得优秀的大制作戏曲作品的地方政府象征意义大于市场意义。
2 山西戏剧戏曲服务华人华侨的可行性
2.1 山西海外华人华侨的宗乡文化需求分析
宗乡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祖籍地与移居地宗乡文化。祖籍地宗乡文化的范畴主要有方言、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庆习俗等，是海外华人祖籍地传统的乡土文化。移居地宗乡文化指海外华人运用祖籍地的宗乡文化资源，在移居地构建起来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作为华人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各华人社团，就是建立在海外华人祖籍地传统地缘与血缘关系之上，广泛作用于凝聚相同祖籍地的同胞。海外华人宗乡社团在文化认同上的基本特征就是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国和祖籍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例如，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政府从1991年开始，连续举办了23届大槐树寻根祭祖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槐树祭祖习俗，并于2008年10月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回乡祭祖的移民后裔络绎不绝，形成了丰富的移民传说和悠久的祭祖传统。[1]关帝是华人社会中最普及神之一，他的“忠义仁勇”精神，是人们的行为之魂。如今，关公已名满全球，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文化的存在。每年在山西解州关帝庙举办的“纪念关帝诞辰周年祈福法会”都有数以万计的山西海外华人归国祭祀，这些都是山西海外华人华侨宗乡文化需求和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
2.2 山西海外华人华侨对传统戏曲的特殊需求偏好分析
海外侨胞家庭普遍对加强下一代的中华文化教育具有强烈的愿望，而他们往往又无法对子女进行系统的中华文化教育。传统戏曲作为海外华人祖籍地集历史、地理、民俗、音乐于一身的独特文化表现形式，在海外华人宗乡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海外华人增强凝聚力、提高认同感等需求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同时，由于戏曲具有传统性，其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具有相同方言和民俗的海外侨胞。山西籍海外华人对山西传统戏曲有着特殊的需求偏好。例如，2011年10月17日，晋剧太原市青年晋剧团在东京演了两场《魅力晋剧》经典折子戏专场；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栗桂莲受邀赴新加坡访问，以音乐会的形式在国外演出晋剧等，其主要观众都是山西籍侨胞同胞，这些是山西海外侨胞同胞对本土传统戏曲的特殊偏好的体现。
2.3 山西海外侨胞同胞目前的整体能力分析
山西籍贯居民的传统印象是安居乡土，不愿外出。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山西省侨联2005年调查得出的山西省归侨、侨眷以及在海外定居的人员数据显示：在外国定居的山西人总数已达15万人。其中，老华侨、华人（指改革开放前在国外定居者）约有4万人，大多居住在美国、蒙古、东南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年龄上偏大者居多；新华侨、华人（指改革开放后出国定居者）约有11万，大多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轻有为，文化水平高，掌握着高新科技知识。
（1）具有文化消费的能力。山西籍海外华人在移居国家大多从事教授和工程师工作。例如，张民觉，世界试管婴儿之父，山西岚县人，现定居美国；任之恭，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师；成秋明，山西太谷人，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双博士、约克大学教授，被我国聘为“长江学者”。这些侨胞大多具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及文化欣赏水平。
（2）政治话语权逐渐增强。随着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众多抱负远大的华人华侨逐渐参与移居国政治中心，他们认为积极参政是提高其在所在国社会地位、维护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3]近年来，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使得华侨华人在所在国受到了更好的保护与尊重。许多国家解除了对华人参政的限制，使更多的华侨华人能够参与居住国的政治建设。例如，新加坡至今有六任总统，其中第四、第五任均为华人，即黄金辉（1985～1993）和王鼎昌（1993～1999），而王鼎昌就是“太原王氏”所衍派的山西籍华人，被誉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总统。
