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思想与新的物理课程改革要求是一致的．在即将颁布的高中物理新课程标准中，课程培养目标为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学习模式．对物理知识以外的因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体现了物理教学中学生的人本因素．由此可见，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以学生主体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将正式进入到教学过程中来．
一、学习动机的激发
人本主义学习论的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人类具有学习的自然倾向或学习的内在潜能，教学的任务就是创设一种有利于学生学习潜能发挥的情境，使学生的学习潜能得到发挥．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来源于发展个人素质的强烈愿望、物理现象和实验的吸引、弄懂物理现象产生原因的探求、通过高考和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理想等，在上述因素中，认知内趋力的因素对物理课堂教学影响明显．教师是采用外部强化去控制学生，还是采取一些方法去吸引学生对物理现象本身的注意，效果明显不同．课堂教学中越来越重视物理情境的创设，就是这个道理．
人本主义学习论注重学生自身的体验，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改变讲述、演示、推导等一人包办的做法，给学生以更多的参与机会．从物理现象的感知，表象的建立，到物理概念的形成和规律的掌握，应创造条件让学生通过观察、阅读、实验操作等发现问题．通过分析、思考提出假设，再通过推理、演算寻找结论．在上述过程的体验中，学生亲历了知识的构建，获得了成功的喜悦．在这种反复的“探究──快乐”体会中，学习动机得到强化，物理兴趣逐渐形成．
二、学习内容的加工
罗杰斯认为，只有当学生正确地了解到所学内容的价值或用处时，学习才成为最好的、最有效的学习．新版的初中物理教材，已对知识内容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在高中教学中，老师利用各种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对知识内容进行灵活调整，将极大地改变目前教学中事倍功半的状况，取得满意的效果．
1．密切传统知识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关注生活中的物理
高中物理所涉及的经典物理概念和规律，都是前人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实验而抽象概括出来的．在教学中，老师应设法将教材中脱离了实践的抽象概念还原到学生的生活中去，让学生切身感受物理与生活的息息相关．在生活中巩固知识，加深概念、规律的理解．“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应当成为物理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习题教学是最容易脱离生活的环节，许多学生，甚至老师都错误地认为习题课就是做题、讲题．学生耐着性子一路做下去，最后甚至都忘了基本的概念、规律，只剩下满脑子的公式和符号．高效的习题课应该回归学生的生活．同样的题目，可以用传统的抽象、空洞的物理情景作载体，可以直接给出恰巧的数据，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体验，甚至亲自测量获得数据作已知条件．两种做法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据报道，湖北有一所中学，校门正对一段下坡路，下坡路尽头则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在校门口竖起一块“禁止骑车下行”的牌子，但屡禁不止．后来，一位物理老师在“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习题课前，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带领所任班级学生实际测量了这段下坡路的长度、高差、摩擦因数等数据，课上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推算骑车下坡滑行的加速度、由静止下坡到坡底的速度、有一定初速度时到达坡底的速度等，再结合对面马路上车辆的正常行驶速度、司机反应时间等估算刹车距离，不仅使学生巩固了牛顿运动定律及运动学的基本知识，而且让学生通过实际测算对骑车下坡的危险性有了切身体会．有人可能担心，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正常的物理教学，这种担心正是立足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的．我们说，在新的教学理念中，类似的情况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即便不能事必躬行，至少应建立起物理知识与学生生活的广泛联系．
2．重书本知识向当代科技的延伸，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高中学生已有了一定的认知基础，对尖端的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神秘感和强烈的好奇心．细心归纳一下，许多现代科技知识在高中物理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现代航天技术以匀速圆周运动和万有引力为理论基础；低温物理对应热学知识；通讯电子技术对应电磁振荡、电磁波；光电技术、激光对应光的本性；计算机对应半导体；核武器、贫铀炸弹对应原子物理等．在教学中适当加入相应尖端科技的介绍，不仅消除了学生内心的神秘感，而且能激起强烈的求知欲，泛化为学习当前知识的动机．
三、学习方法的掌握
罗杰斯认为，最有用的学习是学会如何进行学习．“只有学会如何学习和学会如何适应变化的人，只有意识到没有任何可靠的知识，唯有寻求知识的过程才是可靠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现代世界中变化是唯一可以作为确立教育目标的依据，这种变化取决于过程而不取决于静止的知识．”很多有意义的知识或经验不是从现成的知识中学到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获得的．学生通过实际参加学习活动，进行自我发现、自我评价和自我创造，从而获得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知识．与此同时，在上述过程中，学生同时获得了如何进行学习的方法和经验，这些方法和经验又可以运用到以后的学习中去，从而导致对各种经验的不断感受及对变化的耐受性．
物理方法是物理学发展中的灵魂，高中教学中方法是从知识学习到能力发展之间的中间环节，是沟通知识和能力的桥梁．掌握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学生学会学习的前提．在实际学习中，物理方法的学习不如知识学习那样明确，因为方法是以分散的形式隐蔽在知识表述之中的．为克服这种困难，一方面学生要自觉地挖掘教材中的方法论因素并努力加以掌握，另一方面则需要老师对重要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
例如理想化方法、控制变量方法等．这些方法是在物理知识的学习中逐渐形成的，一般在学习进行到适当阶段时正式提出，在后续学习中不断运用．高中物理中，理想化方法的提出过程是这样的：在“力”一章中通过光滑斜面、轻杆、轻绳等渗透理想化思想，在“物体的运动”一章正确运用理想化方法引入物理模型──质点．然后在后续学习中出现了理想化方法的大量应用实例，如简谐运动、简谐波、理想气体、点电荷、匀强电场、匀强磁场、光线等概念模型以及匀速直线运动、匀速圆周运动、弹性碰撞、机械能守恒过程等物理过程模型．控制变量法的提出与之类似，在牛顿第二定律的得出过程中第一次正式接触控制变量法，随后在单摆振动规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部分电路欧姆定律的得出过程中强化和应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生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6-0126-02
一、加强大学生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健全的、和谐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应该从科学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来抓。科学精神指导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事，人文精神让我们修身修德，使我们懂得哪些事情是否该做。它们是互补的，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人们急于追赶所谓的现代文明，同时加之市场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人们对功利的巨大渴求，导致了人文教育的缺失。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专业教育，培养的是具有某种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专门人才，把掌握科技知识当成教育的唯一目的，人文素质教育没有得到重视。
社会的进步，不仅仅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还需要加强素质的培养和人文关怀。只重视科技的掌握，忽视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种教育模式必然会导致人格追求和社会责任的缺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发展的失衡不仅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学生对于人文知识的冷漠和急功近利，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社会等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教育者认真的思考和足够的警觉。高等教育必须改变目前只重视专业技能、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模式，否则，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大教授钱理群）。这种人文教育的缺失，已经使我们开始付出代价。因此，作为大学人一定要重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重视对大学生人文关怀的倾注。
二、“马原”课与人文关怀的内在契合