（3）投资故乡的意愿和行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外资引用的政策支持、山西省转型发展的提出等诸多政治因素的促进下，山西籍海外华人更多地投资山西，建设故乡。例如，2011年9月，加拿大中国商会会长练子乔，加拿大中国商会副会长、香港信和信集团董事长黄海浪应邀参加首届华人华侨“共赢・发展”三晋年会暨新材料新技术高端项目专场推介对接会，并随团到长治市参观考察，并将投资100.3亿元人民币依托武乡“龙湖”独特的山水地貌，建设山西省武乡生命科学创新成果养生特区。
3 山西戏曲海外营销策略
3.1 针对老年华侨，结合节庆、过寿等传统节日进行越洋表演
在海外华侨中，主要针对年长资深的老华侨进行营销。现今的老年华侨是落地生根的一代，或者二代，他们大多对家乡传统和文化有比较深的眷恋和期待，还保留着家乡传统过节及过寿的印象，“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往往老年人较之年轻一代更渴望家乡的传统，尤其是在特殊的节庆日和寿辰；同时，他们侨居海外，家庭成员也大多成为第二代侨胞，他们在经济上比第一代移民者更具有优势，特别要针对已经有较大规模的产业者，衙门本人及其子女，都有希望家乡文化来助兴表演的主观性及能力。所以，可以根据海外华侨资料统计，有针对性地在传统节日和寿辰前与之联系，商议表演祝寿或者节庆传统戏曲，拓宽营销渠道。
3.2 培养华侨戏迷、票友，成立海外剧团
海外华侨居住地文化生活基础设施相比国内更丰富和完善，但是移民者――尤其是第一代移民者在情感认同、思维定式和生活习惯方面仍有存在一定的距离，例如宗教方面，移民者对移居地的宗教认同感不是很强，对当地原住民的礼拜等宗教活动参与度不够，缺少长期习惯的祖籍地文化氛围。祖籍地戏迷、票友等文化群体众多，共同的情感认同使其将戏曲作为缓解压力、放松身心的有效渠道。在移居地，由于不同文化的存在，华侨对家乡传统戏曲的渴望比国内更加迫切和需要，这样，山西剧团就可以通过海外老乡会等民间组织的沟通，以山西籍华侨为基础成立海外剧团，由国外华侨所属地华人社团牵头，国内戏剧团体进行授课，授课的模式可以采用面对面授课和网络授课相结合的方式，海外华人组织负责收缴代课费和组织人员培训。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国内剧团的收入，另一方面，海外剧团可以对别的地域山西籍华人团体或个人演出，增强了山西戏曲的国际知名度和对家乡的情感向心力。
3.3 吸引侨资创立戏曲基金会，资助戏曲创作和设立华侨戏曲学校
以浓厚乡情在兴学育才和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作突出贡献，海外华人华侨有着大力支持家乡兴学育才与扶贫贩灾等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4]虽然山西至今尚未有像陈嘉庚那样大手笔倾巨资资助家乡的人物，但是，投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到本乡本土办学、扶贫、救灾的已经不少。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我省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发展的强烈需求，而侨资这一重要方面在情感和现实上就成为了可能，可以通过政府搭桥，文化部门成立侨资在山西本土利用办公室，设立华侨资助文化产业基金会，用于戏曲创作等方面，同时可以利用侨资成立华侨戏曲学校，培养有戏曲专长而家境贫寒的学生和儿童，一方面，资助了本土文化产业发展，造福家乡；另一方面，戏曲学校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也可以在节庆等时日去海外演出，展示成果并促进华侨投资的情感认同和投资回报。
3.4 引用侨资发展地方小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地方小戏。中国古代的民族区域文化，就是历史上繁衍垦殖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下所创造的，民族活动、历史文化和区域经济互为一致的社会文化体系。地方小戏作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几千年的衍变与积累的艺术果实，是区域大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不可再生的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山西作为中国戏曲艺术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有“戏曲摇篮”的称号，自地方戏产生以来，相继有53个剧种活跃在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黄土地上，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娱乐形式。目前，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戏剧就有四大梆子、雁北耍孩儿、灵丘罗罗腔、孝义碗碗腔等近10项。现在，山西虽有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剧种，其实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剧种而流行于现代戏曲舞台上的不过20多个。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大多数剧种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2005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在最近20年，山西已有21个剧种消失。一些极具特色的小剧种已成为戏曲史料，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资料。[5]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如传承人的技艺失传、观众老龄化、没有演出机会；但最大的原因还是资金的短缺，侨资的引用（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现状，各地可以细分本地区华侨人员名单，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鼓励各祖籍地华侨在回馈家乡时优先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采取多种提升积极性的做法，如以华侨名字冠以保护地方戏曲组织名号，将华侨写入县志，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华侨故宅老屋作为地方小戏创作室等使华侨情感认同和扬名立著等方式，保护地方小戏的同时增强了华侨的家乡归属感。
3.5 创作反映华侨海外创业等现代戏，进行巡演
随着第二代或者青年一代华侨融入所在国社会，他们在文化欣赏和个人情感方面明显有别于老一辈的移民，山西戏曲如何抓住这一潜在的消费人群，这就需要创作符合他们审美认同的现代戏。而创作反映华侨如何背井离乡登上陌生的国度，艰难创业最终获得社会回报的现代戏，能获得他们更多的共鸣，是山西戏曲能打开海外市场的重要思路。
4 结语
基于情感认同的海外营销是山西戏曲发展的一条新的道路，在如何营销、如何利用侨资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思考和利用的地方。作为文化产业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去发展和开发新的市场，让山西戏曲充满活力地生存和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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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点；路径；网络；侨乡建筑；侨乡聚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8-68（5）
聚落形态及其空间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空间化、物质化、具体化呈现。参照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空间”、“网络”等概念的理解，可以针对聚落空间的建构来解释其空间结构体系。[1]
广东近代时期开始形成的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多重关系网络，是“一种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多线、多群体、多层面的复杂关系网络”。[2]由移民网络、经济网络、资讯网络和社团网络等类型关系网络叠加构成。
城乡空间发展中的点线面要素，即聚落空间中的节点、路径、网络，表征为以聚落为空间节点，水、陆交通及其他线性形态要素为空间路径建构的空间网络；而在聚落内部，各类型建筑或其他具有标志性、结构性作用的景观要素作为空间节点，互为联系，形成具体的空间格局。
在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下，近代侨乡聚落空间的结构日趋复杂化，具体表现在城乡聚落多层级的空间层次结构、多类型的空间节点及多重性的空间关系等方面。
1 侨乡聚落形成高整合度的多层级空间层次结构
1.1 “县治-墟镇-乡村”三级体系向“都市-县城-墟镇-乡村”多层级城乡体系转变
在社会关系层面，侨乡与海外社会藉由移民、经济、社团等类型网络发生联系；就空间关系而言，由于跨国界限的客观存在，侨乡与海外侨居地之间日益频繁的人口、资金、物资等社会资源的流动转移，需经由层层递进、密切联系的空间路径来实现。多层次的社会联系促成聚落整合及空间结构的复杂化演变。
明清时期，县以下的行政体系推行堡甲制度，聚落体系为县治-墟镇-村落三级，长期未有根本变化。港口型大都市崛起和墟镇大量出现，是清末民国初年广东侨乡现代城乡体系建立的重要特征。香港、广州、汕头三大都市，对外直接面向海外，对内与各级城、镇、村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使之互为链接，纳入广阔的世界性资源网络体系之中。国内与海外，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日益广泛和频繁，“都市-县城-墟镇-乡村”多层级的城乡空间体系形成。