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既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要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广义上的人文关怀就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发展。而“马原”恰好体现了这种人文关怀：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对超越个体的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等。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发展人性、完善人格的教育，教育学生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自身信仰、理想、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问题。“马原”在向大学生提供人文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满足他们锻造思想、塑造人格的需要的功能，可以使大学生通过哲学思考，探究超越现实功利的人生理想和信仰，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人生的意义，获得人生的智慧，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并形成影响其一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为人的哲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是紧密联系的，和人文关怀是有内在契合性的。
三、“马原”课教学中倾注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一）转变教学观念，重视“马原”课人文关怀的功能
在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有失落、迷茫的时候，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如此。在大学生的人文知识结构中，“马原”课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马原”课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理想追求和道德意识等。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长时间以来我们不能讲人文关怀的教育功能进行很好的发挥。
当前的“马原”课教学偏向突出“马原”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色彩，只强调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能，导致的结果是使这门课远离尘世，远离学生最为真实的人生、生活和生命，忽视了课程自身的丰富性和人文性，忽视了对学生应有的人文关怀。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教育者应努力挖掘“马原”自身的人文性，把人文关怀倾注到教学过程中，把人文关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的亲切感和认可度，为迷途的生命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参考和指导。“马原”课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去审视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站在理性思维高度，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批判。学会辩证地理性思维，就能够站得高望得远，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更有意义。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充分挖掘、发挥“原理”课应有的人文关怀功能。
（二）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人文关怀的一个根本体现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以学生为本，就是以学生为根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利益，尊重学生的选择。“不把学生看成接受教育的客体，而应把学生当成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教育工作者也不应该把自己看作高高在上的传授者，而是带领学生共同探讨问题的引导者。引导学生不“唯上”、不“唯师”、不“唯书”，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且善于听取学生的观点和意见。
只有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才能使学生获得自我发展的持久动力。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就要想学生之所想，教学生之所需。教学的切入点应是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和迫切需要理解、解答的问题，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联系学生思想与心理的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教育贯彻到学生学习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学生切实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人文关怀的思想，促进学生将学习到的理论能够有效地应用在分析与解决现实问题上。如果课堂讲授与学生实际相分离，就会导致大学生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上的偏差。因此，在理论教学中必须把握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新动态，并及时回应这些新动态，及时解释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这样才能解决因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带给学生的迷茫与困惑，避免理论教育的盲点。
（三）把“马原”课和人生教育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对宏大的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并不排斥人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超越，其内在精神依然是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生的关注。“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大写的人”，更多的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怀，对罪恶社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关于人的哲学有利于学生反思自己的人生，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哲学思考，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正确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马原”课教学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相传，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僵化的物质世界和纯粹功利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体会到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美好，引导学生的生命走向完整、和谐的境界，保证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并且促使人生的价值得以充分显现。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形成对生命、生活以及人生的真正价值的一种正确理解；培养学生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的责任心。如何避免在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中保持自己生命的一片天地，如何将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地贯彻到底，这些我们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找到启示或者答案。
（四）提高“马原”课教师的人文素养
教师的人文素养越高，其榜样作用就越强。教师自身要具备高雅的审美情趣、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修养、博大的爱国情怀。这样的教师可以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从教师的传授过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从教师的言行中获得一份人生的智慧和勇气，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执着的追求，一种崇高人格魅力的内在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充分挖掘、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人文关怀功能，不仅有利于丰富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增强其实效性，同时有助于大学生丰富其涵养，陶冶其情操，健全其人格，培养其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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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出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所以，正确处理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
一、精神文明理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当然，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这就要重视各个层次的文学理论建设。根据目前我国文艺学的状况，可以大概分为三个层次:普通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它们之间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普通文艺学，或者称为一般文艺学，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所具有共同性的一切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概括。这些概括应该能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和地域、所有文化的文学，能够解释这些不同文学的具体的现象。这是第一个层次的文学理论，也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最概括的文学理论。