1.2 经济联系带动整合城乡关系
国内与海外社会的移民、经济、资讯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包括移民的输出与回流、侨汇资金的汇兑、海内外资讯的互通等等，正是藉由各种有形、无形的路径，在空间维度构建起乡村、墟镇、城市以及海外侨居地的双向次第连接，区域内整合程度不断增强，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空间网络。中心城市和广大墟镇是城乡空间发展的关键，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辐射作用。
侨乡社会形成以后，源源不断的侨汇资金是维系并推动侨乡社会发展的经济命脉。侨汇由海外进入国内，多经香港转汇。香港是当时广东侨汇的重要枢纽和最大的汇兑中心，系美洲、东南亚海外侨汇与广东各地区之间的重要转汇地，而广州、汕头作为当时广东最重要的两大港口型都市，在全国七大港口之列，分别成为广府侨乡地区和粤东侨乡地区（含潮汕、兴梅客家地区）的区域性都市中心，周边的地方城镇是联系乡村聚落的次级中心。三个大型都市是广东省近代侨汇资金流动的关键节点：侨汇主要由香港转至广州、汕头，再分别汇至广府和粤东潮客地区的各级县市、乡村（表1）。在侨汇高峰时期，仅1930年1年内由美国寄往香港的侨汇已多达119300000美元，这些侨汇相当一部分转至广府地区。[3]
比较而言，县市城镇尤其是墟镇对其周边村落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近代广府地区墟镇数量大幅增加，城镇化程度最高。据诸史统计，光绪年间广东墟市发展到1635个，为明代3.7倍。广州府所在珠江三角洲最为集中，占全省墟市四分之一左右；粤北和粤东北墟市少而分散，发展不平衡。[4]据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编修的《新宁县志》记录，全县墟镇53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编修的《新宁县志》记录，增至 77个，发展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仅台山墟市就已超过100个。[5]在多层级城乡空间体系下，侨乡墟镇发展的特点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墟镇设固定店铺，成为乡村农产品外销输出和城市商品输入的中转地；墟镇分布密度大，服务半径缩小，如江门的新会、台山主要墟镇的平均服务半径在2-3公里左右。可见墟镇的发展增加带动了区域建设，实现了区域整合。
2 侨乡聚落的节点多样化
移民网络、经济网络（含金融网络、商贸网络等）、资讯网络、社团网络（含宗亲社团网络、宗教社团网络、行业社团网络等）等是近代侨乡主要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国内侨乡网络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形成双向互动的网络路径。对应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表现在城市、村镇空间，即出现多样功能的建筑，成为空间节点。
2.1 作为移民网络主要节点的旅店建筑
旅店建筑以广州、汕头两城市最为集中。因二地分别是粤中广府和粤东潮客华侨往返国内的必经之地，其次是地方城镇，如江门五邑、梅县、潮安等地。
广州市的酒店业，以五邑籍美国华侨投资的居多，如1927年开业的新亚大酒店，1932年开业的新华大酒店，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等（图1）。在30年代中期，长堤及西濠口一带酒店林立，成为集中接待过往华侨的主要地方。这些酒店设施先进，建筑规模庞大。爱群大厦更是被誉为“开广州建筑的新纪元”和“南中国建筑之冠”。五邑地区也曾兴建一些中大型酒店建筑，如江门新亚酒店，采用了风行侨乡的西化建筑语言，首层骑楼，顶层为穹顶式塔楼，入口设双柱及拱券装饰。
汕头市内旅店可分为酒店、客栈和旅馆三种，酒店如商平路乐天酒店、小公园中央酒店、永平路四海酒店和永平酒店、居平路中原酒店、外马路卧龙酒店等，规模较大，住宿条件好，以洋人居多。客栈和旅馆，住宿条件次之，以至平路下段最多。客栈多为潮汕人经营，且专营过往华侨客人，旅馆多为客家人经营，兼顾华侨以外的旅客生意。
这些酒店建筑的侨资背景，洋化的建筑形式及其在华侨群体中广为传诵的口碑名声，使其建立起联系侨乡与海外的关系网络，不仅为往返国内与海外的华侨提供食宿便利，有时还兼营侨汇、交通购票业务，在移民网络的运转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作为经济、资讯网络主要节点的银号、侨批馆、邮局、银行等
银号、侨批馆等场所是经营侨汇资金汇兑业务的主要节点。在近代广东，广府、潮汕、梅州三个侨乡地区经营侨汇业务的机构在名称、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上有所差别。
侨汇资金多与家书信笺合并一同递送，在广府地区人们称之为“银信”，潮汕和客家地区则称为“侨批”。侨汇业务并不仅仅限于资金汇兑，还同时伴随着书信资讯往来。广府地区，参与华侨银信递送业务的机构主要有香港金山庄与内地的银号、商号、邮政机构、银行。广府华侨集中分布的北美洲、澳洲，距离遥远，难以依赖水客实现银信的高效转递，而在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新式金融机构完善，所以银行在广府地区的侨汇中起着主要作用，分布于城镇，形成金融汇兑网，银号、邮局和水客作为补充，在银行未有分布的墟镇和乡村发挥作用；潮汕、客家地区在二战前金融机构寥寥无几，国内外银行在侨汇中作用有限，主要依赖批局、商行和水客，银行直到战后才逐步发挥作用。[3]
在一些侨眷及侨汇业务集中量大的地区，侨批馆分布于墟镇或乡村内部。因此除传统的宗祠建筑外，经营侨批的批馆建筑，成为乡村聚落的又一中心标志建筑，凸显重要的经济地位，澄海隆都镇仙地头村南面辟建的明德家塾是许福成批局开设在当地的侨批馆，该批局由许若明、许若德兄弟在暹罗（泰国）开办（图2）。建筑名号及建筑的从厝式形制格局与近代潮汕侨乡村落的大型民居形制相仿，除居住功能之外，明德家塾更是辐射乡里，处理侨汇的中心，是当地侨眷联系汕头、香港和南洋地区的重要节点。近代普宁的9家侨批业商号，包括流沙墟永昌盛、永昌利，泥沟村永兴盛、许和和，华溪村陈裕光，塘村吴财合，梅林墟赖瑞通、官民益，云落墟郑锦发，均在墟镇或村落内设馆，其中最早的和合祥（后分为永兴盛和许和和两家），就分别在泰国曼谷、香港、汕头及泥沟村设有批馆。
类似将银号设置于乡村内部的现象在广府侨乡罕见，究其原因，其一，潮汕侨批经营业务与新式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不同，更主要依赖于家族网络。经营者通过自身的宗亲、地缘关系进入乡村开展业务十分便利；其二，广府一带墟镇分布密度高，辐射半径小，与乡村联系便捷，因而汇兑机构一般设置于墟镇足以顾及周边村落。
侨汇往来直接关系家庭生活境况，华侨家庭倍加重视。因而，分布于广大侨乡村落、墟镇的侨汇汇兑场所，在经济、资讯的往来流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成为这些聚落空间经济活动的中心节点，其建筑形象突出，是侨眷家庭物质和精神的寄托。
2.3 作为商贸网络主要节点的商铺
侨乡地区商贸的繁荣与侨资关系密切。一方面是侨汇支持侨眷消费，刺激侨乡市场的繁荣，吸引大量粮食、物资等洋货进口；另一方面则是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大量土特产品从侨乡内地经由港口出口国外。在侨乡城市、墟镇大量出现规模不等的商业街区，并成为联系海内外商贸网络的空间节点。
商业店铺及街区主要有商贸转运和商业消费等功能类型，因而其分布多为交通通达便利之地，以连接商贸网络，充分实现商品资源和消费人群的流动。
作为侨乡形成期的重要的商贸物资的周转集散地，粤东侨乡繁荣商贸网络之重要节点，潮汕地区澄海县的樟林古港是典型代表。樟林是清康熙至咸丰年间潮汕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潮梅所属各县民众出海南下的港口。当地著名的陈黉利家族、金财合家族等，最初都由此乘红头船过番。樟林埠全盛时期有八街六社，既是南北、海内外货物的运输集散地，又是潮汕海上贸易的枢纽，史称粤东通洋总汇。由于海运业、商贸活动繁荣，清嘉庆七年（1802年）增建新兴街，全长187.3米，共有货栈54间，每间面宽约5米，进深约16米。另有观海楼（永定楼）一座，码头一处。[6]以新兴街为代表的樟林埠商业街墟，直到汕头开埠以后才逐渐衰弱，货栈、铺面建筑留存至今，成为侨乡商贸历史的见证。
商业消费型的侨乡墟镇、城市更为普遍。在侨乡所属各城市、邑县、墟镇，侨汇充实时期各类海外舶来品充斥商店，包括各类生活用品、建筑材料，还有汽水、咖啡之类的新鲜消费品，林林总总，玲琅满目。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在华侨注资推动下，汕头市“四安-镇邦”，“四永一升平”和小公园三大商业网形成。大小店铺、酒店茶楼林立，永平酒楼、南生公司等大型商业建筑一度成为城市建设的标志（图3）。
城、镇成为侨乡聚落群的各级经济中心。骑楼是侨乡城镇主要的建筑形式，线性集中分布，充分符合商业活动的需求，并产生聚集效应。近代广东侨乡的各级城镇乡村，以骑楼建筑形成的商业街为节点，联系国内外的城市、乡村，形成了繁荣的、高密度的商贸网络。
2.4 作为新式社团网络（宗教性）主要节点的教堂
乡间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并无严格的团体组织，只是一种具有地缘关系基础的民俗活动，而基督教在侨乡传播，则与教会团体关系密切。
广府华侨及侨乡群众与笃信基督教的美洲国家联系密切，一些华侨还主动回乡创建教堂。在江门台山的台城，1890年，旅美台山籍华侨赵子良将西方基督教传入台城；1906年，华侨捐建了台城第一座哥特式宗教建筑台城礼拜堂；1926年，旅美华侨集资兴建了耶稣圣心堂，将天主教传入台城。[5]江门开平在建国前有26间教堂（另有3间信息记录不明确者），多为海外华侨创建，分布于多个墟镇：三埠镇新昌的天主教堂，赤坎的对洁会礼拜堂（龙背教堂），蚬冈墟和赤水墟的中华基督教福音堂，三埠镇新昌和荻海的中华基督教礼拜堂等。