文艺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虽然近年来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一派自有其产生的理由和基础，但一个学科如不解决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问题，则这一学科在实际上就不能确立。童庆炳先生在一次对话中说:“陶东风说我的教材定义太多，是有‘本质主义’的倾向认为只要介绍几种观念，无须概括;只要描述性，不需判断。但是陶东风自己在编写教材时，认为最后还是要给文学下定义。”这件事很有趣也很能说明问题。就文艺学来说，只有确定了文学的本质，才能确定文学的边界，并确定由本质所决定的文学的价值评价体系。
凡事物都是有本质的，但事物也都是历史的、活动的，因此事物的本质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东西，总是在不断的演变中。文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文艺学是研究一切文学现象的规律的学科，是人类对文学现象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同样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认识的能力、局限和模式，因此，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超越时代的局限发展着。文学理论也总是在发展着。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相对固定的，而在学术史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变动的。我们现在建立的普通文艺学，应该在现阶段对于文学认识的最高水平上。
至于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学的定义，应该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文学理论。在1985年以前，文学被定义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1985年以后，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都将文学定义为“审美的反映”或“审美意识形态”。其实，后者只是对前者的修补，其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特征问题。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特征呢，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不能动摇和不能迁就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有学者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说就是一条颠覆不了的带普遍性的规律。因为这一结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尽管认知反映与艺术反映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不同意这一点或是反对这一点，认为文艺是‘意志’的外化，是生命盲目冲动的结果，是满足欲念的‘白日梦’，是‘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等，都不能归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列。”
但是文学反映论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与理论中，也有诸多问题和弊端。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针对以前几十年来所通行的文学反映论体系的不足才提出的，否则完全没必要重建。审美意识形态就是审美反映论，因为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根本的实质还是反映，并没有跳出反映论的模式。
也有学者提出生产论，但生产论只是一个基础或出发点，难以涵盖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如文学发表和文学欣赏的具体的细微的特性及规律。
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把文艺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础上。但也有人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根据的，是年轻马克思的作品，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所谓的人学，也同样过于抽象，与文学发表、文学鉴赏等规律以及具体细微的文学现象少有直接的关系。
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要确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哪部分理论的基础上。上述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分别成为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然而，不管怎样，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实践观。因而，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几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这就是:一、唯物主义的;二、文艺学的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上;三、实践性，发表文学艺术的发表实践，并把文艺与革命斗争、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第二个问题，是理论资源的鉴别和使用。
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束后，理论界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深层的涵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在我国多年来的理解、阐释和执行中被歪曲了。回到马克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很多学者指出，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论著或言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问题。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为建立文学理论、美学以及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理论依据，是否具有合法性，这在学界是有分歧的。在此之前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是否属于马克主义呢?具体说，马克思的哪些言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而哪些不是?这些问题都有必要在学术界经过讨论得到统一认识。
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西马，只是一个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地域性的概念，即在地理位置处于中国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现代西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笼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很多学派，各派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笼统地称为西马，既没有科学性，也缺乏规定性。当然，西马各派也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
简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单纯注重吸收当代最新文化意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与传统，主要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继承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文艺学的唯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各种唯心主义杂糅起来。如结构主义学派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原理，不承认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各不相同的社会实践领域即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科学实践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结构。其次是实践性问题，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脱离革命斗争和政治实践的（除了创始人卢卡契、葛兰西等）;在文学方面，也仅仅是在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基本上没有在这一理论发表下的文学发表实践。这些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③。因此，我国在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时，对于西马理论资源的鉴别和使用，应该格外慎重。
第三个层次的文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其实，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就是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就是60年代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但是，这些文学理论中的中国特色，是偏重与当时中国社会的革命、政治、制度的特色，而对于中国文学的艺术、文化特色，则少有总结。因此，以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中的很多艺术现象，就难有自圆其说的解释。同时，由此产生的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的模式，也与中国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有隔膜之感。如过多地强调政治性而忽视艺术性，强调文学在社会活动层面的作用而忽视个人精神层面的作用，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套用，研究和撰写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性、艺术性及作家作品影响的“五段式”的写作等等。
如果重视各个层次的文学理论的建设，那么，这些属于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内容，应该在第二个层次的文学理论中解决，也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解决。因此，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更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应该是中国文学的艺术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以及语言文字的特色。以前的文学理论，在艺术性方面，虽然有些用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来举例说明，还不能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只能说是用中国文学中的现象来解释。现论的观念，例子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任何立论都可以找到例子来支持，不管是多么特殊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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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传承,特别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发扬,随后被流行于整个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所强化,成为一直主导世界文论潮流的强势文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一切伪科学的、非人性的、非历史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清醒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鉴别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判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三、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
应当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是产生文艺思想的源泉和推动文艺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是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恩格斯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经典性定义是从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观察和评论文艺是从歌德等人的创作和作品中抽取出来的。同理,没有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决不会有列宁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壮,1995)的着名论述。列宁的以反映论为主导的文艺思想同样是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创作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的、首要的、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倡导和注重变革世界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的伟大使命和根本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极其重要性,甚至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舆论的和精神的批判对改造旧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反对用舆论的精神的批判取代对社会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他们认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能否依靠“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作为区别“新人”与“旧人”的根本标志。他们祈盼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世界的一代新人。一切舆论的精神的思想的批判,都不能最终地实际地有效地改变人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必须使先进的思想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感性实现,变成物化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同前注,121页)一切优秀的文艺和先进的文论,都应当为改变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人的意识和思想只有影响、引导、推动、激励和鼓舞群众参与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活动,才有实际的意义。西方文论多半停留在舆论层面,诸如“语言革命”、“词句革命”、“符号革命”、“解构革命”、“本能革命”,乃至一些空泛的“文化批判”,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把重大严峻的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领域,这必然使对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语境的批判受到局限。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主要徘徊和漫游于语言王国,带有明显的脱离历史和躲避现实的缺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
【关 键 词】詹明信/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时代解读；创新和发展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中共中央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理论界更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归结起来，主要有“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两种观点，或者说，提出了两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径。“文本解读”路径有“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的提法，力图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精神，并以此为出发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时代解读”路径则力图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本质的研究，把握时代精神，“让马克思走入当代”，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关于“文本解读”
学界同仁大都认为，“文本”即指马克思的文本，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列宁的文本，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更不包括在内。但是，对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也有一个重新解读的问题，而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则更应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出于马克思的思想与其他经典作家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别的缘故，人们往往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作家的文本避而不谈。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其本真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由于其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别，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以及阐述的重点或侧重点不同，等等，而导致其表现形态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们的理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解放服务的；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于“改变世界”，“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而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和扬弃“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文本解读”的“文本”不应只是马克思的文本，也应包括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构件，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更何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最具直接指导作用的应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因此，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决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结论，而应超越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别而把握其本真精神。这样来理解“文本”，“文本解读”的难度固然是增大了，但却可以减少些“解读”的片面性。
二、“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关系