侨乡教会建筑的出现带来新的建筑风貌，而宗教社团的影响力，还会吸引信众聚集居住，带动一个城镇区域的发展。广州东山的开发就与清末民初教会的传播有关。基督教美国南方浸信会外国传道部（简称美南西差会）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897年）在七星岗顶建造教堂、培道女子学校、传道士住宅，在木棉岗建造东山神道学校（后迁往寺贝通津）。同年由浸信会华人教徒和海外华侨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创办的培正书院也从广州城内迁入东山。[7]受此影响，早期定居东山的归侨、侨眷多为基督教徒。如纽约赖神浸信会（华人教会）的信徒冼锡鸿定居东山后，凭藉其在侨界信徒中的影响，吸引众多华侨落户于此。
在潮汕及客家侨乡地区也有不少案例。如潮安县庵埠镇，商业繁荣，集中了天后宫、佛教寺院、天主教、基督教教堂等多处场所，影响周边村落。在梅县水车镇某侨乡村落，村内某一房派族人笃信基督教，村外镇上的教堂成为该房派信众参加基督教宗教团体，进行信仰活动的重要场所。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教会社团及其教堂建筑则以其宗教吸引力，成为其活动的中心。
3 侨乡聚落形成多重性的内在空间关系
从构成空间网络关系的点、线、面要素来看，一方面，空间节点具有多重功能，链接多重社会关系网络。遍布于侨乡地区的银号、批馆、银行、邮局、会馆、商店、旅店、祠堂、宗教建筑，关联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些建筑节点的功能属性往往是多重的，符合当时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化的现实情况。如侨汇业务的递送网络，涉及银号、批馆、银行、邮局、商店乃至旅社进行协作，是由于侨汇业务空间跨度太大，几乎没有独家店面可以单独完成递送任务。建国前梅县地区各县正式挂牌的侨批局有59家，此外，没有正式登记挂牌而实际兼营的也有不少，[8]大部分的钱庄、银庄也经营侨汇业务，一些客栈、旅馆的经营者，本身就是水客出身，因此会同时兼营侨汇、船票代购业务。可见当时侨乡的实业家，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拓展经营业务，充分发挥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多重联系作用。
另一方面，多重社会关系通过多重形式的空间路径实现链接。侨乡社会关系网络多重交织和叠加，对应于聚落空间，表现为通过多重形式的线状要素――交通路径，实现了侨乡聚落内部点状要素空间节点的链接，进而在更大范围实现了侨乡聚落之间的空间联系。
侨乡地区聚落群分布区域的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由线性特征向网络特征演变的复杂化趋势。主要是由于侨资注入，近代广东侨乡地区交通建设力度加大，不仅侨乡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通达快捷，而且水路、公路、铁路多类型交通形式形成互补、互联的交通网络，聚落沿交通路径密集分布，形成空间网络。如华侨投资兴建了潮汕铁路和新宁铁路，新宁铁路沿线设站多达46个，加之多条公路贯通，台山县境内北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出现大量墟市。可见，在侨资引领的侨乡建设背景下，节点和路径所控制的区域形成空间网络系统，实现了由简到繁的结构演进。
总之，近代广东侨乡在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下，聚落空间形成高整合度的“都市-县城-墟镇-乡村”多层级城乡体系，是侨乡与海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深刻互动的结果，对应于移民网络、经济网络、资讯网络、社团、宗教网络等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旅店、银号、侨批馆、商铺、教堂等建筑出现并成为聚落空间节点，这些具有多重功能属性的建筑关联多重关系网络，反映侨乡社会关系网络多重叠加、交织的关联情况。
（注：历史上广东省行政区划曾多次调整，本文研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广东省的广府、潮汕及客家三大汉族民系侨乡地区，未涉及1988年划出设省的“海南行政区”。）
参考文献：
[1] 李晓峰.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20.
[2] 郑一省.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1）： 35-45.
[3] 林家劲.近代广东侨汇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4] 广东历史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广东历史地图集[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147-148.
[5] 何舸.台山近代城乡建设发展研究（1854―1941）[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2009.
[6] 张清秀.澄海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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