“时代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要立足于时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只有立足于时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时代解读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当今时代的解读，即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的解读；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形成时的时代解读。而理论界对时代解读的理解主要是第一层含义。实际上，时代解读的第二层含义也不可缺少。如果说，时代解读的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立足点的话，那么，时代解读的第二层含义，则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真精神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解读文本的目的，就其直接意义上说，无非是还文本的本来面目。但任何文本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既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解读他们的文本，就必须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时代本质。列宁所处的时代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所处的时代不同于列宁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与所处的时代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如果不去解读他们所处的时代，就不能真正把握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可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也必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目的，无非是从中判断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研究的对错得失，从而从中揭示出有益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思想资源。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资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往往都依据本派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因而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对其进行时代解读就显得更加必要。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对其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出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本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07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一是理论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一门课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三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本文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谈谈学界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几个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称谓有多种。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先后称过“马列主义普遍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此后，在党的文献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称谓被继承下来，得到了普遍使用。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有哪些?由于切入的视角各异，理论界给出了众多的答案，可将这些答案归纳成以下六种观点：
一是实践检验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管用，只有能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学者就指出，“基本原理”是相对于个别性的结论或理论判断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的科学理论。也有的学者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所面临着的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实际，指出了邓小平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如何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归纳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r2’
二是层次论。持层次论的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有层次的，而这种层次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所决定的。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而且还应包括用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概括。因此，基本原理是有层次的。可以把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基本原理的第一层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普遍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二层次的基本原理。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三层次的基本原理。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得再具体一点，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价值观，方法论主要是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
三是整体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概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涵的学者亦较多。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之所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因有二：第一，对于揭示的对象而言具有普遍性。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学科特点，但它们又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整体，彼此从理论上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因此可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有的学者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而，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其一，物质的观点；其二，世界是以辩证的方式存在的观点；其三，人的认识是一种能动反映的观点；其四，生产劳动的观点，或更进一步抽象为社会实践的观点；其五，群众史观；其六，社会进步论和人类解放论。
四是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论。有学者从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角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内涵。该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由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确立的科学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包含的几个主要观点有：纷繁的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四大要素组成；生产力是社会一切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生产力)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社会革命推进下，依次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四个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
五是价值、原则论。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原则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持该观点的学者说，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实践观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要义，坚持这三个要义的有机统一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有学者指出，无论包含多少理论上的探索、论证乃至发展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它自己并且始终不变的根本原则，其实就是这两条：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如果想找到一种最简单明确的表述，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两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为了人民!”
六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指出，立场就是看问题、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立场有真理f生和价值性两个维度，即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则包括以下内容：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观点；世界是以辩证的方式存在的观点；人的认识是一种能动反映的观点；生产劳动的观点；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指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所获得的或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具体运用。这些方法主要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发现、检验、坚持和发展真理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二、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理论界为什么兴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热潮，除了因为2005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5个二级学科之一以彰显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外，学者们还从以
下几个方面给出了答案：
一是总结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需要。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成为了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其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成为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首要成果。有学者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十条宝贵经验的第一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时，将这条道路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有学者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浴血奋斗的历史经验，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宝贵经验。
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要素、细胞形式。也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或是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原理或者说基本思想。它决定该学说的本质和学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当然包括自己特有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和最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的理论支撑。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所在。理解、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须要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身很难硬性规定。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难硬性规定。因而，有学者指出，基本原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的规定，即它适用范围的有效性问题，而不是量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确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数量，指定只有哪几条是基本原理。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我们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从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中发现新的基本原理，也有些过去被错误认为是基本原理的东西，实践证明并不具有普遍性。普遍原理同样是发展的、变化的。这就是说，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会随之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固定”，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进行创新。
四是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能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该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究竟包含几条?内容又有哪些呢?对于搞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这个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我们应该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我们应该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考。有学者就从教条主义错误引起的危害方面，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该学者认为，如果分不清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应该坚持的不坚持，这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犯大错误；反之，不该坚持的去盲目坚持，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实践带来危害。
三、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肩负起的重要责任。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把握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实现发展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掌握住了这一精神实质，并指出了在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学者就指出，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原理及其发展史中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筛选，从中提炼出一些最基本的范畴，将其提升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范畴。其次要制定新的范畴。该学者在文章中还提出，为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构成的科学体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解读和理论创新，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加以考量，并注意划清一些基本界限，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创造性运用。还有学者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实践的产物必须在实践中发展，不允许人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观点认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理论工作者必须坚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在真信、真学、真懂和真用上下功夫；必须确立良好的学风，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处理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的学习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仅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而且要联系自己的主观实际；还要高度重视理论普及工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合起来。如何结合?有学者认为，这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结合和双向互动，让中国的同志解决中国的问题。
总而言之，“凡是摒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以各种方式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在研究中要注意一些问题。较多的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为了从整体上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实现其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理论武装人民、服务人民。三是区分理论基础与具体方针政策。四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也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在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该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方法论上：要注意区分层次。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原理”、“基本原理”的。我们讲基本原理，首先，要明确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原理，还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一部分的原理，或是某一部分原理中的重要理论观点?只有范围明确，才能确定其基本原理的内容。同时，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从哪个层次说，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普遍的，而它的运用则是特殊的，因此不能用
特殊情况去判定其固有的普遍原理的正确或错误。
此外，有的学者从其它角度指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要把握的几个原则：遵循坚持与发展统一的原则；遵循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坚持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原则；坚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四、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界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几个问题上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但上述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有不足的地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立足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不够重视。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发展、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动力和源泉。但这并不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中，可以“随心所欲”、毫无根据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不能以实践的名义凭空捏造出几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有其固有的理论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离开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失去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基本原理蕴藏在马克思主义文本里，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近年来，理论界围绕着“回到马克思”的话题，兴起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热”。例如，理论界在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三大手稿等文本中，就产生了一大批有助于被吸收、可作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成果。它告诉我们“二手”、“三手”、乃至“多手”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会遭遇解释学的“问题视域”，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要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的过程中，“让马克思主义走入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
但即使如此，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仅仅是“回到经典作家”是不够的，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后继者、传播者的文本。包括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乃至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都是需要“回到”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此外，对文本的研究，要能坚持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展开马克思主义文本史、发展史、传播史、文献史、专题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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